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节,中南海颐年堂摆了一桌简单的家宴。桌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就是几碟湘味辣椒、苦瓜、豆豉,主食是掺着杂粮的米饭。毛主席请了章士钊、程潜、仇鳌、王孝范四位老友作陪,但一直空着一个位置。几个人纳闷,主席卖了个关子:“这人可不简单,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哩。”

门一开,进来一个清瘦的高个男人。章士钊愣住了——这不是宣统皇帝溥仪吗?毛主席迎上去握手,拉他在自己右手边坐下,笑着说:“不认识吧,他就是宣统皇帝嘛!不是大家的上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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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一出口,饭桌上的拘谨一下子散了大半。要知道溥仪三年前刚被特赦,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出来,被安排在北京植物园上班,学着坐公交、自己系鞋带,过的是普通老百姓的日子。今天坐在这里,面对当年“造他反”的程潜和仇鳌,他多少有点不自在。毛主席看出来了,夹了一筷子青辣椒炒苦瓜放到溥仪碟子里,说我们湖南人没辣椒不吃饭。溥仪吃得满头大汗,连说“不错不错”,气氛这才松快起来。

酒过几巡,聊着聊着,毛主席突然问了一句:“溥仪同志,你那传国玉玺,现在在哪儿呢?”

溥仪愣了一下,筷子停在半空。

在场的人也都竖起了耳朵。传国玉玺这东西,在中国人心里分量太重了。秦始皇用和氏璧刻的那块印,上面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谁拿到它谁就是“天命所归”。两千多年来,为了这块石头,多少人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坐在溥仪面前的人,是当年离它最近的——哪怕只是名义上。

溥仪放下筷子,说了实话。

他说,传国玉玺,他从来没见过。

更准确地说,不光他没见过,康熙没见过,乾隆也没见过。

这话听起来像搪塞,但溥仪讲的是真的。真正的秦始皇传国玉玺,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没了。公元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被石敬瑭和契丹联军围困在洛阳,走投无路之下,带着皇后和传国玉玺登上玄武楼,一把火自焚而死。从那以后,这块和氏璧雕成的传国玺就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了,再也没有确切出现过。

宋朝以后,历代朝廷手里所谓的“传国玉玺”,要么是仿造的,要么就是拿别的玉玺来凑数。清朝入关之后,紫禁城里确实收藏了二十五方皇帝玉玺,但那些是清朝自己刻的办公印章,跟秦始皇那块传国玺完全不是一回事。

溥仪还说起一件事。1924年冯玉祥把他赶出紫禁城的时候,部下鹿钟麟拦住他,要他交出传国玉玺。溥仪当时就反问了一句:“你说的是传说里的那个东西吗?”鹿钟麟没听懂,溥仪接着说:“秦始皇的传国玉玺早就不见了,不但我没见过,康熙爷和乾隆爷也都没见过。”鹿钟麟半信半疑,但也没办法,最后溥仪交出的只是“皇帝之宝”和“宣统之宝”两方清朝自己的印玺,放他走了。

毛主席听完,没追问,也没失望,反倒摆了摆手说:“丢了也好,旧王朝的物件,留着反倒是个累赘。”

然后他顺着这个话题,讲起了新中国的开国大印。那是一枚用铜铸的印,上面刻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没有什么“受命于天”,写的全是人民。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白:旧王朝靠一块石头证明自己“天命所归”,新政权靠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传国玉玺再好,也不过是一块冷冰冰的石头。权力合不合法,不看石头上刻了什么字,看你为谁办事。

溥仪后来在回忆里写过那天的感受。他说自己坐在这张饭桌前,听毛主席讲这些话,心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过去皇帝靠一块玉来证明自己有资格坐江山,可那江山跟他溥仪有什么关系?他三岁被抱上龙椅,什么也不懂;长大了一点,权在太监和太后手里;再大一点,又被日本人架着当傀儡。他这辈子就没真正“坐”过江山。反倒是今天,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坐在这里吃辣椒,他心里比当皇帝的时候踏实。

回头想想毛主席那个问题,问的是“玉玺在哪”,其实答案不在故宫的库房里,也不在哪个军阀的保险柜里。传国玉玺从李从珂那把火之后就不存在了,真正让“天命”这个东西在中国大地上彻底翻篇的,是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那一天起,权力不再靠一块石头来背书,靠的是老百姓手里的选票和饭碗。

溥仪没见过的传国玉玺,早就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