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陕北延安，史沫特莱向人讨要的物品清单里，排在前面的不是纸张，也不是药品，而是捕鼠器。这个美国女记者刚到延安不久，便发现鼠患不仅影响生活，还可能传播疾病。她四处奔走，要求改善卫生环境，起初有人觉得她太较真，后来连毛泽东也拿起了捕鼠器。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史沫特莱的性格。她不习惯旁观，更不愿把采访停留在纸面上。哪里有问题，她就往哪里钻；哪里需要帮忙，她便直接动手。她的身上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行动力，这种性格，和她早年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
1892年，史沫特莱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一个贫困家庭。少年时期，她做过报童、侍女、烟厂工人和书刊推销员。16岁那年，她离开家庭，开始独立谋生。生活没有给她多少优待，却逼着她学会观察、思考和反抗。
她没有受过完整而优越的教育，却依靠自学进入师范学院。1916年以后，她参与社会主义、女权和民族独立等社会活动，曾为进步刊物撰稿，也支持印度争取民族独立。1928年，她因政治活动遭到逮捕和迫害，离开美国前往欧洲。
这段经历，使她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写作立场。她不把自己看成远离现实的作家，而是把文字当成一种行动。1929年初，她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很快便将注意力投向中国社会底层和正在发生的革命运动。
在上海，她写下《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和《中国红军在前进》。后一本书根据她掌握的苏区资料，以及红军将领周建屏提供的情况完成，是较早向海外读者正面介绍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著作。
当时新闻封锁严密，许多外国读者对中国革命几乎一无所知。史沫特莱的文章，提供了另一种观察中国的角度。她写军队，也写农民；写战争，也写普通人的生活。她的文字有时带着强烈个人判断，但材料来源和现场感，使其产生了广泛影响。
上海时期，她还和宋庆龄、鲁迅等进步人士保持联系，参与保卫人权的社会活动。1931年2月，柔石、殷夫、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遇害后，鲁迅撰写文章揭露文艺界的黑暗处境，史沫特莱将其译成英文，设法向海外刊物投稿。
1936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的消息受到严格限制。史沫特莱把消息转告鲁迅和茅盾，两人十分振奋，并请她协助发出祝贺电报。电文中有一句话：“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希望。”这既是对红军的祝贺，也反映了当时进步知识界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1937年1月，史沫特莱进入陕北，先后见到左权、陆定一、贺龙、萧克、彭德怀、任弼时等人，随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她与毛泽东、朱德的交往，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变得密切。
毛泽东曾就中日战争、国共合作和西安事变等问题接受她采访。谈话并非单纯的私人闲聊，内容后来整理成记录，转交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并在相关报刊和书籍中传播。史沫特莱由此成为了解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的重要外国记者之一。
不过，她和毛泽东的相处，并不只有严肃采访。史沫特莱回忆，自己写条子邀请毛泽东来聊天，他常常很快赶来，还带着一袋花生。她教他唱英文歌曲，他也尝试学习英语。史沫特莱后来打趣说，毛泽东学习很认真，但歌唱天赋实在有限。
她在延安做的事情远不止写作。她为鲁迅图书馆筹建外文部，推动种花种菜，帮助改善环境，还设法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1937年夏，几名美国记者冲破封锁抵达陕北，使外界得以直接观察红军根据地的社会状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史沫特莱不满足于坐在后方写稿。她要求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和中国同志一起到前线去。毛泽东在欢送时说，战地工作者用笔和口作战，军队用枪作战，文武两方面共同抗敌。
遗憾的是，1937年9月服务团出发前，她因坠马受伤，未能按原计划同行。伤势稍有恢复后，她仍前往西安，并继续奔赴抗日前线。她采访战事，写通讯，也参与救护伤员。八路军战士称她“好样的”，并不是客套，而是因为他们见过她抬担架、安慰伤员时的样子。
史沫特莱原本准备为朱德写传记。她认为，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朱德出身农民，理解朱德，也是在理解中国农民和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朱德对她十分信任，后来两人保持了长久友谊。
1941年9月，史沫特莱因病离开中国赴美国治疗。身处压力之下，她仍继续介绍中国抗战，写成《中国的战歌》，并着手整理朱德的生平。1944年8月14日，朱德写信向她问候，希望她有机会回到中国，多住一些日子。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在英国病逝，终年57岁。她在遗嘱中要求将遗物赠给朱德，并把骨灰运回中国。1951年2月12日，骨灰抵达北京；同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年之际，安葬仪式于八宝山举行。
墓碑上的题字出自朱德：“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这行字没有铺陈她漫长的一生，却点明了她与中国之间最直接的关系：她不是以短暂访问者的身份记录中国，而是在战争、疾病和政治压力中，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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