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危那一年，欧阳藻丽把丈夫钱大钧叫到病榻前，交代的不是药，也不是钱。
她放心不下孩子。
钱大钧那时正是国民党军政圈里的红人，黄埔军校教官出身，身边应酬不断。欧阳藻丽心里明白，自己若一走，丈夫再娶并不稀奇。可三个孩子落到陌生后母手里，往后的日子就难说了。
她最后把话落在亲妹妹身上：自己死后，让妹妹欧阳生丽进钱家。
这句话一出口，屋里的人都静了。
钱大钧不是普通人家女婿。他江苏吴县人，早年读过保定军校，又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回国后进黄埔军校任职。国民党军中讲起“黄埔系”，他是绕不过去的人。
欧阳藻丽也不是小门小户女子。欧阳家在民国社交圈里有名望，女儿们受过新式教育，能进出大场面。她嫁给钱大钧，原本算门当户对。
可病一来，门第、体面、名声，全都压不过孩子。
她没有说话。
病床旁边，钱大钧只能点头。
妹妹欧阳生丽那时年纪尚轻，性子比姐姐活络，衣着也新潮。她到钱家，起初是照看病中的姐姐，也是照看外甥。可一个年轻女子，一个正当盛年的姐夫，在同一个屋檐下日日相见，事情很快越过了原来那条线。
最尴尬的地方在后面。
欧阳藻丽没有死。
她的病慢慢好转，最后竟从病榻上撑了过来。原本为“身后事”做的安排，一下变成了活人眼前的难题：妹妹已经进了钱家，钱大钧也没有再把这段关系退回去。
这不是喜事。
对欧阳藻丽来说，自己亲口打开的门，最后关不上了。对欧阳生丽来说，姐姐还在，她却已经成了钱大钧身边另一个女人。对钱大钧来说，外人看见的是“姐妹花同嫁”，屋里人咽下去的却是名分和脸面。
民国的上海、南京，讲新思想，也讲旧派场。报纸、舞会、军政宴席上，一面有人谈文明婚姻，一面权贵人家仍有姨太太、二夫人。钱大钧的这桩婚事，偏偏把两套规矩都撞在一起。
姐姐是原配。
妹妹成了二夫人。
到了武汉军官分校时期，这件家事已经不只是家事。钱大钧任教育长，平日训学生讲“礼义廉耻”、讲军人风纪。可他的两位夫人是亲姐妹，这事在校中传开，难免有人拿来讥刺。
有人把讽刺文字贴了出来，话说得很难听，直指他一边高谈旧道德，一边家里“一夫两妻”。
钱大钧脸上挂不住。
身边有人想替他追查，问是谁写的。查来查去，写字的人没有找出来，事情也就压了下去。
可纸能撕掉，议论撕不掉。
欧阳藻丽和欧阳生丽，往后却没有闹到外人预想的那一步。中共地下党员段仲宇后来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与钱大钧私交不错，常到钱家吃饭。他见到的钱家饭桌上，坐着钱大钧，也坐着两位夫人。
大夫人欧阳藻丽话少，沉稳厚道。
二夫人欧阳生丽开朗，打扮入时，常陪钱大钧出入社交场合。
一张饭桌，两个名分。
段仲宇没有见过姐妹俩高声争吵，也没有见过她们当面争风吃醋。外头越把这事说成奇闻，屋里越像把每个人的位置都默默摆好了：姐姐守内，妹妹应酬；姐姐占着原配的位分，妹妹陪着丈夫走进灯火明亮的场面。
这份平衡，不一定轻松。
只是她们都没有把它掀翻。
钱大钧后来还在国民党军政系统里起伏。西安事变中，他曾在临潼受伤；抗战后又出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这个人既有书法诗文的儒雅面，也有国民党权力场中的圆滑面。
他的婚姻，成了旁人最爱谈的一段。
有人说他风流，有人说他好命，也有人拿这事讽刺他口中的“新生活”。可把镜头移回病床边，最初开口的欧阳藻丽，想的并不是成全丈夫，而是三个孩子将来叫谁一声“妈”。
她算错了一步。
她以为自己快死了。
一九四九年前后，钱大钧离开大陆，后来去了台湾。欧阳生丽随他而去，欧阳藻丽则留在大陆。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姐妹，最后被时代和海峡分开。
屋里那张饭桌，散了。
多年以后再看这桩旧事，最刺眼的不是“两姐妹共侍一夫”的奇，而是一个病中女人把自己的身后事安排得太早。她从鬼门关前走回来时，原本留给孩子的退路，已经变成自己余生绕不开的一道门。
欧阳藻丽活了下来，却再也回不到病前那个钱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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