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坊丨《海上遗珍：岳阳路汾阳路》|上书坊|杨之华|海上遗珍：岳阳路汾阳路|茅盾

漫步百年岳阳路与汾阳路，寻找藏在梧桐树下的上海城市记忆与人文传奇

书名：海上遗珍：岳阳路汾阳路

作者：上海市徐汇区文物局编

书号：ISBN 978-7-101-17839-5

出版时间：2026年8月

定价：98.00元

开本：32开

装帧：布面精装（带护封）

字数：180千字

页码：424

CIP分类：K925.1

主题词：城市道路—史料—上海

上架建议

历史建筑/城市道路/老洋房/老马路/大众读物

编辑推荐

1.《海上遗珍》系列再添新品。继第一辑《武康路》（2017年）、第二辑《衡山路》（2018年）、第三辑《复兴路》（2019年）、第四辑《永嘉路》（2024年）之后，《海上遗珍》系列2026年隆重推出第五辑《岳阳路汾阳路》。

2.郑时龄院士写序推荐。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郑时龄院士撰写序文，倾力推荐：“岳阳路和汾阳路沿线的建筑以住宅为主，多优秀历史建筑，汇聚了中国、法国、美国、德国、英国、俄国、匈牙利、日本等国建筑师的作品。”

3.解读海派建筑浓厚的人文底蕴。这里的每幢老建筑都是封存岁月的时光容器。本书以经典建筑为坐标，精准打捞散落在岳阳路、汾阳路街区的百年人物往事。这里有政坛名流的宅邸旧事，有商界巨擘的沉浮过往，有医者仁心的济世传奇，有艺术大家的坚守传承，中外名流的人生轨迹交织于此，冰冷的砖瓦因而有了温度，寂静的街巷因而有了浓厚而鲜活的人文底蕴。

4.装帧考究，质感出众。本书全彩精印，特邀摄影师实地拍摄街巷建筑实景，辅以作者提供的珍贵老照片、稀缺历史资料图，古今影像对照，图文并茂，直观呈现街区百年变迁。书籍版式与视觉设计极具巧思，巧妙融入道路门牌、弄号标识等街区元素，装帧美学与街巷气质浑然一体，图文排布疏密得当、层次清晰，让读者在品读文字之余，沉浸式领略海上遗珍的建筑之美与时光底蕴。

内容简介

《海上遗珍》系列继《武康路》《衡山路》《复兴路》《永嘉路》之后，推出第五辑《岳阳路汾阳路》。1902年，毕勋路（Route Pichon）辟筑，是以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毕勋名字命名的。最初只是一条泥土路，从宝昌路（今淮海中路）斜穿至靖江路（今桃江路）后直下徐家汇路（今肇嘉浜路）。1904年，铺成石子路。1912年，毕勋路自靖江路以南部分改名为祁齐路（Route Ghisi），以法租界公董局董事祁齐名字命名。1943年，祁齐路、毕勋路分别改名为岳阳路、汾阳路。本辑约请著名学者、专家所撰写的关于岳阳路、汾阳路上优秀历史建筑和历史人物的文章，既有严谨考证，也有生动记述。透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走入历史的深处，探寻老马路上老建筑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上海市徐汇区文物局，为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徐汇区文旅局）的内设机构，其文物行政职能由上海市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统一行使，主要负责徐汇区范围内的文物保护、管理、发掘及利用等工作。

目录

精彩章节

江南旧梦已如烟——瞿秋白在毕兴坊10号（节选）

◆ 周立民

一、狭长的天井里靠外墙种植着一丛花木

在阳光平和的春日，从襄阳北路走过来，到人车喧闹的淮海中路上时，很容易被人流吸附而忽略了旁边的一条不太长的汾阳路。它安静，低调，文艺得有些内敛，仿佛路边的上海音乐学院，论资历，在城市史中也算有地位的呀！汾阳路修筑于1902年，在瞿秋白时代，这是法租界中的一条小马路，以筑路时法国驻华公使毕勋的名字命名，称毕勋路（Route Pichon）。不知道瞿秋白走过时，是否跟现在一样路边就有高大的梧桐，我还发现枝干沧桑的大槐树间杂其中，给这条街道增添了很多中西结合感。

