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风口上挣的钱，终会凭本事亏出去|企业主|民营企业|罗永浩|西贝|贾国龙

文 | 延观风

一年过去了，贾国龙和罗永浩之间的恩怨纠葛，竟然还能搅动互联网舆情。这次是调查记者“理记”爆料西贝即将“彻底倒闭”，后来又发微博称“贾国龙打了电话，我说该回应回应，别否定我就行。……早死早托生。”

左传云，“吊丧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这番自曝提前没通气、口径不统一的操作令人迷惑，令人感叹贾国龙找公关的水平和自己的公关水平一样高强。

当然，考虑到理记臭名昭著的劣迹史，也可能是从特定渠道打听到消息后，打着“给西贝鸣冤”、“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旗号抢发新闻，给自己炒热度、立人设、捞好处，贾国龙的震惊是遭到背刺后的震惊。西贝非常官方地回应“目前门店均正常营业”，毕竟理记很聪明地明面上替西贝说话，没法把他打成网络黑嘴。

新闻学优秀毕业生理记和罗太君的狗咬狗并非本文的重点(罗太君最近因为野人先生的事也翻车了，回头再聊)，倒是理记替贾国龙鸣不平的话术反映了近年来财经师爷的一个有趣转变——讲“市场”、“法治”少了，赤裸裸讲“民营企业利益”多了。

“民营企业家”与“黑嘴”的身份政治悖论

理记除了自吹“替西贝鸣冤”，还抄起了为“优秀民营企业”“优秀民营企业家”鸣不平的大旗，自封“打击网络黑嘴”。但这里存在一个老生常谈的讽刺悖论——罗永浩也是民营企业主，他是不是也要受到打击网络黑嘴的政策保护？理记在网上大肆人身攻击一位“民营企业家”，他自己是否也应该被算作“网络黑嘴”呢？

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在过渡期存在太多的体制交叉、制度空白和政策打架。有时表现为权力的垄断性、市场的投机性和关系的封闭性相媾合，有时表现为计划手段退出、法制手段缺席的狂野无序。春登企业家的财富来源，从不是什么规范法治的市场环境，反而恰恰是市场不成熟、法制不健全的“时代机会”。

真相不好看、真话不好听。肩负歌颂辩护任务的财经师爷们当然不能讲透时代红利的本质，于是从亲资本的西方话语体系里捞出“企业家精神”这套为特定阶级量身定做的国王新衣，支撑春登企业家成功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再请来“市场”、“法治”两尊神像，作为鼓动政府全面退出的依据。

可惜他们学艺过于不精，并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绝非真正想要践行法治精神。金主或精神偶像的财富来自向市场化法制化转型的过程中，绝不意味着来自市场化法制化本身。近几年，市场机制越发成熟、法治体系越发完善，春登企业家的钱却越来越不好挣了，甚至要被更严的法制监管限制，被残酷的市场竞争淘汰。

这种情况下，师爷们顾不上此前大谈市场法治的理客中伪装，开始玩弄帽子和站队的艺术，只能抬出自己的金主或精神偶像的“民营企业家”身份。在当前的舆论场上，搬出“民营企业（家）”的身份几乎沦为了“抛开事实不谈”一样的起手式，说明这位师爷既不打算讲法律、讲事实，也不打算讲市场逻辑、讲经济规律，而是要躺在地上撒泼打滚，勉强完成主人交代的任务了。

这使得他们失去了为春登企业主阶层整体辩护的普适性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本节开头的悖论，因为侵犯民企合法权益的（或者让民企觉得自己利益被侵犯的）往往不是想象中贪婪、不事生产、时刻觊觎民企财产的政府，而是其他民企。

贾罗理三人的爱恨纠葛，大家都是民企/民营企业家，攻击罗太君同样是攻击民营企业（家），同样影响民营企业贡献的就业机会。讽刺的是，理记打着调查记者的人设，实际早就是多家企业的高管，变成了攻击民营企业家的民营企业家。双方一起打身份政治的拳，破不了招啊。

民企的舆论保护不到位吗？

据报道，9月20日贾国龙在公开场合发表演讲，希望监管部门区分“区分正常舆论监督、观点辩论、恶意贬损、商业诋毁和网络软暴力”，一副受害者、弱势群体的模样。然而，在民企之间的商战互撕和护短诉求拉扯下，网信和宣传部门早就被卡了一个很尴尬的境地。

