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秋，广州，陈延年从法国归国不久，便投入工农运动。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共党员，却没有急着去见父亲陈独秀，而是换上旧工人装，钻进码头、车行和工会之间。父子多年隔阂，到了此刻，仍没有因为共同的信仰而自然消失。

这种冷淡，并非一朝一夕形成。1898年，陈延年出生于安徽怀宁。陈独秀当时正处于思想转折期，后来又频繁往返日本、上海、芜湖、北京等地，家庭对他而言，常常只是短暂停留的地方。

陈延年的母亲高大众没有多少文化，却要独自照料几个孩子。丈夫长期不在家，寄钱也不稳定，柴米油盐、孩子生病、地方官府的牵连，全都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对陈独秀的怨气，难免会在日常言语中流露出来。

孩子听得多了，父亲便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成了“离家”“贫困”和“麻烦”的代名词。陈延年年纪最长，性格又倔强，受到的影响尤其深。他甚至很早就不再称呼陈独秀为父亲，而直呼其名。

陈独秀后来与高君曼共同生活，客观上进一步加重了长子心中的被遗弃感。这里面固然有婚姻观念变化和个人选择，也有时代巨变的冲击，但对年幼的陈延年来说，原因再复杂，也抵不过一个事实：父亲没有陪伴他的成长。

有意思的是，陈独秀自己也没有学会怎样做父亲。他幼年丧父，过继给叔父，主要由祖父陈章旭严厉管教。棍棒和责骂塑造了他的坚硬性格，也使他习惯于用意志对抗环境，却未必懂得如何给予亲人稳定的温情。

父子真正拉开距离，还发生在上海。陈延年兄弟曾到父亲身边生活，但他们很快发现，那里并不是自己的家。随后，两人搬出去打工求学，干过码头搬运、工地挑担等苦活。白天劳作，晚上读书，生活困窘到“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

苦日子没有把陈延年压垮，反而让他直接看见了工人的处境。被殴打、被拖欠工钱、受地痞和巡警欺凌，这些具体遭遇，使他对“救国”二字有了不同理解：不能只在书斋里谈主义，必须进入社会底层寻找力量。

起初，陈延年受吴稚晖影响，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还参与编辑《进化》月刊。后来赴法勤工俭学，在蔡和森、周恩来等人的影响下，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1922年，他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时，他已不是那个只会怨恨父亲的少年。

父子这时有了新的身份：同志。但身份相同，意见并不相同。

陈延年在广东工作时，重视工农组织和群众斗争，主张把力量放到工人、农民身上。他学习粤语，和工友拉家常，甚至亲自拉过黄包车，工人们便叫他“老陈”。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他表现出的强硬作风，与陈独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谨慎，逐渐形成冲突。

陈独秀担心过早与国民党右派决裂，会破坏革命整体布局；陈延年却认为，蒋介石等人的政治方向已经十分危险，妥协只会让共产党失去主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不能因为父子关系放弃原则。”这句话，既是政治立场，也是多年家庭积怨在现实中的再次爆发。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延年主张尽快反蒋。4月18日，他在有关会议上继续批评妥协退让的做法。那时的陈独秀仍未完全改变判断，父子之间的争执，已经从生活旧账变成了路线分歧。

6月，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敌人起初只把他当作普通工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身份暴露后，营救已经来不及。1927年7月4日深夜，陈延年在上海龙华英勇牺牲，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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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要他跪下，他拒绝了。据记载，他说：“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最终，他在暴力之下遇害。不到一年，弟弟陈乔年也在1928年牺牲，陈独秀接连失去两个儿子。

陈独秀晚年很少公开谈论这两场丧子之痛。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狱中的陈独秀得知蒋介石被扣留，曾与狱友饮酒，并提到延年、乔年。多年隔绝的父子关系，直到两个儿子都不在世后，才以这种迟来的方式显露出其中的疼痛。

可惜，父亲的醒悟来得太迟，儿子的牺牲也无法挽回。家庭矛盾、个人性格与革命道路交织在一起，最终把陈独秀和陈延年推向了同一面旗帜下，却始终没有让他们真正成为能够彼此理解的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