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把报表搁在餐桌上,陈建明用钢笔帽敲了敲封面。

“离吧。 ”
他嘴里还嚼着半块红烧肉,吐字含混,油星溅到离婚协议书上,洇开一个黄点。

我盯着那个黄点看了两秒,拿起他手边的钢笔,拧开,在最后一页签了名。

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很轻,厨房水龙头滴水的动静都比它大。

“房子归你,车归我。 ”他咽下肉,把协议书转过去,看都没看我一眼,“存款平分,你那份我明天转你卡上。 ”
“好。 ”
他愣了一下,筷子悬在半空。

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

碗里的米饭还剩大半碗,我起身端进厨房,倒进垃圾桶,拧开水龙头冲掉最后一点热气。

结婚十七年,他第一次把“离婚”两个字说出口,是在上个月二十三号晚上。

那晚他喝多了,领口蹭着一抹玫红色口红印,我拿湿毛巾给他擦脸,他攥住我手腕说“小周比你懂我”。

小周是他公司新来的行政,二十六岁,比我小整一轮。

我没哭。

第二天照常六点半起床,给他煮了小米粥,煎了两个荷包蛋。

他宿醉没胃口,粥没动,蛋也没动,拎着公文包出门时在玄关站了五秒,说了句“昨晚喝多了,说的胡话你别往心里去”。

我当时正蹲在地上擦他踩出来的鞋印,抹布在瓷砖上蹭出吱嘎声。

我没抬头,说“知道了”。

他皮鞋跟磕在地板上,噔噔噔下了楼。

真正摊牌是今天。

他连铺垫都省了,直接让秘书把离婚协议书打印好带回来。

协议书放在茶几上三天,页脚被茶杯压出两个圆印子。

他今天下班早,把协议书拿到饭桌上,就着红烧肉和西红柿蛋汤,把十七年婚姻当一顿晚饭吃完了。

我签完字把钢笔帽旋回去,放在他手边。

他还在吃,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筷子夹起最后一块排骨。

墙上的挂钟指向七点十二分,窗外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写作业,声音拖得老长。

“明天我回来搬东西。 ”他说,筷子搁在碗沿上,起身去客厅拿外套。

“不用。 ”我把碗收进水池,“你东西我昨晚已经收拾好了,三个纸箱,在储藏室。 你今晚就能拉走。 ”
他穿外套的动作停了。

西装只套进去一只袖子,另一只耷拉在背后。

他回头看我,嘴角还沾着酱汁。

“你早就准备好了? ”
“你上个月二十三号说要离,我二十四号就收拾了。 ”
他站在客厅中间,一只胳膊在袖子里,一只胳膊在外面,像被人按了暂停键。

玄关的声控灯灭了两回,他每回都得跺一脚才能重新亮起来。

最后他把外套穿好,没去储藏室,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锁舌咔嗒一下落进槽里。

我拧开水龙头洗碗,热水冲在指关节上,烫得皮肤发红。

洗洁精的泡沫顺着碗沿滑下去,一个接一个破掉。

第二天是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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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三个纸箱从储藏室拖出来,整齐码在门口。

纸箱里装着他的西装、衬衫、领带、剃须刀、两瓶没喝完的白酒、三双皮鞋。

领带卷成筒状塞在衬衫中间,像一窝冬眠的蛇。

上午十点,他来了。

开的是公司那辆黑色帕萨特,车停在单元楼门口,没熄火。

副驾驶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

小周。

她穿了一件米色羊绒大衣,腰带系得紧,把腰掐得细细的。

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跟在他身后三步远。

上到二楼时她停住了,站在楼梯转角,手扶着掉漆的栏杆,没再往上走。

陈建明一个人上来搬箱子。

三趟,他搬了三趟,皮鞋后跟把我擦过的地板又踩出灰印子。

最后一趟他站在门口,从裤兜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鞋柜上。

“密码你生日。 ”他说。

“嗯。 ”
他没再说别的,转身下楼。

小周还在二楼转角等着,他经过时伸手揽了一下她的腰。

米色大衣和黑色西装蹭在一起,蹭出窸窸窣窣的布料声。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俩一前一后钻进车里。

帕萨特倒出小区时车头顶了一下垃圾桶,咣一声,后备箱盖弹开又合上。

我关上门,把鞋柜上的银行卡收进抽屉。

抽屉里还有一张,是去年他生日我给他买的皮带,吊牌没剪,他一直没系。

下午两点,手机响了。

是陈建明的秘书,林芳。

她在电话那头压着嗓子,背景音有翻纸张的沙沙声。

“嫂子,建明哥让我订今晚君悦的包厢,说是……带周小姐出席公司晚宴。 ”
“嗯。 ”
“嫂子,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她停顿了三秒,我听见她呼吸变粗,“周小姐上个月体检查出来有问题,妇科那方面的。 体检报告是我取的,建明哥不知道。 嫂子,他在海外还有个女伴,去年就查出来一样的病,一直瞒着没治。 ”
电话那头传来有人喊林芳的声音。

