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股协议被推到办公桌边缘的时候,我正盯着手机里的催缴短信发呆。李洁站在桌对面,手已经扣上了帆布包的搭扣。这是一间只有十五平米的小办公室,墙皮因为返潮脱落了一块,空气里混着打印机墨粉和外卖残留的葱油味。
“这是什么意思?”我抬起头,眼底全是红血丝。
“字面意思。”李洁的声音很平,没有波澜,“我要退股。考编的资格审查过了,下个月去新区报到。”
我猛地站起来,椅子向后滑去,撞在墙上发出闷响。“李洁,你疯了吗?机构刚交了下季度的房租,账上根本没钱。你现在撤资,等于拿刀子捅我。”
李洁没有退后,也没有发火,只是把包挎到肩上:“账上的钱我算过了,加上折旧和未结课耗,该退我六万八。我不要利息,今天把字签了,你给我打个欠条,半年内还清就行。我不是来求你同意的,周晴,我是来通知你的。”
我的手指死死抠着桌沿。如果今天签了字,下周就是兼职老师的工资发放日,再过五天房东要来收尾款。没有了李洁这六万八的周转,我连这个月的窟窿都填不上,更别提转型去做成人培训。代价很清楚:机构倒闭,我背上一身债。
我觉得荒谬。十年了,从大学宿舍上下铺,到合伙创业,李洁一直是最听我话的那个人。选什么项目、怎么排课、甚至周末去哪家店吃饭,都是我定。
“你忘了刚起步的时候,你连租房的押金都凑不齐,是我拿信用卡套现给你垫的?”我的声音开始发抖,带着一种被背叛的尖锐,“现在机构刚有点起色,遇到点困难,你说走就走?”
“我没忘。”李洁看着我,眼神里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疲惫,“正因为没忘,我才忍到现在。周晴,这三年你管招生、管财务、管排课,我也认了。但你连我周末去见谁、我穿什么衣服相亲都要管。你总说我们一起创业,但在你这,我连个打工的都不如,打工的还能下班,我没有。”
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反驳:“我那是为了你好!你那些相亲对象哪个靠谱?我帮你把关是怕你吃亏!”
“你看,你永远是这样。”李洁叹了口气,拉开门,“你觉得你能掌控一切,觉得别人离了你就活不了。但周晴,人是会变的,也是会累的。你如果不签字,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但朋友没必要做到那一步。”
门砰地关上。我站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抓起桌上的退股协议,揉成一团砸进垃圾桶,但看着垃圾桶里露出的那张房租催缴单,我又走过去,把纸团捡出来,一点点展平。
熬到晚上八点,账上的缺口像个无底洞。我翻着通讯录,手指最终停在“王涛”的名字上。王涛是我的前男友,两年前分手。原因很简单,他受不了我的控制欲,从穿什么颜色的袜子到跟哪个客户应酬,我都要管。分手时他说,跟你在一起像在坐牢。
我一直觉得,王涛只是一时赌气,我只要稍微低个头,他总会回来。毕竟我们在一起五年,我陪他度过了最难熬的失业期。
电话拨过去,响了好几声才接通。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商场的广播声,还有女人的轻笑声。
“喂?”王涛的声音透着警惕。
“王涛,在忙吗?”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和,“我这边遇到点急事,资金周转不开,能不能借我十万?过渡一下,三个月内连本带息还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王涛深吸了一口气,声音冷得像冰:“周晴,我们分手两年了。”
“我知道。我真的是没办法了,否则不会找你。”我咬着牙,眼眶发酸,“就当帮我一次,以后我绝不打扰你。”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得太难听。”王涛停顿了一下,背景里的女声问了一句“谁的电话”,他捂住话筒回了一句“没事”,然后重新对我说,“下周我要结婚了。婚后财务由我爱人管,我不可能借钱给你。周晴,你别再纠缠过去的人了,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吧。”
嘟嘟嘟。忙音刺进耳朵。
我握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觉得手脚冰凉。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原地等我,以为只要我点头,一切都能如我所愿地重新开始。
原来人家早就要结婚了,而我在他眼里,甚至不如一个陌生人有分量。我试图掌控的关系,终于成了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我脸上。
第二天上午,房东老刘带着两个中介推门进来。
“周老板,今天该交尾款了啊。”老刘敲了敲门框,“这房子我也不能一直空着给你,你不交,我今天就让中介带人看房。”
我陪着笑脸,倒水递烟:“刘哥,再宽限三天,三天后我一定把钱打给你。合伙人那边在走流程,钱马上到账。”
“这话你上周也说过。”老刘没接烟,指了指墙皮,“你看这墙让你们画成什么样了。今天不结清,明天换锁,我按合同办事。”
老刘还没走,门口站着两个兼职的女大学生,怯生生地敲门:“周老师,那个……我妈住院等钱交押金,您看上个月的工资能不能先结给我们?”