2020年后，所谓的经济不好根本原因是民企信心不足的论调越炒越盛。这是典型的无理闹三分、最终按闹分配，民企没有信心的情况当然存在，但民企没有信心的原因绝不是舆论抹黑、营商环境不好或私有产权没有保障，只要有利润、利润足够大，民企从来不介意与不法官员共同创业，也不在踏过法律红线，也正因如此，部分企业主要把对违法行为遭到处罚的恐惧包装成对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的担忧。

让民企没信心不想投的根本原因有且只有一个——没有钱赚；而现在企业没有钱赚的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过于偏向资本导致最广大的劳动者购买力不足。推动“民企信心不足”舆情的力量当然不愿揭示这些底层逻辑，而是抓住民企预期不稳的单一环节，发挥自己各种渠道的力量，或渗透、或引导、或推拉决策者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企权益”的政策。

2023年起，网信部门实施涉企舆论环境系列整治行动是这些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实际执法工作难度很大，最高层领导强调“保护的是合法权益”，如何拿捏分寸、平衡处置时效性和客观性公正性的关系，同时及时控制真正恶意信息的扩散、减少对企业的影响，几乎是一个不可能三角。

从中央网信办公布的几批典型案例来看，打击涉企违法信息主要包含虚构事实、牟取非法利益、极端表达和煽动对立等若干要件，不能把消费者的批评吐槽乃至维权诉求打成“恶意信息”。这种思路无疑是正确公允的，保护企业最终也要回到法制框架下，谁违法处罚谁，决不能让民企变成天然的政治正确，谁批评民企，谁就是“恶意”。

然而，实际负责处理的平台和地方网信部门未必如此审慎。平台可以和企业有利益往来、有身份共鸣，利用直接管理的便宜之权，不分青红皂白限流、删帖乃至禁言。民企、尤其是大型民企则有充分的法务资源进行高强度举报，压制个体的、非组织化的不同声音。

这种行为往往还得到企业所在地网信部门的大力支持，避免负面舆情影响本地税基就业。按照某些地方的标准，星宇事件中受害应届生们的举报维权行为，妥妥算是侵犯上市关键期企业权益。

在《携程的吸血与梁建章的催生》的文章评论区里，有人声称“起码携程是可以被批评的”，这既属于“抛开事实不谈”的强辩诡辩，在当前大型民企与平台滥用国家政策和自身法务力量优势压制不利舆论的背景下，更是又当又立。

贾国龙及其所代表的民企表面上说希望合理区分，实际上想的是在当前本就有利于民企的舆论治理机制下，把“恶意”的定义进一步扩大化，凡是不利于民企的信息统统打成恶意贬损、商业诋毁和网络暴力。可笑的是，平时高呼“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的那批人，天天把“法治”挂在嘴边的那批人，这时候不来捍卫消费者和普通人说话的权利了，不来讲依法维权、依法处置了。这些攻击别人搞“阶级叙事”、“民粹”的师爷，自己就是身份政治的高端玩家。

风口上赚的钱，都会凭实力赔出去

法制的一个根本属性是就事论事、证据为先。罗太君劣迹斑斑恶行累累，但在西贝舆情事件上，他确实切中了西贝卖高价预制菜的事实以及消费者对自身知情权、标准制定参与权弱化的不满。而通过最近的野人先生事件，看起来罗太君把消费者的积怨爆发当成了自己的能耐，盯上了“食品消费维权”这条新的牟利赛道，只会给自己的毁灭之路狠狠加上一脚油门。

说回西贝本身，罗太君这种人厌狗嫌的网络大V不可能仅靠嘴皮子改变消费者的市场决策，恰恰是贾国龙的经营让诸多消费者对他投下了不信任票——定义“优秀民营企业（家）”，可从来由不得理记等师爷声嘶力竭的鼓吹，而是要看市场和甲方的判断。正如前文所说“市场成熟了春登企业家却挣不到钱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春登企业家是怎么在市场经济中把自己玩没的。

制裁贾国龙的第一条市场规律是价格信号。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之一，即参与市场的主体根据价格调节自己的行为，从而配置各类资源。理想情况下，充分竞争形成的价格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现实中，可不仅是政府的不当干预在扭曲价格。

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价格是市场经济的神圣女神，但在他们心目中的神使企业主手里，价格是牟利的玩物，商学院的整本教材都在传授破坏隔壁经济学院教材中完美市场的技巧，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将一部分市场参与者的福利转化为另一部分的暴利。

西贝敢给预制菜定出如此高价，在商科教材里叫做“溢价定价法”，利用消费者“一分钱一分货”的心里，通过高价信号塑造自己高质量的品牌形象，吸引消费者购买。这种定价模式的底气来自于扭曲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即消费者主要通过价格而非其他参数判断商品的质量，一旦信息不对称被打破，这种定价法必然遭到反噬。

