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校园里，李讷考完六门课程后因病住院。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他没有追问女儿为什么没有门门满分，反而提醒身边人，学习不能只盯着分数。对这位父亲来说，孩子身体吃不消，取得再漂亮的成绩也未必值得夸耀。

李讷出院后，毛主席对她说：“不一定都要考五分嘛！考几个四分、三分也没关系。”在当时的评分制度中，五分属于优良，四分、三分也并不等于没有学到东西。毛主席还强调，关键要看总的学习情况，不能把一次考试看成对人的全部评价。

这句话容易被理解成“不重视学习”，其实恰恰相反。毛主席对子女读书一直抓得很紧，只是他反对把孩子逼成只会应付考试的人。知识要经过思考，身体也要保持健康，若为了几张成绩单熬坏身体，便有些得不偿失。

李讷的学习基础并不差。新中国成立后，她进入育英小学读三年级；195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那时的她喜欢文学和历史，能背诵许多古诗词，也阅读中外文学、历史著作。毛主席读书时常作圈画批注，李讷便把父亲批过的诗词抄在本子上，反复翻看。

父女之间的交流，往往从一本书开始。毛主席曾引导孩子先读《水浒传》，再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同时接触诗词。他不满足于让女儿记住情节，还会追问人物为何如此行动，时代环境又造成了什么影响。政治、历史、地理和文学，常常被放在一起谈。

有意思的是，李讷填报大学志愿时，曾遇到过一次选择。1959年，她考入北京大学，原本更偏爱文科，但报名时家里有人希望她学习理科。毛主席得知后没有替她拍板，只问她自己的想法。李讷回答不愿学理科，毛主席便说：“那你自己定就可以嘛。”她后来进入历史系，父女间也多了一层共同话题。

在生活上，毛主席对女儿却没有因为家庭身份而放宽标准。李讷读大学期间住校，周末回家要乘公共汽车，有时赶上学校活动，抵达时天已经黑了。卫士曾担心她夜间赶路，私下派车接送，毛主席知道后立即制止：“说过不接，就不能接。”在他看来，特殊照顾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化。

李讷每月生活费只有二十六元，其中包括伙食费、车费、书本费和少量零用钱。钱不够时，她也要向同学借，再从下个月的费用中偿还。有人以为她家境优越，主动找她借钱，她却不好解释。这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身份可以特殊，日常生活却不能因此失去分寸。

父女也有过一段疏远期。1962年春节，李讷只寄去一张贺年片，毛主席收到后写信询问女儿为何少来信，语气中既有责问，也有明显的牵挂。随后，父女通信增多，李讷把自己的烦恼和思想变化写进信里。毛主席则提醒她，不要娇气，不要自以为是，要有意志力，也要学会合群。

1963年，李讷谈到阅读《庄子·秋水》的感受，承认自己有时眼界狭窄，像故事中的河伯一样容易自满。毛主席看到后很高兴，及时回信鼓励。对他而言，女儿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比单纯拿到一个高分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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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教育观，也延伸到劳动实践。毛主席不喜欢孩子把书本当成全部生活，认为脱离实际的死读书容易形成空架子。孔令华没有农村劳动经历时，他曾要求女婿到北京郊区参加劳动锻炼。孔令华晒黑归来，毛主席还特意等他一起吃饭，并笑着说：“劳动光荣。”

到了1970年代初，李讷被安排到井冈山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那里，她经历了工作、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变化。后来婚姻结束，她带着儿子回到北京。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接连而来的打击使她一度承受巨大压力，但早年父亲反复说过的那句话始终清楚：做人要有毅力，遇到困难不能轻易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