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春，广州一场细雨中，郭沫若在林伯渠家中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的郭沫若已经是新文化运动中的知名作家，而毛泽东还主要以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研究者身份活动，二人年龄相近，声名却不在同一位置。

郭沫若生于1892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前者反而比后者大一岁。可郭沫若后来在许多场合称自己是毛主席的学生，并不是因为年龄或资历，而是因为他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方向的判断，远远超出了普通政治人物的眼界。

初次见面时，毛泽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神情却十分从容。他主动自我介绍：“我是毛泽东，阁下应该就是郭沫若先生吧！”郭沫若早已听说过农民运动讲习所，也知道眼前这个人的主张与众不同。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离开林家后，成仿吾问郭沫若对毛泽东印象如何。郭沫若沉吟片刻，借用《史记》中评价张良的话，说毛泽东“貌如佳人好妇”，但真正难得的是见识不凡。这个评价，既有文人的观察，也包含了一个知识分子对政治实践者的敏锐判断。

不久，毛泽东冒雨邀请郭沫若到农民运动讲习所演讲。郭沫若没有推辞，只说：“润之相请，岂有不去之理？”这次交往的意义，不只在于两位文化人的相识，更在于文学写作者开始直接接触正在兴起的群众运动。

广州东山青年会的一次演讲，也留下了二人共同维护革命思想的记录。原定的演讲顺序临时改变，有人上台后借题发挥，公开攻击马克思主义，演讲结束便匆匆离场。郭沫若随后登台驳斥，毛泽东又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发展谈起，说明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成为革命的思想武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写下《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开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性质。文章措辞激烈，立场鲜明，他因此受到通缉，随后流亡日本。十年间，郭沫若远离国内政治中心，却始终关注中国革命的消息。

听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郭沫若曾以饮酒表达欣喜；得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时，他又十分忧虑。红军抵达陕北后，他在日记中记下欣慰之情。这些细节说明，毛泽东在郭沫若心中的分量，早已超越一般朋友关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到国内，主持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创作了《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毛泽东从延安写信鼓励他，肯定这些作品有益于抗日，同时希望他继续创作精品。毛泽东看重的并非辞藻本身，而是历史剧能否服务于民族抗战，能否让观众从历史人物身上获得现实力量。

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借明末农民军攻入北京后迅速由盛转衰的教训，提醒革命队伍警惕骄傲自满。毛泽东将文章作为延安整风学习材料，还写信指出，小胜容易骄傲，大胜更容易骄傲，连续受挫又该怎样避免重蹈覆辙。两人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思想交流中不断加深。

1945年9月3日，毛泽东在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后的活动，郭沫若也出席了相关欢迎场合。关于郭沫若赠送手表的往事，资料记载颇多，细节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重庆重逢后交往密切。那段时间，国共谈判牵动全局，文化界人士也在观察中国将走向何方。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在重庆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面对国民党方面试图以唱和之作压低其影响的做法，郭沫若写下《沁园春·和毛主席韵》二首，表面是在和词，实际是借古典形式进行政治评论。他没有简单重复毛泽东的语言，而是以历史成败、英雄真假和时代风云为切口，表达对革命前途的判断。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职务，继续参与国家文化与科学事业建设。此时的二人，已经从早年在广州相识的文人和革命者，变成国家建设中的领导者与文化工作者。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诗词唱和，也并非单纯的文坛雅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都带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善于借神话、历史和古典意象谈论政治风云，郭沫若则常以考据、史论和诗歌回应，双方争论时并不回避分歧。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持批评态度，毛泽东却写下《读〈封建论〉呈郭老》，明确提出“劝君少骂秦始皇”，认为秦代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不能一概否定。诗中那句“十批不是好文章”，语气直截了当，却正说明两人之间可以有学术争辩，也可以保留长期信任。

1974年，郭沫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受到批评，毛泽东得知后曾出面制止有关做法。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郭沫若悲痛不已，称自己失去了一位重要导师。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一个比毛泽东年长一岁的文化人，用了大半生时间，以“学生”自称，却在文学、史学和政治实践中留下了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