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卡斯特罗彻夜谈
27日晚上19点，卡斯特罗派车接我赴他的办公地，著名的哈瓦那大理石宫（革命宫）。外交部为我安排的西班牙语翻译何瑞鹏、中国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陈久长同行。
卡斯特罗在办公室迎接我，与我拥抱。他身穿草绿色的卡其布军服，质地厚实而板硬。卡斯特罗个子很高，可能比我高近10公分，因此当他拥抱我时，我感觉面对着一位巨人。
与卡斯特罗的谈话和晚餐持续进行了大约七个多小时，回到驻地已是凌晨四时。
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有一部分在晚餐中进行，是关于古巴的美酒和美食，十分轻松。卡斯特罗推荐我喝古巴特产的朗姆酒，以及品尝多种发酵起司。
但是，交谈开始时，我犯了一个地理知识的错误。老卡问我温州在上海的什么方向。
我虽然是温州出生，但自幼离家，生长在北方，已多年没有回过老家，平时也没注意过这个事情。所以想当然地说可能在上海东南方。没想到，老卡实际是有备而来。
他立刻叫人拿来地图，指着温州说——你的地理没学好。我只好尴尬地承认错误。
我总的印象是，卡斯特罗是一位极其睿智，反应极快的语言大师。他有丰富的感情，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洞察人心与人性。他善于直逼要害地提问。我们的交谈范围很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意识形态和人生。
卡斯特罗不仅阅读过我的一些著作，而且似乎对我的人生经历颇为了解。
我们讨论的话题包括：中国地理和农业，文化革命，中国改革，社会主义，古巴经济与世界未来前景。
卡斯特罗问我，你是红卫兵吗？我说当年是，我参加过造反运动。但是后来，我反对文化革命，变成保守派，还被打成反革命。
卡斯特罗大笑，他说你知道吗？我自少年时候起一直是一个造反派。
卡斯特罗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古巴家庭。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西班牙贫农。年轻时期当兵来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后来脱下军服后，老卡斯特罗在古巴购买荒地，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和榨糖厂，成为身家不菲的古巴富豪。
卡斯特罗有两个兄弟。他的小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后来成为他的接班人、政治继承人。
他的儿子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兹·巴拉特，是一位军人，也是核电站专家，我在去圣地亚哥的专机上曾经与他同机相遇。
卡斯特罗自嘲说：我也是造反派。我幼年就已胸怀大志，有革命情怀。我对我家种植园里做苦役的劳苦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因此，我造反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父亲。我13岁时就曾组织蔗糖工人闹罢工，要求我的父亲缩短他们的劳作时间，改善他们的待遇。
卡斯特罗告诉我，他在青少年和大学时代阅读了大量英雄人物传记和著作。包括古巴民族独立先驱者何塞·马蒂，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和何塞·弗朗西斯科·德·圣马丁·马托拉斯，以及马克思、列宁、拿破仑、加里波第和中国的毛主席的著作。
这些人物都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人生。
1989年苏联与东欧发生巨变后，苏联和经互会国家切断了与古巴的经济往来。对古巴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古巴失去了能源供应（石油和煤炭），粮食进口以及外汇来源。古巴小国寡民，资源匮乏，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与此同时，美国认为消灭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绝好机会已经降临，利用除直接入侵外的一切手段试图颠覆古巴政权。古巴国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时，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对古巴施加压力。外部的冲击和各种压力，造成古巴国内思想混乱，对前途悲观失望。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卡斯特罗作为最高领导人，必须顶住各方面的压力，谋求坚持革命。另一方面，卡斯特罗也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以挽救党和国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研究了中国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北京周报发表的我的一系列言论（西班牙语文本），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他指示古巴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与我交朋友，并邀请我来到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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