每日一章《孟子》。
公元前四世纪，一个叫陈代的年轻人在孟子的门下读书。他看着老师一天天老去，却始终不肯主动去见那些诸侯，心里着急。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老师，您先受点委屈，将来才能做大事。”
孟子的回答，却让这个“聪明的建议”彻底站不住脚。
陈代曰：“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 孟子曰：“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 良曰：‘请复之。’ 强而后可，一朝而获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 简子曰：‘我使掌与女乘。’ 谓王良。良不可，曰：‘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子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御者且羞与射者比；比而得禽shou，虽若丘陵，弗为也。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且子过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陈代说：“不去谒见诸侯，好像太拘泥于小节了；现在去谒见一次，往大处说可以让国君实行王道、称王天下，往小处说可以称霸诸侯。况且《志》上说：‘屈一尺而伸一寻。’似乎可以去做。”
孟子说：“从前齐景公打猎，用旌旗召唤管理山泽的虞人，虞人不来，齐景公要杀他。志士不怕弃尸山沟，勇士不怕丢掉头颅。孔子称赞他哪一点呢？称赞的是：不合乎召唤他的礼数，他就不去。如果不等到召唤就自己前去，那算什么呢？”
“再说所谓‘屈一尺而伸一寻’，是从利益上说的。如果只从利益上说，那么‘屈一寻而伸一尺’只要有利，也可以做吗？
从前赵简子让王良给嬖奚驾车，整天打不到一只禽兽。嬖奚回报说：‘这是天下最差的车夫。’
有人把这话告诉王良。王良说：‘请让我再试一次。’
嬖奚勉强同意，一个早上就打到十只禽兽。嬖奚回报说：‘这是天下最好的车夫。’
赵简子说：‘我让他专门给你驾车。’
并把这话告诉王良。王良不肯，说：‘我替他按规矩驾车，整天打不到一只；替他投机取巧地驾车，一个早上打到十只。《诗经》说：驾车不失法度，放箭就能射中。我不习惯给小人驾车，请允许我辞掉。’
驾车的人尚且羞于和射猎的人合作；即使合作后猎获的禽兽堆积如山，也不干。如果歪曲道义去顺从他们，又是为什么呢？况且你错了：自己不正的人，从来没有能使别人端正的。”
01
孟子没有直接反驳陈代。他先讲了一个故事。
从前齐景公打猎，用一面旌旗去召唤看守猎场的小官。按照当时的礼制，召唤大夫才能用旌旗，召唤虞人只能用皮冠。这个小官看到旌旗，拒绝前来。齐景公大怒，要杀他。
孟子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有志之士不怕死无葬身之地，勇敢的人不怕丢掉脑袋。
孔子为什么称赞这个虞人？因为他“非其招不往”，不合规矩的召唤，他宁死不去。
然后孟子说出了那句关键的话：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你跟我说的“枉尺直寻”，本质上是在算一笔账。用小的代价换大的收益。但如果一切都可以用利害来计算，那么反过来，如果弯下八尺能伸直一尺也划算，你是不是也要干？
孟子这话锋利极了：当你开始用“划算不划算”来衡量要不要弯腰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底线了。
因为底线之所以叫底线，恰恰在于它不能被计算。一旦可以计算，它就随时可能被算掉。
02
为了把这个道理讲透，孟子举了一个春秋时代的职场故事。
晋国大夫赵简子有一个宠臣叫嬖（bì）奚。赵简子让天下最好的车夫王良给嬖奚驾车去打猎。
第一天，王良严格按照驾车的规矩来，结果跑了一整天，嬖奚一只猎物都没打到。嬖奚回去就跟赵简子抱怨：“王良是天下最差的车夫。”
王良听说后，主动要求再来一次。这一次，他放弃了所有规矩，“诡遇”，就是不按章法地驾车，结果一个早上就打了十只猎物。嬖奚大喜，回去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好的车夫。”
赵简子说，那就让王良专门给你驾车吧。
王良拒绝了。
他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 我不习惯给小人驾车，请允许我辞职。
王良的道理很简单：我按规矩驾车，你打不到猎物；我不按规矩驾车，你就能打到猎物。
那问题出在谁身上？出在你的射术不精，出在你只想走捷径。你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规矩。我们不是一路人。
