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年，洛阳。一个叫张成的算命先生，算出了皇帝即将大赦天下。
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让儿子去杀人。
因为大赦令一下，杀人就不用偿命了。
这是一个父亲的精明算计，也是一场政治风暴的导火索。
张成是河内人，擅长“风角”——一种通过观察风向占卜吉凶的方术。在东汉，这种本事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上流社会普遍信奉方术。张成靠着这门本事，跟宫里的宦官搭上了关系，连汉桓帝本人都偶尔找他占卜吉凶。
他算得很准。大赦令确实要来了。
可他算错了一件事——他遇到了李膺。
李膺是谁？
当时的司隶校尉，负责监察京师及周边七郡，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纪委书记兼京畿地区监察长。此人“性刚直”，眼里揉不得沙子。在东汉末年那个烂到根子里的官场，李膺的存在就是一个异类。
《后汉书》记载了当时的民谣——“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李元礼就是李膺，陈仲举是太尉陈蕃，王叔茂是尚书王畅。三个人被太学生们推为天下士人的楷模。
张成的儿子杀了人。李膺督促收捕。眼看就要抓到了，大赦令来了。
按理说，大赦令一下，张成的儿子就自由了。可李膺不干。
他“愈怀愤疾”——愤怒到了极点。他直接越过大赦令，把张成的儿子杀了。
《后汉书》原文五个字——“竟案杀之。 ”
一个算命先生，用大赦令保护儿子的命。一个司隶校尉，用抗命的方式杀了他的儿子。
李膺杀了人，也捅了马蜂窝。
张成不是普通人。他背后站着的是宦官集团。
宦官们早就恨透了李膺这批士大夫。张成事件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借口。
张成的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十六个字，要了李膺等人的命。
什么叫“共为部党”？就是结党营私。什么叫“诽讪朝廷”？就是诽谤朝廷。宦官集团把士大夫们的清议——对朝政的批评——包装成了“结党谋反”。
汉桓帝信了。
《后汉书》记载，桓帝“震怒”，下诏逮捕李膺等人。案卷送到三府复核，太尉陈蕃拒绝签署。
陈蕃说了一句话——“今所考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
就是：现在被审的这些人在海内都有极高的声誉，是忧国忠公的臣子。这样的人，即使过十代都应该宽宥，怎么能罪名还没搞清楚就抓起来拷打？
陈蕃拒绝签字。
桓帝更加愤怒，直接把李膺等人关进了黄门北寺狱。供词牵连出杜密、陈翔、陈寔、范滂等两百多人。
两百多人，一夜之间成了“党人”。
范滂在狱中的表现，是这场清洗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幕。
狱吏对范滂说：“凡是入狱的人，都要祭拜皋陶。”皋陶是上古时期的司法之祖，传说中的公正法官。
范滂回答——“皋陶是古代的直臣。如果我范滂无罪，他会替我向天申诉；如果我有罪，祭拜他又有什么用？”
狱吏要拷打囚犯，范滂看到同囚的人大多有病，主动请求先受刑，“与同郡袁忠争受楚毒”。
一个被诬陷的人，在狱中争着替别人挨打。
桓帝派中常侍王甫到狱中逐一审问党人。范滂从后面走到前面，对答不卑不亢，没有一句求饶的话。
两百多人被关在狱中，没有人认罪。因为他们心里清楚——认罪，就等于承认“结党诽谤朝廷”，等于承认自己是大汉朝的叛徒。
转折点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
贾彪。
贾彪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同为太学三万余人的“冠首”。党锢之祸爆发后，满朝文武“莫敢为党人言者”——没有人敢替党人说话。
贾彪急了。
他说了一句话——“吾不西行，大祸不解。 ”我不往西去，这场大祸解不了。
西边是洛阳。贾彪从外地赶到洛阳，找到了两个人——城门校尉窦武、尚书霍谞。
窦武是汉桓帝的岳父，外戚中难得的清正之人。贾彪说服他为党人上书鸣冤。
窦武上疏为党人辩护，言辞恳切。与此同时，尚书霍谞也上书说情。再加上第二年恰好发生了日食，古人认为日食是上天示警。
多种因素叠加之下，桓帝的怒气慢慢消了。
永康元年（167年）六月，桓帝下诏大赦党人。两百多人被释放，遣送回原籍，但“禁锢终身”——终身不得为官。
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党人虽然出了狱，可“党人”这顶帽子，戴上了就摘不掉。
“党锢”两个字，意味着这些人的仕途彻底断了。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遣送回老家，不得再做官。可他们的名声，反而因为这场迫害变得更大。
范滂出狱回到汝南，南阳的士大夫争相迎接，车马数千辆。范滂感叹了一句——“吾以苟存自愧，何意诸君如此相待？ ”我苟且偷生活下来已经觉得很惭愧了，没想到各位如此厚待我。
一个被朝廷定性为“党人”的人，回到地方却成了英雄。
这恰恰是宦官集团最害怕的。 他们以为把党人打倒了，没想到党人的声望更高了。恐惧和怨恨在宦官心中积累，等待着下一次爆发。
可你有没有想过——党锢之祸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第一次。
而在它开了先例。
在此之前，士大夫批评朝政，虽然会得罪权贵，但最多是被贬官、被免职。可党锢之祸之后，“结党”成了一个可以杀人的罪名。
你再敢批评朝政，你就是“党人”。你再敢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就是“结党”。
一个王朝的言路，从这一刻起，被彻底堵死了。
更让人心寒的是——李膺这件事，从法律上说，他确实有错。
大赦令已经下了，他作为官员，抗命杀人。从程序上讲，桓帝抓他，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
可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政治问题。
宦官集团要的不是李膺的人头，他们要的是把所有批评朝政的士大夫一网打尽。张成事件只是一个由头，一个动手的借口。
而李膺，恰恰给了他们这个借口。
一个刚直的人，用刚直的方式做了一件对的事。可这件事，成了一把刀，捅进了所有士大夫的胸膛。
党锢之祸爆发后的第二年，汉桓帝死了。
12岁的汉灵帝即位，窦武以大将军身份辅政，与太尉陈蕃联手，准备彻底铲除宦官。
可事情泄密了。
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抢先动手，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陈蕃被宦官杀害。
第二次党锢之祸随之爆发。这一次，不再是“禁锢终身”，而是杀。
李膺被杀。范滂被杀。杜密自杀。张俭逃亡，一路上“望门投止”——见到人家就请求收留，因为收留他的人都知道，一旦被官府发现，就是满门抄斩。
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愿意收留他。因为在这些普通百姓心里，张俭不是“党人”，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
范滂临死告别老母亲
范滂临死前，跟母亲告别。
母亲对他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你现在能跟李膺、杜密齐名，死了还有什么遗憾？有了好名声，还想长寿，能兼得吗？
范滂跪在地上，听母亲说完，再拜而辞。
一个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为了心中的道义，从容赴死。
党锢之祸，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两次大规模迫害，无数士人被杀、被禁锢、被流放。东汉的精英阶层，几乎被清洗一空。
而那些活下来的人，有的隐居山林，有的转投地方军阀。几十年后，三国乱世拉开序幕。
一个王朝的崩塌，不是从黄巾起义开始的，是从这场清洗开始的。当所有敢说真话的人都被杀光、被关起来、被赶出朝廷之后，剩下的就只有阿谀奉承和沉默。
你觉得李膺抗命杀张成之子，到底是对还是错？如果他不杀，党锢之祸能避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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