汾阳路64弄10号外景

抗战胜利后，白先勇的家也在这条路上，“毕勋路”的名字曾在他的文字中有过惊鸿一现：“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上海童年》，《树犹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里有白先勇最初的“上海印象”，也有那个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当然，他的背景是山呼海啸、时代巨变。

到20世纪50年代初，丁景唐先生来此寻访瞿秋白旧居时候，一切都平静下来：

毕兴坊在当时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上。左边转角就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这两条马路都是法帝国主义租界住宅区内的光滑而宽阔的柏油马路，人行道旁栽植着一行行整齐的梧桐树，同具有内地小城镇风味的紫霞路形成强烈的对照。毕兴坊弄口的对面是法商电力公司办事处，弄口左边拐弯以前是美商美孚汽油站（现在已经拆毁了，仅留下一座六角形的亭子）。周围的环境空畅而且清静，附近都是些花园洋房，间夹着一方方长着野草的荒地。行人稀少，除了间或有汽车飞驰而过的鸣声划破静寂外，很少有其他车辆经过。在汾阳路不远的西南面的靖江路三叉路口地面上，矗立着俄国伟大诗人普希金的铜像。这是一个幽静的去处，夜晚常有情侣在铜像下面依偎着喁喁私语。解放后，在节日和星期天常有成群结伴的青年和少年儿童前来瞻仰诗人的光辉形象。（《瞿秋白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如今，在复兴中路和汾阳路交叉的三角地位置，有“瞿秋白故居”的牌子，上面颇为突兀地写着：“1932年，瞿秋白夫妇曾在此处居住。其间，瞿秋白坚持不懈从事文学著译等工作。”这正是我要寻访的毕兴坊，现在的汾阳路64弄，瞿秋白住10号，可以从汾阳路这一侧通过不宽的铁栅门走进去。七十多年过去了，我惊讶地发现毕兴坊与丁景唐的文字描述变化不大：“毕兴坊总共只有十幢房屋，受地形的限制，十号那座楼房像菱形似的斜出在里弄中间。

正门安装着一扇小小的铁栅门，狭长的天井里靠外墙种植着一丛花木。原先的后门在北墙上。现在后门旁边增建了一座平房，直对弄口，与正门同一个方向。一九三二年‘一 ·二八’时，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从三楼的窗口，斜对着弄堂口向外伫望可以清楚地瞧见行人的进出。二楼的后端向西有一个阳台，墙外一大片荒地，蔓生着野草。”（《瞿秋白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现在的10号小院，靠门倚墙是一棵已成势头的桂花树。——变化是在外面，墙外的荒地、野草不见了，如果从瞿秋白住过的三楼远望，城市已被高楼遮挡了视线。走出弄堂，门口现在是一家人气不错的幸福小馆，斜对面是日餐店，复兴中路那一侧的后门已经封上。

汾阳路64弄10号瞿秋白故居

毕竟，换了人间。

二、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

茅盾在回忆《子夜》写作时，提到瞿秋白在这部小说从构思到细部章节描写中都参与过意见。他提到1931年4月下旬，听说四中全会后瞿秋白心情不好，肺病又犯了，便和夫人去探望。谈到《子夜》的写作，瞿秋白很有兴趣，又过了两天，茅盾把写好的章节和全书的大纲带给了瞿秋白：

