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天津李宅，李叔同把一幅日本女子画像挂在了家中。俞蓉每次经过，脸色都不好看。她不知道，画中人并非普通模特，而是丈夫留学日本时结识的春山淑子。
这幅画像，与其说是陈设，不如说是一次试探。李叔同几次想谈起日本的生活，俞蓉却直接打断：“我最讨厌那种伤风化的画。”话到嘴边，只得重新咽回去。
这对夫妻的裂痕，并不是从日本女人出现后才有。早在天津成婚初期，两人的性情就有明显差异。李叔同看重学问、艺术和个人志向，俞蓉出身茶商家庭，更在意柴米、家业和一家人的安稳。
李叔同十八岁成婚，俞蓉比他大两岁。婚后，他一心准备应试，不愿按照兄长的安排参与商业事务。李文熙对此颇为不满，俞蓉也站在了二哥一边。她的性子直，认为丈夫已经成家，不能只顾自己的打算。
李叔同当时十分恼怒，甚至说：“宁可讨饭，也不做投机取巧的商人。”争执之后，他常借读书之名住进无量庵，一去就是多日。婆婆王凤玲出面调和，俞蓉也逐渐明白，丈夫最不能接受的便是当面强顶。
她开始学着退让，也努力靠近丈夫的世界。原本只读过《百家姓》和少量诗词的俞蓉，后来跟着李叔同读书，替他抄写文章，还试图参加诗社。那些日子里，两人的关系确实缓和过。
可家庭接连遭遇变故。儿子夭折后，俞蓉长期沉浸在悲痛中；婆婆又染病，她还要照料幼子李端。李叔同不善面对妻子的哭泣，常常躲开。一个需要安慰，一个习惯回避，夫妻之间便越走越远。
1905年，王凤玲去世后，李叔同决定赴日本留学。五月，夫妻扶灵北上，随后他返回上海准备出国。俞蓉知道丈夫志向已定，只能把两个孩子的责任担在自己肩上：“你只管去，孩子有我。”
同年八月，李叔同从上海黄浦江登上“大正丸”赴日。他进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学习，又参与组织春柳社。对他来说，日本不只是求学之地，也是艺术和人生观念迅速变化的地方。
在东京，他结识了春山淑子。淑子是东京卫校学生，曾为李叔同的绘画担任模特。两人由相识到相恋，淑子明知他在中国已有妻室，仍愿意跟随。李叔同提到母亲作为妾室的悲苦，劝她不要重蹈覆辙，淑子却回答：“我是因为爱你，才愿意承担后果。”
两人后来举行了日本式婚礼。李叔同留学五年，于1911年早春回国，并把淑子安置在上海，自己先回天津与俞蓉、两个儿子团聚。俞蓉看到丈夫归来，也看到自己鬓边的白发，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坦白。
画像悬在家中，成了一个尴尬的秘密。李叔同既想让俞蓉接受淑子的存在，又担心她无法容纳这段关系。俞蓉的反应让他失去了说明的勇气，而沉默也使两人之间多了一层无法揭开的隔阂。
1913年秋，李叔同到杭州任教，先后在城东女子学校艺科、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职。杭州距上海较近，他可以与淑子见面，却仍不愿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家庭状况。淑子有医学方面的技能，希望工作谋生，李叔同却没有同意。
1918年，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寺剃度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出家前，他给淑子留下部分财物，劝她回日本生活；对天津的俞蓉，却没有作出正式交代。这个消息传到俞蓉耳中，她当场昏厥。
三年后，俞蓉在友人陪同下赶到杭州寻夫。她先到虎跑寺，再到灵隐寺，几经辗转，才在玉泉寺附近见到弘一法师。那时她四十三岁，因多年劳苦显得格外苍老；弘一也已削瘦许多，几乎脱离了从前的模样。
饭桌上，俞蓉终于问出压在心底多年的话：“你为什么不回天津？两个孩子难道也忘了吗？”弘一始终沉默，只低头吃着素菜。旁人替她劝说，他仍没有改变决定。
饭后，他合掌说道：“回庙的时间到了。”随后起身离去。俞蓉追到湖边时，他已经登船。船渐渐远去，她站在岸上呼喊“成蹊”，却没有得到回应。
回天津后，俞蓉解散了刺绣班，身体和精神状况迅速恶化。1926年正月初三，她病逝，终年四十八岁。弘一从兄长来信中得知噩耗，曾表示想回天津，但因局势不宁，未能成行。夫妻二人从此隔着生死与佛门，再没有见过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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