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叶剑英率部南下，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临行前，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一次谈话，为他此后的主政定下了一个不寻常的基调。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缓缓说道：“剑英同志，到了广东，有个人你要特别注意——莫雄。”
叶剑英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名字，别人或许觉得陌生，但对他而言，是二十二年的一道伤疤。1927年广州起义，他率部浴血突围，莫雄就在镇压起义的部队中担任指挥官。
那是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起义军一度控制了大半个广州城，最终在张发奎部的反扑下溃退。叶剑英带着残部撤出时，身后是满城的搜捕和火光。
毛泽东掐灭烟头严肃地说：“禁止向此人寻仇。他对党有大德。”
这句话的分量，叶剑英能够掂量出来。因为毛泽东说的“大德”，指向的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近乎改变历史走向的节点。
1934年9月，庐山牯岭。蒋介石召集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山东五省军政要员，闭门召开整整七天的军事会议。会议的核心只有一件事：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彻底肃清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
方案被蒋介石亲自定名为“铁桶计划”——集结一百五十万大军，二百七十架战机，二百门重炮，以“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的战术，在苏区外围构筑数十道铁丝网和碉堡群，一层一层向内挤压，把红军封堵在瑞金周边。
莫雄端坐在那间会议室里。他是德安区的专员兼保安司令，按规则够不上五省联席密会的准入资格，但他熟稔赣北地形，又与蒋介石有旧谊，被专门叫来列席。
散会当夜，莫雄没有留居庐山，连夜驱车返回德安。他把全套绝密文件铺在桌上，对三位地下党员说了大意相近的一句话：即刻送至党中央，出了问题我承担。
情报被密写进四本学生字典。传递情报的任务落到项与年身上。他伪装成一个教书先生，怀揣字典启程，白天隐匿，夜间翻山。越靠近苏区，封锁越严密，每个村落都修建碉堡，哨兵盘查极为严苛。到了最难通过的一道封锁线前，项与年拾起一块石块，砸落自己四颗门牙。满嘴是血的他把自己扮作一个乞丐，一路混过哨卡，最终踏入瑞金沙洲坝。
周恩来接过那四本字典时，几乎没认出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旧部。李克农阅完情报后，缄默许久，之后对儿子说：“再迟半个月，红军就无法脱身。”
中央由此下定决计，提前开启战略转移。长征的原点，就藏在那四本字典的字缝里。
毛泽东始终铭记这件事。1941年春，他在延安窑洞中同叶剑英深谈，就提及莫雄的名字，嘱托日后南下务必寻到此人。1949年叶剑英赴粤之前，毛泽东再度叮嘱，表述较上一次更为直白：“禁止寻仇，要安置工作。”
叶剑英抵达广州后，办理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派人各处探寻莫雄的踪迹。莫雄当时已移居香港，生活困窘。叶剑英亲笔致函邀他返回。两人会面当日，叶剑英转达毛泽东的授意：“主席让我告知你，他铭记你当年救助他们。”
毛泽东曾对莫雄说过：“你有什么事务都可以和我讲。”在当时的情势之下，这样的部署无疑是极大的关照莫雄，这表明毛泽东有着较为开明的政治视野。而在叶剑英主政时期，处置陈济棠的相关问题，他就面临着同样的一道考题，要不要对他开展清算呢?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庇护他的家属，协助他的旧部予以安置，甚至还派员去修葺他家的宗祠。1950年之际，陈济棠在台湾病故，叶剑英也执笔撰写了一副挽联，“巨卿一去，南天失色。”这实则是想昭示，一个政权是应当如何对待，在历史的关键节点站在他们相对的一侧，但是却是做了正确的事务的人。
其实这些都在叶剑英遥望珠江的时候所撰写的那副挽联中：“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索债而去，革命也不像人要进食一样是恒常要维系的一个事物。”所以毛泽东嘱托莫雄，叶剑英去关照陈济棠，这是在昭示一个政权是如何对待在历史的紧要节点站在他们相对的一侧但却是做了正确的事务的人。
李克农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毛泽东，把事情压下去：“这人不能动。”毛泽东对莫雄说：“你有大功不要计较那么小的小错误。”这种“有大功劳不要计较那么些小过失”的方式，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并不是很多的，几乎只有傅作义在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得到这样的夸奖。
但是莫雄的情况要更特殊一些，他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在死后也没有成为党内的正式党员，一直只是一个朋友。
叶剑英在广州也曾经面临过一个这样类似的考验。有人上书说要清算陈济棠，陈济棠是粤系的代表人了，他在广东当省主席八年之久，“南天王”也是他的另一个称呼，他还在经济方面和市政建设上面都搞了一些事情，但是他一直在政治上和南京分庭抗礼，在后来又跟着蒋介石一起反共的时候他也一直是站在反共这一边的。
1934年在红军的长征开始之前，就是在陈济棠派人代表跟红军在寻乌罗塘镇开了三天三夜的谈判会了，并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需要时互相借道”的协议。所以在以后的红军从粤北过的时候，陈济棠就按照这个协议撤开四十华里，使红军在第一个封锁上可以比较顺利的突破。
叶剑英把这人的问题顶住了，他保护这个人在大陆的亲属，在把他原来的人去安置好的情况下，派人把陈氏宗祠修了一下。
1950年的时候，陈济棠在台湾逝世了。叶剑英很沉默了很久，然后提笔写了挽联，“巨卿一走南天就失色了”。在毛泽东的嘱咐和叶剑英的行动中，他们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政权是怎样去对待那些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站在“对面”但是他干了一件“对”的事情的人。
这些就在叶剑英看珠江的时候想明白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也不是睚眦必报。”
1980年莫雄病逝了，他享了八十九岁的寿命了，在他的葬礼上也有一幅挽联，说他是一介五色的将军一生是那么的传奇似的，在“铁桶”这个东西被打的时候他是第一个打的那个，最后带着“老朋友”的称呼安安静静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这个历史当中，温度不在那个宏大的叙述里面而在这些具体的选择中。一个人在某个事情上选择交出情报的时候，一个党在选择记住他的恩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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