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正谈得热闹，饭摆上来了，打算吃过晚饭再谈。不料晚饭刚吃完，秋白就接到通知：娘家有事，速去。这是党的机关被破坏，秋白夫妇必须马上转移的暗号。可是匆促间，他们往何处转移呢？我们就带了他俩到我家中去。当时我家在愚园路庆云里，住的是三楼厢房。二房东是个商人。我曾对二房东说，我是教书的。现在带了秋白夫妇来，我对二房东说是我的亲戚，来上海治病，不久就要回去。我让孩子睡在地板上，把床让给秋白夫妇睡。之华大概觉得我们太挤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秋白在我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1997年版）

对于茅盾夫妇的这次拜访，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的回忆里还有很多细节的补充：

一九三一年初夏，我们住在上海大西路两宜里。一天下午，秋白和往常一样，正在专心地写着文章，我在看书，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房东太太嘟囔着去开门。我们听到客人在问：“何先生在家吗？”房东太太不耐烦地回答说：“这里没有姓何的！”

这时，我已听出是茅盾夫人孔德沚的声音，就急忙放下书本，一边跑下楼，一边大声说：“有姓何的！”并对神色诧异的房东太太解释说：“我娘家姓何。他们是我的朋友。”房东太太扫了客人一眼，回房去了。

孔德沚是和茅盾一起来的。我请他们夫妇上楼进房后，悄悄地告诉他们说：“秋白又改名换姓了，不再姓何，改叫林复了。”（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不是电视剧，是瞿秋白夫妇生活的日常，改名换姓，时刻警惕，时刻准备转移，还要经受“走投无路”的煎熬。那天，他们是分头转移的，瞿秋白去了茅盾家，杨之华躲到从前的学生家。第二天，人家就借口有巡捕抄门牌号在下逐客令，“我警惕地在马路上走着，心中有点茫然，到哪里去呢？不得已，我只好走向茅盾的家”（杨之华《回忆秋白》）。

瞿秋白与杨之华（1924年底摄于上海）

在茅盾家里，他们认识了冯雪峰。这让“赋闲”中的瞿秋白的生活至少产生了三个直接的变化：一、他开始与“左联”发生直接关系，成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二、冯雪峰作为中间人，促成了瞿秋白和鲁迅的来往，从而有了后来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文坛佳话。冯雪峰后来说：“这样，秋白同志就开始和左联发生关系，并且比较直接地领导我们工作了，因为我大概三四天到他那里去一次，至少一个星期去一次，主要是去和他谈左联与革命文学运动的情况，讨论问题，和拿他写的稿子。”“从这时到他离开上海时（一九三四年一月）为止的两年半之间，秋白同志的工作与领导对于当时左联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我已经说过是非常大的。两人（指瞿秋白、鲁迅——引者）的关系也就开始于秋白同志住进谢家的这个时候。”〔冯雪峰《回忆鲁迅》（1957 年版），《冯雪峰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三个重要影响，就是“住进谢家”。

“茅盾夫妇住在静安寺路庆余里（应是庆云里——引者）一号的三层楼上，房子很窄小。秋白住在那里，已经使他们的两个孩子让出床铺睡地板了。我这一去，更使他们受挤了。天气又闷热，秋白和我心里深感不安。但茅盾夫妇始终热情地接待着我们，使我们觉得象在自己家里样。”（《回忆秋白》）茅盾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我这个家条件太差了，闯来个生人，秋白连躲的地方都没有，这对他的安全不利。”（《我走过的道路》）他与冯雪峰商量是否可以住到鲁迅家中，那里房子相对独立，但是瞿秋白与鲁迅素未谋面，贸然前去，不妥当。这时，冯雪峰想到了他的朋友谢澹如：

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秋白同志夫妇还在那里。这一天，秋白同志问我有无商人之类的朋友或可靠的社会关系，因为他想找一个可以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并且说因身体不好，组织上要他休养，他很想借此休养的机会，翻译一些苏联的文学作品。这件事情，使我很兴奋。我立即去和一个接近文学而同情革命的在钱庄里做事的朋友谢澹如商量了，因为他的家虽在上海南市，不是租界（那时候租界里各方面的情形都更繁杂，帝国主义统治者对户口等的管理也比较马虎，所以反而比较地有利于革命机关和革命者的秘密隐藏的)，但那是一所建筑不久的旧式的大楼房，他的亲戚和社会关系又都在商界，他的家属也很单纯，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可保证的住处。〔《回忆鲁迅》（1957年版）〕