我只觉得脑子里嗡嗡作响。一边是房东步步紧逼,一边是等着钱救急的学生。我站在中间,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人,所有的体面和掌控力都被撕得粉碎。
我不得不掏出手机,把仅剩的三千块钱转给了两个学生,然后给房东老刘写了一张五千块钱的欠条,才算把这波人打发走。
人走后,我瘫坐在椅子上。突然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冲到李洁家去,把这个对我发难的人拉回来看看这烂摊子。是你造成的,你得跟我一起扛。
当天深夜,我打车去了李洁住的小区。北方的冬夜冷风刺骨,我没穿羽绒服,只套了件薄呢大衣。我站在李洁楼下的路灯旁,抬头看着六楼那扇窗户。灯亮着。
我拨通了李洁的电话。第一声,无人接听。第二声,直接挂断。
我手指发抖,在微信上打字:“李洁,算我求你,下来见我一面。机构快撑不下去了,你不能这么对我。”
消息发出去,屏幕上转了个圈,显示红色的感叹号。对方开启了好友验证。
我愣住了。不信邪,又试着发语音,系统提示对方已拒收。我抬起头,对着六楼的窗户喊:“李洁!你下来!把话说清楚!”
声音在小区里回荡,楼上有人推开窗户骂了一句“神经病”。
六楼那扇窗户的灯,啪地灭了。
我在冷风里双腿发软,慢慢蹲在了马路牙子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孤零零。我看着地上的枯叶,突然觉得好笑。我在这儿挨冻,在这儿乞求,为的是什么?
为一个执意要走的人,为了一份早就名存实亡的合作关系,为自己那点可笑的自尊和掌控欲。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为李洁好,为王涛好,只要我安排好一切,大家就都能过得好。可结果呢?李洁宁愿换号也不想见我,王涛把我当成避之不及的麻烦。我拼命想攥在手里的东西,其实根本就不属于我。
我在冷风里坐了半个小时,直到手脚冻得没有知觉,才站起来,拦了一辆车回机构。
办公室里还是昨天的样子,白板上还留着这周的教学计划。我拿起黑板擦,一点点把它们擦干净。粉笔灰落了我一身,我没有躲。
我坐回桌前,把那张退股协议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用纸巾擦干净。然后我拿出笔,在落款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第二天,我找来二手回收商,把机构的桌椅、电脑和白板全卖了。一万两千块钱,加上账上剩的几百,正好够把李洁的六万八打齐,又给房东补了欠款。
至于那些兼职的学生,我挨个打电话,把剩余的课时费折算成现金转了过去。
机构注销那天,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了。我靠在墙角,看着地上的粉笔印,心里出奇的平静。没有撕心裂肺,没有不甘心。
我终于明白,这几年的折腾,大部分的烦恼,其实都来源于我总想掌控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强求着留不住的合作关系,强求着变质的感情,总以为只要自己用力够大,别人就不会走。
但人与人本就是阶段性的陪伴。有人来,就有人走。李洁陪我走过了创业最苦的日子,王涛陪我走过了刚毕业的迷茫期,现在,他们的戏份演完了,该散场了。
半年后。
我在一家社区图书馆做管理员。工作不累,就是整理书架,帮老人办借阅证。工资不高,但够我每个月的房租和吃饭。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把每件事都安排得严丝合缝。有老人把书放错位置,我看到了就顺手放回去,不会去训斥对方为什么不听规矩;有同事请假,我就多顶一会班,不抱怨谁占了谁的便宜。
周末的时候,我去超市买点菜,回出租屋给自己做顿饭。
有一天,我下班路过一家婚纱摄影店。透过落地窗,我看到王涛正站在里面,旁边是一个穿着婚纱的年轻女孩。女孩笑得很开心,王涛正低头给她整理头纱。
我站在几步之外的地方,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像以前那样涌起嫉妒或者被抛弃的委屈。我只是静静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朝地铁站走去。
风从街道的尽头吹过来,有些凉。我裹紧了外套,没有回头。
我终于知道,不必为冷淡内耗,也不必为离别耿耿于怀。世事无常,人心多变,付出未必都有回报。我只需要守住自己的节奏,管好自己的情绪。
在这条路上,有人走,也有人会来。允许一切发生,也允许一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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