她匆匆说了句“嫂子你保重”就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阳台上,楼下有辆洒水车放着《兰花草》开过去,水雾喷到三楼窗户上,模糊了对面楼的红色屋顶。

我把手机搁在洗衣机盖上,弯腰从洗衣机滚筒里往外掏洗好的床单。

床单是上周新换的,淡灰色,他睡的那一侧还留着人形褶皱。

我把床单抖开,搭在晾衣杆上。

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床单鼓成一个包,又瘪下去。

晚上七点,君悦酒店三楼宴会厅灯火通明。

我穿了那件压箱底的黑色连衣裙,裙摆到膝盖,是前年公司年会他让我买的,说太素,一直没穿出去过。

头发用一根黑色发圈扎在脑后,碎发别到耳后。

我没化妆,只在嘴唇上抹了点无色唇膏。

宴会厅门口摆着签到台,两个穿旗袍的礼仪小姐站在两侧。

我走进去,没人拦我。

林芳在角落里冲我使了个眼色,手里攥着手机,指节发白。

陈建明站在主桌旁边,手里举着香槟杯,正跟一个秃顶男人说着什么。

小周站在他身侧,米色羊绒大衣换成了酒红色丝绒裙,领口开得低,脖子上挂一条细金链。

她笑的时候眼睛弯成月牙,嘴角往陈建明肩膀上靠。

我走过去,高跟鞋踩在地毯上没声音。

“陈建明。 ”
他回头,香槟杯停在嘴边,酒液晃了一下。

小周的笑容僵在脸上,手从陈建明臂弯里抽出来,背到身后去。

“你怎么来了? ”他压低声音,伸手想挡我。

我从手包里掏出一张A4纸,展开,放在他面前的餐盘上。

纸上是林芳帮我打印的体检报告复印件,姓名周莉,年龄二十六岁,诊断栏写着一行拉丁文,下面用中文标注:高危型HPV阳性,伴宫颈低级别病变。

“周小姐,”我转向她,声音不大,但主桌旁边几桌都听见了,“你上个月体检报告落公司了。 林秘书替你收着的。 ”
小周的脸从酒红变成粉白,手攥住桌布边,指关节青白。

陈建明把香槟杯往桌上一墩,酒溅出来,打湿了那张报告。

“你发什么疯? ”他伸手来拽我胳膊。

我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手扑了个空,指尖擦过我的袖口。

宴会厅里的音乐停了,司仪拿着话筒站在舞台上,嘴张着,不知道该不该说话。

“陈建明在海外还有个女伴。 ”我提高声音,眼睛扫过主桌上那些熟悉的面孔,副总、财务总监、他手底下的几个部门经理,“去年查出来同样的病,没治。 周小姐,你回去问问陈建明,他是不是上个月刚从新加坡回来。 你去查查他的出入境记录。 ”
小周转头看陈建明,嘴唇哆嗦,酒红色丝绒裙在灯光下发暗。

陈建明站在那里,手还悬在半空,脸从耳朵根红到脖子。

“你胡说八道。 ”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我从手包里又掏出一张纸,是复印件,新加坡某私立医院的诊疗记录,姓名栏拼音写着Chen Jianming,护照号和他的一模一样。

林芳上个月调他的出差报销单,夹在文件里的。

“你自己看。 ”我把纸拍在他胸口。

他没接,纸掉在地上,正面朝上。

旁边一个部门经理弯腰看了一眼,倒吸一口气,往后退了两步。

小周突然抬手,一巴掌扇在陈建明脸上。

声音脆响,宴会厅后排的人都站起来了。

陈建明脸歪向一边,嘴角沁出一丝血。

小周没哭,拎起裙摆,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往外走,鞋跟在大理石地面上敲出一串急促的点。

陈建明捂着脸站在原地,香槟杯倒在他脚边,酒液渗进地毯。

主桌上的人开始交头接耳,有人摇头,有人拿起手机拍那张掉在地上的诊疗记录。

我转身往外走。

林芳追上来,在走廊拐角拽住我胳膊。

“嫂子。 ”
“别叫嫂子了。 ”我拍拍她手背,“谢谢你。 ”
她眼圈红了,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冲她笑了一下,转身走向电梯。

电梯门合上时,我听见宴会厅里传来杯子摔碎的声响,还有陈建明吼林芳的声音。

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

金属门映出我的脸,黑裙子,素颜,碎发贴在耳边。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嘴角往上扯了一下,又放下来。

十七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一岁,我把一个女人最好的年纪给了一个用三份体检报告才能看清的男人。

电梯下到一楼,门打开。

大堂里钢琴师在弹《月亮代表我的心》,音符叮叮咚咚砸在大理石地面上。

我穿过旋转门,外面起了风,吹得行道树叶子哗哗响。

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短信,陈建明那张卡转进来四十七万三千六百块。

存款的一半,连零头都算清了。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路灯一盏接一盏亮着,梧桐树影投在脚面上,踩过去,碎成几瓣。