三、瞿秋白夫妇住三楼

谢澹如（又名旦如），现在的流行说法算是“富二代”，父亲谢敏甫是开钱庄的，这位公子却喜爱新文学，同情革命。他与应修人、冯雪峰、潘漠华等人发起成立湖畔诗社，1921年在上海宝山路组建上海通信图书馆，后来又开过西门书店和公道书店，为“左联”的文化活动提供支持。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还将很多他保存的重要革命文献捐赠给国家。

这位不爱钱庄爱书店的文人，接到冯雪峰的请求后立即答应下来。他先要做好母亲的工作，否则老人觉得出租余屋很没有面子，还要与夫人通融，毕竟要有一户人家住进来。但是，瞿秋白夫妇的真实身份，他跟这两位至亲都没有透露。瞿秋白只是需要养病的“林先生”（化名“林复”）。为了让这出戏里里外外更真切，谢澹如还在报纸上登了一个余屋招租的小广告。瞿秋白夫妇扮作从乡下来上海的人根据广告寻来租房。为了保证安全，谢澹如辞谢所有文艺界朋友来访，为瞿秋白提供了相对安静的休养和工作环境。“除之华同志有时出去和人取联系外，经常就只经过我一个人去联系，而秋白同志自己是很少外出的，所以他们在这里住了近两年都没有出过问题。”〔《回忆鲁迅》（1957年版）〕这栋房子位于紫霞路68号：

紫霞路距离黄浦江边约半里许，由它的东北角老城隍庙穿越大街小巷有二十几分钟的路程。紫霞路是上海南市横贯篾竹街和豆市街、花衣街之间的一条碎石子路。六十八号是一座占地七分、三开间三进的旧式大楼房。这所房屋的主人爱好文学而同情革命。房主的亲戚和社会关系都是商界里做事的，家属也很单纯，只有妻子、小孩和年老的母亲。六十八号这座楼房坐落在紫霞路的中段，大门向北，东边是里弄市房和小商铺，两边是旧式住宅，后门在施家弄支弄生义码头街内。施家弄是条狭长的小弄堂，可以西通王家嘴角街，东到花衣街。这是一处很适宜于革命者秘密隐居的地方。（《瞿秋白住在上海紫霞路的时候》）

“后来由鲁迅先生收编为《海上述林》两大卷的译品以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大部分就都是他在这两年中完成的。”可惜这栋房子毁于六年后的“八一三”战火，冯雪峰说：“否则就很有纪念的意义。”〔《回忆鲁迅》（1957年版）〕幸好，见证瞿秋白一生的“黄金时代”的另外一处房屋尚存，它就是毕兴坊10号。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华界的安全受到威胁，瞿秋白夫妇又跟谢家一起搬到租界。这里依旧是谢家的产业，毕兴坊位于毕勋路64弄，资料上说它建于1931年，名字取自“毕勋路”的近似音，是三层砖木混合结构的新式里弄。

谢夫人钱云锦在《忆谢澹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一文中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我们两家就从南市迁居到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毕兴坊10号。我家住二楼，瞿秋白夫妇住三楼。那时，澹如母亲故世不久，一楼还设有灵堂。因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我料理丧事，所以来往我家的亲戚都对这位房客——林家嫂嫂颇有好感，这对秋白夫妇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一·二八’战争结束，我们又搬回紫霞路68号。”（转引自姚守中等《瞿秋白年谱长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时候，两家人已经建立了颇为亲密的关系。

杨之华回忆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谢夫人说是五六个月。笼统地说，1932年的春天和初夏，他们应当都是在毕兴坊这里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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