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7月下旬，武汉局势骤然收紧，瞿秋白在一间并不宽敞的会议室里，面对的不是普通分歧，而是中国共产党还能不能继续公开存在的问题。国民党反革命势力已经举起屠刀，许多党员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党必须作出选择：退让，还是拿起武器。

这时的瞿秋白，年仅28岁，却被推到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重要位置。陈独秀辞去总书记职务后，他承担起主持中央工作的责任。这个任命并非因为他善于指挥军队，而是因为他在理论上看得较深，在反对妥协退让方面态度鲜明。

瞿秋白早年留学苏俄，回国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党的领导工作。他逐渐认识到，中国革命不能只依靠议会活动，也不能把武装力量交给国民党控制。革命要生存，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把武装斗争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

1927年春夏，局势接连恶化。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又发生“马日事变”。6月28日，中央曾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7月初还要求尽量避免同国民党发生冲突。可是，妥协没有换来安全，反而使革命力量失去了先手。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共产党人突然失去公开活动的条件，军队、机关和群众组织也随时可能被清洗。瞿秋白后来回忆，陈独秀退出后，“会议没有人主持，我只好临危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话很平静，处境却极其凶险。

改变并不是从一份完整方案开始的，而是从军事力量能否保存下来这个实际问题开始。武汉方面的国民革命军中，叶挺、贺龙所部仍掌握着相当兵力，九江又是重要军事驻地。李立三、邓中夏、聂荣臻等人判断，继续听从张发奎调动，部队很可能被拆散或缴械。

7月20日前后，九江方面提出集中部队、脱离国民党控制、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议。李立三、邓中夏赶赴庐山征求意见，瞿秋白明确表示赞成。这里有一个关键细节：南昌起义不是瞿秋白一人突然发动的，而是在严峻形势下，由中央、九江军事力量和前敌委员会共同推动。

7月21日，瞿秋白返回武汉汇报。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抵达武汉，当晚便听取了他的说明。瞿秋白熟悉俄语，也曾担任共产国际人员的翻译，因此双方沟通较为顺畅。罗米那兹表示，应尽快召开会议，研究新的军事行动。

7月24日和2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接连讨论南昌问题。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负责组织起义，李立三、彭湃等人参与前敌委员会工作。张国焘被安排前往南昌传达中央决定，但他在途中发电报说：“起义事宜应该慎重，无论如何等我到达南昌后再做决定。”这份电报，几乎使行动再次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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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张国焘抵达南昌，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没有接受他的缓办意见。7月31日，周恩来等人坚持按计划行动。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枪声响起，起义军迅速控制主要据点。周恩来负责前敌委员会工作，贺龙、叶挺等军事将领直接指挥部队，朱德则承担了重要的联络和组织任务。

瞿秋白当时人在武汉，并未亲临南昌指挥战斗，但他承担了中央层面的决策和部署。起义爆发后，中央要求湘、鄂、赣、粤等地发动农民暴动，牵制敌军，配合起义军南下广东。原定设想是保存革命军队，夺取东江，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再谋求发展。

然而，计划与现实很快发生冲突。南昌起义军8月3日撤出南昌，沿赣南、闽西方向南下。敌军数量和装备占优，地方群众发动又不充分，土地革命没有及时深入，部队仍带有旧式国民革命军的痕迹。到了潮汕地区，起义军在汤坑、流沙等地相继失利，主力被迫分散。

失败的消息传回中央后，瞿秋白并没有把责任简单归结为某一名将领。1927年10月，中央文件开始承认叶挺、贺龙部队行动失败，并分析其中原因：起义军没有在初期彻底消灭敌人，南下路线过长，敌军得以集中；政治纲领不够明确，土地政策落实不足，军队同农民的联系也不紧密。

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瞿秋白继续从主客观两方面检讨南昌起义。他承认，起义仍然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号，政治面貌不够鲜明；同时，中央还受“城市中心论”影响，寄希望于夺取大城市后迅速扩展革命。这些认识，构成了后来调整革命道路的重要思想材料。

南昌起义虽然没有实现南下广东、重建根据地的原定目标，却保存了一批革命骨干。部分部队进入海陆丰，组成红二师；朱德率领三河坝突围部队转战粤赣湘边，后来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更重要的是，起义军开始强调党的领导和军队纪律，要求官兵保护群众，不得强买强卖，征收对象转向地主和反革命势力。

那支部队最终没有占领广州，却留下了人民军队建设中极为重要的一页。瞿秋白的作用，也不能简单概括成亲自率军攻城。他是在中央最危险的时刻，推动党从妥协退让转向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并为南昌起义作出关键决策。独胆难挽狂澜，真正改变方向的，是一群人在枪声响起前作出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