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天，绍兴故乡的旧宅里，38岁的鲁迅正忙着清点家具，准备把祖屋卖掉。门外忽然来了一个女人，她叉着腰，张开双脚，瘦削的身形像一只“圆规”。鲁迅盯着她看了片刻，竟没能认出来。
女人先开了口：“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这一句看似亲热，实际上已经点出了杨二嫂与鲁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真正深厚的感情，只有一段可以被反复提起的旧交情。
《故乡》写的不是一次普通的返乡。鲁迅回绍兴，是为了处理祖宅和搬迁事宜，并非衣锦还乡，更不是来接受乡亲们的热情款待。故居即将易主，童年记忆也要随之封存，他的心情本来就很沉重。
杨二嫂的出现，恰好把这种沉重推向了另一面。
在少年鲁迅的记忆里，杨二嫂是个漂亮女人。她守着豆腐店，脸上擦着粉，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不必高声叫卖，生意也相当不错。因为容貌出众，邻人送她一个带着戏谑意味的称呼：“豆腐西施”。
这个称呼不只是赞美，也包含着乡镇社会对女性的观看。她的价值，仿佛先由相貌决定，再由豆腐生意来证明。年轻时，她可以凭着脸面获得关注；年老之后，当这层光彩褪去，生活却没有给她准备另一条稳妥的路。
几十年后再见，杨二嫂已经完全变了样。她的脸被写成“凸颧骨、薄嘴唇”，说话尖利，动作夸张，神态中还带着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劲头。鲁迅并不是单纯嫌弃她变老。真正让叙述者反感的，是她把旧日的邻里关系变成了索取的凭据。
“你现在阔了，还说不阔？”
她把鲁迅在北京任职的经历夸张成做了大官，又说他有姨太太、坐八抬大轿。这些话表面像奉承，实则夹着讥刺和试探。她想确认鲁迅到底有多少家底，也想让对方明白：既然你发达了，就不能空着手离开故乡。
鲁迅的身份确实发生了变化。1912年起，他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后来担任佥事兼第一科科长，并非杨二嫂口中的“道台”，但在乡村眼里，能在京城做官，已经足够显得遥远。杨二嫂看见的不是一个写文章的人，而是一个“发财变阔”的旧相识。
于是，她拿走了鲁迅母亲的一副手套。
动作很轻，意味却很重。她没有明着索要，而是顺手塞进裤腰，仿佛占一点便宜只是自己的机灵。后来，她又把鲁迅家中的狗气杀拿走，跑得飞快。这个细节，使人物从尖酸刻薄进一步变成了爱占便宜、缺少分寸的人。
也正因为如此，鲁迅对她的描写格外冷峻。他没有给杨二嫂安排动人的身世，也没有替她解释全部苦衷，只用几处外貌、语言和动作，把一个在困顿中逐渐失去体面的人推到读者面前。
但杨二嫂并不是凭空变坏的。她生活在乡村经济凋敝、身份等级分明的环境中，年轻时能依靠容貌和店铺生意维持体面，年老以后，容貌衰退，生意也未必如旧。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更缺少改变处境的条件，只能在熟人社会中寻找可以利用的关系。
问题在于，她没有把困窘转化为自守，反而将不满变成了对别人的算计。她不愿承认自己已经失去往日的优势，于是不断提高声音，夸大旧情，挖苦鲁迅，再顺手拿走一点东西。越是害怕被遗忘，越要用夸张的方式刷出存在感。
这和闰土形成了鲜明对照。
闰土同样贫困，同样被生活压弯了腰。他从少年时代那个机敏、健壮、会讲捕鸟和看瓜故事的孩子，变成了一个沉默拘谨、满脸沧桑的农民。可他仍然守着基本的分寸，面对鲁迅只称“老爷”，不肯轻易把旧日情谊当成讨要东西的资本。
杨二嫂让鲁迅不适，恰恰因为她把人与人之间最后一点情面也换算成了利益。她的贫困值得同情，行为却未必值得赞许。鲁迅没有把她写成纯粹的恶人，而是写出了一个人在长期失意之后，如何被嫉妒、虚荣和占便宜的习惯慢慢改变。
至于那些藏在炉灰中的碗碟，小说并没有把它写成一桩需要查明的案件。它更像一个暧昧的空白：贫困者的窘迫、旧宅搬迁时的混乱，以及人与人之间已经变薄的信任，都集中在这个细节里。鲁迅没有替谁作出完整辩护，也没有把矛头简单指向某一个乡亲。
杨二嫂之所以成为鲁迅笔下令人厌恶的人物，不在于她年老色衰，也不在于她出身普通，而在于她把衰败后的不甘变成了对他人的侵扰。那个曾经被叫作“豆腐西施”的女人，最终只留下一个叉腰、尖叫、顺手牵物的身影，消失在鲁迅卖掉故宅后的故乡暮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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