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0月4日，莫斯科白宫外，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下令军队炮击议会大楼。枪炮声响起时，苏联解体才过去不到两年，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新俄罗斯，已经陷入总统与议会的武装对峙。
这场危机并非突然发生。叶利钦要求扩大总统权力，议会则试图保留更强的监督能力。双方争执不断升级，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事后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确立了总统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结构，叶利钦由此获得了远超议会的实际权力。
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并不是一开始就站在苏联体制的对立面。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叶利钦曾被提拔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两人后来产生矛盾，叶利钦转而以“反特权”“反官僚”的姿态走向公众视野，并在1991年6月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
同年8月，苏联发生未遂政变。叶利钦站在俄罗斯白宫前发表讲话，成为抵抗政变的重要象征。许多人把这一幕看作民主转折，却很少有人能预料，权力从联盟中央转移到俄罗斯共和国之后，国家机器会迅速失去原有的协调能力。
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签署协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联总统职务；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苏联解体。叶利钦接手的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个工业体系庞大、财政困难、民族矛盾和地方离心倾向同时爆发的国家。
真正改变普通人生活的，是1992年1月2日启动的激进经济改革。以盖达尔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迅速放开价格，削减国家干预，并推进国有资产私有化。他们相信，市场价格一旦自由形成，资源便会自动流向高效部门。
现实却没有按照理论运行。价格短期内暴涨，卢布购买力急剧下降，居民多年积累的储蓄大幅缩水。国有企业在缺乏监管和金融秩序的情况下被低价改造，大量普通人拿到的私有化凭证，后来并没有换来稳定收益。
叶利钦曾对身边人说：“改革不能停，停下来就会回到过去。”这句话体现了他的决心，却没有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国家秩序尚未稳住，市场规则尚未建立，谁来防止公共财富被少数人夺走？
答案很快出现了。银行家、能源集团和地方权势人物通过贷款换股、资产重组等方式，控制了石油、天然气、金属、传媒等关键领域。所谓“七大寡头”并非凭空出现，他们的崛起与私有化进程、政治资源和权力交易密切相关。
经济下滑的代价也相当沉重。工业生产萎缩，农业陷入困境，军工体系受到冲击，工资拖欠成为常见现象。俄罗斯官方统计显示，九十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产出都出现大幅下降。不同研究对幅度估算并不完全一致，但社会生活全面恶化却是无法回避的事实。
1998年8月，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卢布大幅贬值，政府债务违约，银行体系遭受重创。此前被寄予厚望的“休克疗法”，不仅没有迅速造出成熟市场，反而把旧体制的低效、腐败与新资本的掠夺叠加在一起。
外国因素确实存在。西方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海外顾问曾向俄罗斯提供贷款、方案与政策建议，一些美国顾问也参与过改革设计。但“叶利钦已经被外国收买、由外国秘密培养”之类说法，至今缺少足够证据，不能当作确定事实传播。
需要警惕的，恰恰不是未经证实的阴谋，而是一种更现实的政治风险：有人把外部模式当成万能钥匙，把外国赞扬当成改革成绩，把国家资产快速变现当成现代化。这样的人未必真是外国代理人，却可能在利益、观念和权力冲动的共同作用下，做出损害本国根基的决定。
叶利钦晚年曾承认，俄罗斯在转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1999年12月31日，他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出任代总统。此时的俄罗斯，已留下总统权力扩张、寡头资本坐大、社会信任下降和产业基础受损等一系列难题。
“叶利钦式”人物的危险，也正在这里：他们往往借助民众对旧秩序的不满获得权力，再以改革之名绕开制度约束；口头上谈自由与民主，实际却不断集中权力；面对质疑时，不是修正政策，而是把反对者归入“守旧势力”。
改革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国家却不能把命运交给外国模板，更不能让少数人借转型之机攫取公共财富。否则，外部势力是否真正收买了谁，反倒成了次要问题。真正造成破坏的，是权力失去约束、政策脱离国情，以及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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