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吴家花园，彭德怀站在电话机旁，几次拨打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得到的答复却都是“总理不在”。他没有责怪任何人，只是放下听筒，沉默了片刻。
这一年，彭德怀即将离开北京，前往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对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来说，南下并不是一次普通调动，而是离开长期居住的地方，重新投入一项关系国家工业布局的重要工作。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离开了领导岗位，后来住进吴家花园。那里的生活十分简朴，他种菜、养鸡，许多事情亲自动手。院子里看不到昔日军政活动的忙碌，只有农具、菜地和一张张需要处理的材料。
他并非不愿意过清静日子，只是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大事。彭德怀出身贫苦农家，长期带兵作战，最清楚一个国家没有工业基础会面临什么困难。三线建设开始后，他自然希望还能为国家做些事情。
彭真曾到人民大会堂同他谈过西南工作的安排。彭德怀考虑了很久，起初仍表示，自己去做农民也可以，不愿给组织添麻烦。随后，他写信向毛泽东说明想法。毛泽东读信后，决定当面同他谈一谈。
颐年堂那次会面，毛泽东提前到了。彭德怀进门时，毛泽东起身相迎，并告诉他，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一会儿也会到场，只是周恩来正在接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不能参加。
阔别六年后，老战友重新坐到一起，谈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西南工业建设。毛泽东希望彭德怀承担这项工作，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表示会支持他的安排。
彭德怀没有马上表态。他一向如此，遇到重大事情，宁可多想几步，也不轻易说漂亮话。经过反复权衡，他接受了前往西南的任务。临行前，几位老同志还一起吃饭，为他送行。
但彭德怀仍有一个心愿没有实现：再见周恩来一面。
两人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便已相识。彭德怀任红三军团领导人时，周恩来负责中央红军的重要工作。长征途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多次共同处理军政大事。抗美援朝期间，彭德怀在前线指挥，周恩来则在后方协调外交、军务和后勤，彼此之间有着几十年的信任。
1952年，彭德怀因身体原因从朝鲜回国治疗。当时周恩来承担着繁重的政务和军务工作，曾在会议上提出由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分担自己的压力。这份支持，彭德怀一直记在心里。
眼看行期临近，他几次打电话寻找周恩来，却始终没有接通。想到自己离开工作岗位已经六年，而周恩来等人一直忙于国家建设，彭德怀感到不安。他对身边人说：“大家都忙，总理更忙，可我闲了六年，惭愧啊。”
电话终于在一天响起。
周恩来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邀请彭德怀到西花厅见面。彭德怀收拾妥当准备出发，却发现司机恰好不在。周恩得知后，立即安排自己的司机前去接他。
彭德怀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已经在门口等候。两人紧紧握手，起初谁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彭德怀才问：“总理，你好吗？”周恩来回答：“我很好，老总好吗？”
邓颖超招呼他们进屋。两位老战友谈起这些年的生活，也谈到颐年堂那次会面。周恩来听得很认真，随后用“风物长宜放眼量”勉励彭德怀，希望他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西南三线建设还有许多工作等待完成。
彭德怀说，自己这六年日日夜夜都盼着重新工作，实在闲不住。周恩来没有空泛安慰，而是具体谈到西南工业布局、交通条件和基层困难，提醒他到了那里要多听、多看，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作判断。
这次谈话持续了很久。对彭德怀而言，它不仅是一次告别，也是重新获得工作信任后的交代。过去的风雨没有被刻意粉饰，但眼前的任务仍然清楚：到西南去，把能做的事情做好。
1965年11月30日，彭德怀抵达成都，住进永兴巷七号。住所是临时安排的，房间不大，只有床和办公桌。墙上挂着毛泽东像，旁边是他亲笔写下的“为人民服务”。
到达第二天，他便听取西南三线建设有关负责人的汇报。彭德怀不喜欢只看汇报材料，很快提出要到基层去。他关心矿山、铁路、机械制造和职工生活，也反复追问一些看似琐碎的问题：设备能不能运进来，矿渣怎样处理，工人住在哪里，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有一次，石棉矿矿渣处理遇到困难。彭德怀认为这件事虽小，却关系生产秩序和资源利用，于是亲自给周恩来写信，请求帮助。他在信中说，这本是小事，不该打扰总理，只因一时不知该向谁反映，才冒昧写信。
周恩来收到信后，及时作出处理意见。彭德怀在西南的工作，也由此体现出鲜明特点：少讲空话，多到现场；遇到问题不拖延，能够解决的当场协调，需要中央支持的及时上报。
遗憾的是，这段工作并没有持续太久。1966年12月，彭德怀回到北京，此后再未回到西南。那一年多时间，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并不算长，却留下了一个老军人的晚年选择：即便离开岗位多年，仍愿意从最具体的建设工作做起。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悲痛，并亲自作出指示，要求妥善保护彭德怀的骨灰。1978年，彭德怀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而周恩来已于1976年1月8日离世。两位相交数十年的老战友，终究未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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