前面路口有个卖烤红薯的三轮车,铁皮炉子上摆着七八个红薯,皮烤得焦黑,裂口处冒着糖汁。

摊主是个六十来岁的老头,军大衣袖口磨得发亮,正拿铁钳翻动炉膛里的炭。

“红薯怎么卖? ”
“八块一斤,姑娘。 ”
我挑了一个小的,上秤一称,六块四。

老头说给六块吧。

我掏出手机扫码,付款成功的提示音响起。

红薯烫手,我两只手倒来倒去,剥开一块皮,黄瓤冒着热气。

咬了一口。

甜。

我站在路灯底下吃完了整个红薯,手指上沾着糖渍,黏糊糊的。

远处君悦酒店的楼顶霓虹灯牌还亮着,JUNYUE几个字母闪来闪去。

我擦了擦嘴,把红薯皮扔进垃圾桶,继续往前走。

手机又震了。

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你是陈建明老婆吧? 我是他在新加坡那个。 他欠我八万新币,你要能联系上他让他赶紧还,不然我下周飞过去找他。 ”
我没回。

把手机调成静音,揣回兜里。

风大了些,把衣摆吹起来。

前面就是地铁站,入口的灯箱广告牌上贴着一张巨幅海报,女明星举着护肤品瓶子笑,牙齿白得发光。

我从广告牌旁边走过去,下了台阶。

闸机口滴滴响,我刷卡进站。

站台上等车的人不多,一个穿校服的女孩靠在柱子上背单词,嘴里念念有词。

列车进站的风灌过来,吹乱我额前的碎发。

门开了。

我走进去,找了个靠边的位子坐下。

车厢里暖气开得足,玻璃窗上蒙了一层水雾。

我伸出手指,在窗上画了一道,水珠顺着指痕往下淌。

对面座位上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靠在老头肩膀上打瞌睡,老头一只手扶着她的胳膊,另一只手拎着超市购物袋,袋子里露出一截葱叶和一盒打折鸡蛋,价签上印着3块5。

列车启动,窗外灯光连成线往后退。

我掏出手机,把陈建明的号码拉进黑名单,又翻出林芳的微信,给她转了两千块钱。

“辛苦了。 ”我打了三个字。

她秒回:“嫂子你以后好好的。 ”
我把手机收起来,头靠在椅背上。

车窗外的隧道灯光一闪一闪掠过脸颊,明灭交替。

前面站到了,广播里女声报站名,门打开,又合上。

我闭上眼睛。

十七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够一个孩子从出生长到上大学,够一栋楼从打地基到外墙剥落,够一个女人把心从滚烫熬到温凉,再从温凉熬成一块石头。

石头不会疼。

下一站到了,我睁开眼,站起来,走出车厢。

站台上穿堂风灌进领口,我把黑裙子裹紧了些,顺着人流往出口走。

前面出站口的闸机外,有个年轻女人蹲在地上系鞋带,头发又黑又长,垂下来遮住半张脸。

她系完站起来,从我身边跑过去,马尾辫甩出一个弧度,带起一阵洗发水的味道,清淡的,像某种白色花朵。

我走出地铁口。

外面下起了小雨,雨丝斜着飘下来,落在梧桐叶上沙沙响。

我没带伞,把包顶在头上,快步走进雨里。

路灯把雨丝照得根根分明,像无数根银线从天上垂下来,落到地面,碎成看不见的水花。

手机在包里又震了一下。

我没看。

前面小区门口,保安老赵正把电动伸缩门往里收,看见我,喊了声“陈太太这么晚回来”。

我冲他摆摆手,没纠正他。

进了单元门,楼道灯一层一层亮起来。

我爬到三楼,掏钥匙开门。

屋里黑着,我伸手按开关,客厅灯亮了,照出沙发上一个凹陷的坑,是他常年坐的位置。

茶几上还留着他昨晚喝过的茶杯,杯底一层褐色茶渍。

我把茶杯收进厨房,拿抹布把茶几擦干净。

餐桌上的离婚协议书还在,我拿起来,折好,放进床头柜最底层。

旁边是结婚证,红本子,边角磨白了。

我把结婚证也放进去,关上抽屉。

洗了澡出来,头发湿着,水珠滴在睡衣领子上。

我坐在床边擦头发,毛巾蹭过发梢发出窸窣声。

窗外雨大了,打在空调外机上,噼噼啪啪。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林芳发来的微信:“嫂子,陈建明刚在宴会厅晕倒了,送医院了。 周莉走了,没管他。 他那些下属没一个跟去医院的。 ”
我看了两秒,把手机翻扣在床头柜上。

毛巾搭在椅背上,我躺下来,拉过被子盖住肩膀。

被套是上周新换的,淡灰色,只有我一个人的味道。

天花板上有道细纹,是去年楼上装修震出来的,一直没补。

雨声越来越密,像有人在天上筛豆子。

我闭上眼,呼吸慢慢匀了。

明天还要去公司办离职交接,后天约了中介看房子。

这套房挂出去,换一套小点的,剩下的钱存定期。

四十一岁,重新开始不算晚。

窗外有辆救护车鸣笛经过,声音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消失在雨夜里。

我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下巴。

天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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