在行业协会的大力游说下，现行国标将中央厨房出品的菜肴统统划出预制菜范畴，所以贾国龙敢指控罗太君“西贝都是预制菜”的言论造谣，理直气壮教育消费者西贝的“烹饪”方式不是预制菜，快快放弃你们“剪开料理包加热=预制菜=低质量”的错误认知，认识到我们的价格并不贵！

扭曲性的政策违背市场规律，最终事与愿违遭到制裁，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爱讲的寓言，现在回旋镖打到了他们敬爱的民营企业家头上。消费者在舆论热潮带动下打破了关于菜品制作过程的信息不对称，认识并否定了偏袒企业利益、挑战中餐备菜常识的预制菜国标，根据西贝的高价信号作出了不消费的决策，这明明是价格信号调节市场的范例。

制裁贾国龙的第二条市场规律是“企业主≠企业家”。奥地利学派的熊彼特对创新推动经济进步的动态过程作了深刻精彩的描述，但他完全站在企业主/资本家的立场上定义创新（实现企业利润的新要素组合），又强行把推动创新的人冠以“企业家”的称呼而非中性普适的“创新者”。

这导致“企业家”这一名词存在学术概念和常识概念的“波粒二象性”。师爷们用因其定义而天然不可能负面的学术概念鼓吹企业家的作用，为现实中未必推动创新、增进社会福利、甚至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企业主争取政治经济利益。

这套话术本来骗骗政策决策者就好，但也把很多企业主绕进去了，让他们真的以为成功来自能力超群、见识卓越、管理有方，而不是时代红利、裙带关系和剩余价值。这赋予了他们远超能力的自信乃至自恋，不仅不认为自己是资本的人格化身、企业的运转零件，反而把企业当成自己的人格形象延伸，对内专断独裁，对外超雄说教，仿佛给产品冠上自己的名字，消费者就该五体投地、奉上营收。

显然西贝公关在贾国龙要求下，在一篇还过得去的公关通告最后硬加他的金口玉言，但起码还知道得给“虐”字加个双引号

但现在他们猛然发现，成熟的市场和规范的法治对他们来说不是顺风局，是逆风局。之前靠霸总人设、霸气表态吸引的虚荣和流量全部变成了批评和负面资产，于是他们又开始讲企业经营的事归企业经营，批评企业主就是人身攻击云云，突出一个好处我都占、风险我不沾。

制裁贾国龙的第三条市场规律是市场出清。过去30多年我国的高速发展，以及国家在很多领域的强力兜底，让我国从企业主到普通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单向改善利润或福利的康庄大道，对其残酷本质缺乏认识。

市场只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既不是天然永恒的经济秩序，也不保证完美高效，更从不保证任何一个人稳赚不亏。相反，只有不能获得消费者认可的失败企业、违法违规的不良企业、管理混乱的低效企业被淘汰，才能给更优秀的企业腾出要素和市场空间，发挥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如果一个人一遍鼓吹市场的高效性，一边觉得某个企业享有不被淘汰的特权，则非蠢即坏。

对于企业经营必然承担的风险、面对的压力、遭遇的困难，很多企业主不是用更好的产品、更稳健的经营策略、更高效的管理模式应对，而动辄归咎于打压、抹黑和大环境不行，这种巨婴心态，怎么可能在成熟市场中生存下去呢？

他们满口都是自己不容易，什么创业艰辛，什么养着多少多少员工，仿佛政府、员工和消费者天生就欠他们一个亿。可超时工作却拿不到公允薪水的员工也不容易，辛苦赚钱还要吃质次价高菜品、被西贝儿童营销拿捏软肋的消费者也不容易，他们的不满、他们的批评却同样被扣上了“黑嘴”的帽子。

“不会吧”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隋坡探店批评某餐馆菜品“全差评”，老板也是不想如何改进，而是回怼隋老师、回怼消费者，还有一些舆论跟着批评隋坡。巨婴的玻璃心、老板的阶级情驱使他们，从不考虑劳动者和消费者的不容易，也不反思如何改进经营，只要把指责的食指点到政府、舆论、消费者鼻子上，就可以重新躺回去数钱。

至于已有1万人失业、还将有更多人失业云云，这也是企业绑架公共决策的管用说辞。从来都是员工养活自己和老板，不是老板养活员工，特别是在餐饮这个是更新换代最快、人员流动性最大的行业之一。西贝不倒闭，这些员工也未必在西贝继续干2-3年；贾国龙不干有的是人干，很快会有新的企业填补生态位，让员工找到新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