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井冈山上，朱德、毛泽东、陈毅等人开始整顿会师后的部队。此时的红军还没有后来那种成熟的军师团体系，番号、兵力和干部都在不断调整，但红四军的基本框架已经显现出来。

红四军成立之初，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政治部主任陈毅。所谓“朱毛红军”，说的正是朱德、毛泽东分别代表军事与政治领导核心。

不过，军部之下还有三个师，分别是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十二师。三位师长的经历，恰好折射出这支部队早期的复杂来源：南昌起义余部、秋收起义队伍，以及湘南起义农军，都被编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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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师师长由朱德兼任。这个师的骨干，主要来自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下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团。

第二十八团是南昌起义余部，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王尔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是朱德麾下的重要干部。1928年8月，他在追赶叛逃的第二营营长袁崇全时遇害，年仅二十九岁。

王尔琢牺牲后，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林彪接任团长。这次变故，对红军是一场损失，却也让林彪更快进入了毛泽东的视野。何长工则长期承担联络、组织和军事工作，是连接湘南部队与井冈山的重要人物。

第二十九团主要由湘南起义部队组成，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胡少海后来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1930年在闽西作战中牺牲。龚楚则在此后脱离革命队伍，成为早期红军干部中较为典型的反面人物。

第三十团的基础主要是湘南农军，团长刘之至。由于部队成分复杂、训练不足，战斗力较弱，后来在作战和转移中逐渐溃散，刘之至的结局也缺乏完整可靠的记载。

第十一师的师长是张子清。这个名字不如朱德、陈毅响亮，但在秋收起义余部中，他曾是极重要的军事干部。秋收起义部队经历文家市转兵、三湾改编和井冈山斗争后，许多原有领导人离开或牺牲，张子清逐渐承担起更重的指挥责任。

第十一师下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和第三十三团。张子清兼任第三十一团团长，党代表何挺颖。何挺颖于1929年1月在战斗中牺牲，张子清也因长期负伤、缺医少药，身体不断恶化。

有人问：“这样的伤势，为什么不想办法转移？”

当时的回答很简单：“部队离不开，不能走。”

这不是传奇化的对白，而是井冈山时期许多干部面临的现实选择。张子清后来参与红五军的指挥工作，1930年5月因伤病恶化逝世，年仅二十八岁。他的早逝，使红军失去了一位很有潜力的军事干部。

第三十二团的基础带有井冈山地方武装色彩，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东日。第三十三团主要由郴县农军组成，团长邓允庭。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错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内部由此出现严重裂痕，红四军也不得不面对根据地关系恶化带来的影响。

第十二师师长是陈毅。与前两个师相比，第十二师更多由湘南起义农军编成，下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团。

这些队伍有革命热情，却普遍缺乏正规训练和持续补充。第三十四团团长邓宗海，部队失散后回到耒阳，后来遇害。第三十五团团长黄克诚，部队受挫后仍保存下来，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并在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第三十六团团长李奇中，部队被打散后被捕，曾一度脱离革命队伍，后来又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起义。早期革命并非一路顺风，人员离散、牺牲、被捕和重新归队，都是那个年代真实存在的现象。

从三个师的构成可以看出，红四军并不是一支凭空出现的完整军队。它由不同来源、不同经历、不同战斗习惯的队伍拼合而成，既有南昌起义留下的正规骨干，也有秋收起义的部队，还有大量地方农军。

三位师长之中，朱德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陈毅也于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张子清则在红军草创时期病逝。师以下的干部中，王尔琢没有走到更远，林彪接过了他的指挥位置，黄克诚则从湘南农军干部成长为共和国大将。1928年的红四军编制，最终沉淀成了一份牺牲与成长交织的早期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