孟子说，一个车夫尚且羞于为了猎物而破坏自己驾车的法度，“比而得禽兽，虽若丘陵，弗为也”，就算放弃规矩能猎到的野兽堆得像山一样高，他也不干。
“如枉道而从彼，何也？”你让我放弃道义去迎合诸侯，又算什么呢？
这个故事的深意在于：王良拒绝的不是嬖奚这个人，而是拒绝了一种“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的逻辑。
他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开始“诡遇”，他就不再是一个正直的车夫了。
而一个不再正直的车夫，即便猎获再多，也已经失去了做车夫的资格。
底线这个东西，退一步就是退一万步。
法国作家司汤达在《红与黑》中塑造了一个经典的“枉己者”形象，于连·索雷尔。
于连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才华横溢，野心勃勃。他崇拜拿破仑，梦想凭借个人能力出人头地。但现实告诉他，在复辟时期的法国，一个平民青年要想往上爬，只有两条路：穿红（从军）或穿黑（做教士）。
于连选择了“穿黑”。他把自己真实的信仰和情感层层包裹，学会了虚伪、算计、逢迎。
他对自己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句话成了他的信条，也成了他的墓志铭。
于连确实“成功”了。他成了侯爵的秘书，赢得了贵族小姐的爱情，几乎就要跻身上流社会。但正是在离目标最近的时候，他崩塌了。一封告密信毁掉了一切，于连在愤怒中开枪伤人，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临终前，于连拒绝了上诉，也拒绝了宗教的慰藉。他说：“我曾在深深的痛苦中，在谎言和虚伪中生活了太久。”
于连本是有才华的，可他用“枉己”的方式去追求“直人”。他想让自己和世界都变得更好，却先把自己弄弯了。
弯曲久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03
那么，真正的大丈夫，是什么样的呢？
孟子这段对话的最后一句，是整篇的题眼：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一个扭曲了自己的人，不可能匡正别人。
首先，你自己都不正直，别人凭什么听你的？你靠送礼上位，你手下的官员只会比你送得更凶。你靠逢迎升迁，你管理的地方只会比更不堪。
其次，当你把自己扭曲成别人的样子、环境要求的样子、利益需要的样子，你用来“直人”的那个“己”已经不存在了。你拿什么去直人？
换句话说：你怎么做，和你做成什么，同样重要。
手段本身就是目的的一部分。一个靠谎言赢来的和平，不是和平。一个靠弯腰换来的权力，不是权力。一个靠变通维系的组织，迟早会在下一次更大的变通中瓦解。
孟子终身没有主动去见任何一个诸侯。
通过前面章节的解读，我们知道孟子游说齐宣王、梁惠王，都是在对方主动召见的前提下才去拜见的。
所以，齐景公的虞人、赵简子的车夫王良、不肯见诸侯的孟子，他们守护的是同一样东西：一个人对自己是谁的确认。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取决于你的目标有多崇高，而取决于你在诱惑和压力面前，选择了怎么做。
就像《白鹿原》里的朱先生，他是陈忠实笔下“最后一个大儒”。
他穿布衣布鞋，吃粗茶淡饭，孤守书案，一生践行“学为好人”的原则。他禁绝烟土，赈济灾民，说退清兵，却从不以此邀功。他拒绝了一切出仕的机会，却在白鹿原上赢得了所有人的敬重，包括落草为寇的黑娃。
黑娃为他写的挽联是：“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敢对青天。”
朱先生从来没有“枉尺”。他这一生，尺就是尺，寻就是寻，寸步不移。而正是这份寸步不移，让他成了白鹿原上唯一能“直人”的人。
04
“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坚守底线》里讲过一个道理：
“究竟要选择两条路中的哪一条，当你犹豫彷徨时，我建议你远离自我利益，选择那条充满荆棘的道路，因为这是人生‘本来应该’走的路。”
孟子没有说得这么诗意。他的原话很短，短到十个字：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你没有办法用扭曲的方式，去达成一个正直的结果。
你可能会说：现实没那么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守住原则？有时候是不得已。
确实不容易。陈代也这么想。
但孟子的回答是：选择“不容易”，还是选择“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这两件事之间，你得做一个决定。
那么，你的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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