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2年6月5日，巴黎拉马克将军的葬礼队伍从市中心出发，送葬者、共和派人士、学生和外国流亡者混杂在一起。棺木原本要送往墓地，却在行进中转向了巴士底广场。没人能想到，这场葬礼会在数小时后变成一场巷战。
拉马克并不是普通将领。他曾在拿破仑麾下服役，也参加过法国大革命之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复辟时期，他反对波旁王朝；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进入众议院，公开支持波兰、意大利等地的民族与自由运动。
对巴黎共和派来说，拉马克的去世，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死亡。那意味着一位能够在议会中替他们说话的人突然消失了。更要紧的是，他死于当时席卷法国的霍乱。1832年春，巴黎的贫民区疫情严重，死亡者大多是普通工人和城市底层。
这场瘟疫把原本积压的怨气彻底翻了出来。
1830年7月，巴黎人曾经用街垒推翻查理十世。可是，新登上王位的路易·腓力并没有建立共和国，而是成为“法国人的国王”。这个称号听起来比“法兰西国王”更接近人民，却没有消除现实中的贫富差距。
七月王朝保留了君主制，也扩大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选举权仍被财产资格限制，大量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没有参与政治的渠道。经济危机持续多年，粮价上涨，失业增加，城市底层的生活没有因为王朝更替而明显好转。
因此，共和派认为，1830年的革命只完成了一半。旧国王被赶走了，王冠却仍然留在原处。
拉马克葬礼当天，人群起初只是悼念。有人高喊自由，有人举起红旗，还有人把拉马克称作人民的朋友。队伍不断扩大，政治口号逐渐取代了哀悼。巴黎街头的气氛开始改变，士兵与示威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有人在人群中喊道。
随后，枪声响起。
起义者在巴黎东部和中部修筑街垒，参加者包括共和派骨干、工人、学生以及部分外国流亡者。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人并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他们缺乏统一指挥，也没有足够武器，更没有得到法国其他地区的同步响应。
政府军很快调集兵力。国民警卫队和正规军从多个方向进入巴黎，封锁街道，切断街垒之间的联系。起义者依靠狭窄街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力量悬殊已经决定了结局。
6月6日，最后一处街垒被攻破。根据当时统计，起义者一方约有93人死亡、291人受伤，政府军也有73人死亡、344人受伤。持续时间不过两天，规模也没有发展成全国革命，史学上通常称其为“六月起义”。
它失败得很快。
但雨果没有把这场运动写成一段简单的叛乱记录。1832年，雨果本人身处巴黎，亲眼见到霍乱造成的混乱，也听到过街垒方向传来的枪声。多年以后，他在创作《悲惨世界》时，把这场起义放进了小说的核心部分。
小说中的马吕斯、安灼拉、伽弗洛什等人，都是文学塑造出来的形象，并非历史上的具体起义者。街垒也不是对某一处真实阵地的逐字复原，而是雨果把当时巴黎共和派的理想、青年人的牺牲和底层民众的困境集中到了一处。
安灼拉等人并未取得军事胜利，却在雨果笔下拥有鲜明的道德立场。他们反对的，不只是某个国王，而是贫困、特权和政治权利被少数人垄断的秩序。对雨果而言，评价一场革命不能只看它是否夺取政权，还要看它为何发生，又是谁被迫走上街垒。
有意思的是，雨果早年并非坚定的共和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他曾进入贵族院，后来才逐渐转向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立场。社会现实、政治压制以及贫民生活，使他的立场不断变化。《悲惨世界》中的街垒，既有青年共和派的政治理想，也包含雨果对穷人、孤儿和流浪者的长期关注。
1832年起义之后，路易·腓力政府加强了对共和派的防范，革命象征也被刻意压低声势。可是，压制没有消除社会矛盾。1848年二月革命爆发，路易·腓力退位，七月王朝随之终结。
雨果写下的不是一场胜利者的庆典，而是一群明知力量悬殊，仍然选择站上街垒的人。小说出版后，真实的六月起义与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巴黎那几条短暂封闭的街道，也因此进入了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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