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8日，北京，开国少将、原总参谋部炮兵部部长文击将军逝世，享年106岁。消息传出后，许多人注意到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那批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开国将军，已经接近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所谓开国将帅，通常指1955年至1965年间被授予军衔的高级将领。其中包括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共计1614人。这个数字背后，不是简单的名单，而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段烽火岁月的集中缩影。
他们中间，有人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时期便投身革命；有人在长征途中担任基层干部；也有人在抗日战争中从班排干部一路成长为纵队、军级指挥员。授衔时，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但共同点十分鲜明：大多经历过长期战争，并在关键战役中承担过生死责任。
文击将军的军旅经历，正体现了这一代将领的特点。他长期从事炮兵工作，重视火力配置、射击协同和战场观察。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炮兵装备和弹药都处于劣势，却通过集中使用、突然开火、迅速转移等办法，尽量压缩对手的技术优势。
战场上的炮兵较量，拼的不只是炮管数量。目标判断、射击速度、隐蔽伪装，以及步炮协同，都会决定一次炮击的效果。美军曾对志愿军炮火的持续性和密集程度印象深刻，原因并非志愿军火炮数量占优，而是指挥员把有限火力用在了最需要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文击并不是凭一场战斗成名。他的价值，更多体现在长期建设和实战结合上。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开始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转变，炮兵训练、装备编制和战术运用都需要重新建立。对于一支刚刚结束大规模战争的军队而言，这同样是一场艰苦的转型。
文击将军去世后，曾有两位开国将军仍在人世。他们一位是张力雄，1913年11月21日出生；另一位是王扶之，1923年9月24日出生。两人的年龄相差十岁，参加革命的时间和承担的职务也不同，却都在战争年代留下了清晰的履历。
张力雄早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是最后仍在世的长征老红军将领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敌后根据地工作和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又参与淮海、平津、渡江等重要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承担过边疆部队建设和国防任务。
张力雄的经历有一个特点：既有大兵团作战的磨炼，也有边疆部队建设的考验。打仗时要判断敌情，和平建设时期则要解决训练、补给和部队管理问题。对于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将领而言，战争结束并不意味着责任结束，只是责任换了形式。
王扶之参加革命时年纪很轻，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逐步担任重要职务。他曾在黄克诚领导的部队中工作，积累了作战参谋和基层指挥经验。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辽沈、平津等战役，在城市攻坚和部队协同方面经受了直接考验。
天津战役中，王扶之所在部队承担攻坚任务。城市作战不同于野战，街巷、工事和火力点交织在一起，部队推进往往十分艰难。史料记载，他在战斗中负伤后仍坚持指挥，经过简单处理继续组织部队行动。这样的细节，比“身经百战”四个字更能说明战场压力。
有人曾问：“装备不如对手，靠什么取胜？”答案并不神秘。靠的是组织力、执行力和指挥员对战场的判断，也靠普通士兵在极端条件下维持战斗队形。开国将军的军功，从来不是个人传奇的堆积，而是无数部队共同完成的结果。
1955年授衔时，许多将领还承担着新的任务：整编部队、培养干部、发展技术兵种、建立现代国防体系。他们不再只是战场上的指挥员，也成了新中国军队制度建设的参与者。军衔因此既是对战争年代贡献的确认，也包含着继续承担国防责任的意味。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这句话，放在那一代将领身上，并不是口号。他们亲历战争，所以知道战争的代价；他们建设军队，所以明白没有可靠国防就难以守住和平。正因如此，许多开国将领在晚年仍关注部队训练、武器发展和干部培养。
百岁之后，人的生命终点无法由个人意志决定。张力雄和王扶之所代表的，不只是两位高龄将领，更是一段完整历史的最后见证者。等到这批亲历者全部离去，后人再认识他们，只能依靠档案、战报、回忆录和保存下来的影像资料。那些曾经写在军旗和命令上的名字，也将逐渐从现实称谓，变成历史记录中的专门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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