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功德林管理所外，王耀武拿到特赦通知后没有立即赶回家中，而是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见一见粟裕将军。这个要求有些出人意料。毕竟，两人曾在战场上彼此较量，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正是王耀武最熟悉、也最难应付的对手。
王耀武不是一个只会听命行事的将领。陈毅曾评价他是“明白人”，这三个字，既有对其军事判断的认可，也包含几分惋惜。
1947年初，华东战场局势复杂。国民党军分路向山东推进，李仙洲集团突出在外，兵力与两侧部队之间出现间隔。粟裕和陈毅判断，这支部队虽然人数不少，却可能成为突破口。
王耀武当时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很快察觉到战场上的异常。他认为部队不宜继续分散推进，应适当收缩，保持相互策应。这个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可他的意见没有得到蒋介石采纳，前线命令仍要求李仙洲集团继续南进。
战局很快证明了王耀武的担忧。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主力突然转向莱芜地区，经过连续机动，将李仙洲集团包围。2月23日，莱芜战役结束，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李仙洲被俘。
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事时，对华野的调动和隐蔽行动颇为佩服。他明白，战场上的失败并不只是士兵不够勇敢，更常常源于指挥者对形势的误判。可惜，明白战局的人，未必能改变上级的决定。
几个月后，孟良崮战役又给王耀武带来一次冲击。1947年5月，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张灵甫率领下进入孟良崮地区，逐渐与友邻部队拉开距离。粟裕抓住这一机会，集中兵力实施围攻。5月16日，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灭，张灵甫阵亡。
王耀武看得很清楚：华东野战军并不迷信硬碰硬，而是善于制造局部优势，寻找对手暴露出来的缝隙。对这样的对手，最忌讳的就是轻敌，更忌讳远离支援、孤军冒进。
济南保卫战前，他再次感到形势不妙。1948年9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王耀武奉命固守济南。按照战场态势，他判断济南难以长期守住，曾设法向上级说明情况，但得到的仍是“坚守”的命令。
有人问：“既然知道守不住，为什么还要守？”
王耀武的回答很现实：“军令在身，不能不守。”
这句话未必代表忠诚，也可能只是一个身处败局之中的军人，对现实处境的承认。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化装离开城内，后来在寿光一带被捕，随即被送往功德林。
在功德林的岁月里，他的表现与一些拒绝反省、始终抱怨的人不同。他参加劳动，学习有关理论和政策，也愿意检讨过去的军事行动。王耀武知道，自己曾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但也逐渐看清，许多失败并非偶然，而是旧军队内部派系牵制、指挥失当和脱离实际共同造成的结果。
1959年，王耀武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他走出功德林后，最急切的愿望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想见粟裕。这个请求，多少带有一名旧军人的执着：输给了谁，便想当面看看对方究竟是怎样取胜的。
粟裕同意了会面。两位曾经的战场对手见面后，没有停留在客套话上，而是谈起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王耀武对当年的调动、包围和突击提出自己的判断，粟裕也认真听取。相关回忆显示，两人后来还保持过接触，谈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挥。
王耀武还希望见许世友，却没有如愿。原因与济南战役有关。当时解放军方面曾指控守军使用毒气，造成部队伤亡。关于具体责任归属，历史资料中存在不同说法，但许世友的部下确实在战斗中付出了惨重代价，这段记忆很难轻易抹去。
据一些回忆，王耀武曾托人转达见面愿望，甚至希望当面致歉。许世友没有答应，并不等于他不了解王耀武的处境，而是那场战斗留下的伤痛太深，双方之间始终隔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一个人可以在失败后承认判断错误，却未必能够让所有旧日对手都立即放下仇怨。王耀武见到粟裕，是两名职业军人对战术和胜负的复盘；没能见到许世友，则是战争留下的另一种真实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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