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北京，周恩来把一批字画的鉴定结果送到毛泽东面前。送画的人，是远在海外的李宗仁；鉴定结论却不太好看：所谓名家作品，大多并非真迹，实际价值远低于李宗仁所称的购藏价格。

这件事若只看表面，像是一次文物鉴定出了问题。可毛泽东关注的并不是几幅画值多少钱，而是李宗仁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把这批藏品送给新中国。

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关系，早年并非一开始就剑拔弩张。1926年，李宗仁率部进入广州，与蒋介石逐渐接近。一个掌握中央军事资源，一个拥有桂系武装，双方既有共同政治立场，也有现实利益需要。

蒋介石曾主动与李宗仁结拜。那时的承诺说得很重：“今后既是同志，也是兄弟。”然而，军政格局一旦变化，兄弟情分就很容易被权力重新丈量。

北伐之后，桂系力量不断扩大，蒋介石的戒心随之加深。李宗仁也不愿完全听命于南京，双方围绕军队调动、地方控制和中央权力多次冲突。表面上还在合作，实际上已经互相防备。

1949年初，李宗仁出任中华民国代总统，试图通过谈判保住局面。南京方面提出“划江而治”，希望以长江为界维持南北对峙。中共代表团虽对《国内和平协定》作过修改，谈判仍因南京政府拒绝签字而破裂。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随后发起渡江战役，南京于4月23日解放。李宗仁离开南京后，先赴桂林，后来又经香港前往美国。

这次出走，使他暂时避开了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却也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海外生活。人在异乡，最难割舍的往往不是职位，而是故土和那些无法重新来过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对大陆的变化并非毫无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以及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都让他重新估量这个政权的生命力。

有一次谈到旧政府的工业状况，他感叹，过去统治中国多年，却连像样的工业基础都没有建立起来。对一个曾经身居高位的人来说，这种话并不只是牢骚，更像是对旧日道路的反省。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李宗仁得知后，对这一政策表示赞赏，并在美国发表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此后，他通过老朋友程思远，逐步向北京传递回国意愿。

1958年以后，李宗仁多次表示希望回到祖国，但又担心身份、财产和安全问题。于是，捐献文物成了一种试探：既能表达态度，也能观察北京如何对待他这个曾经的国民党代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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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他将一批书画送往香港，再转交北京。据相关回忆，这批藏品中有徐悲鸿、齐白石、郑板桥等名家名款，李宗仁称购买时花费十一万多美元。专家鉴定后，许多作品被认为是赝品，实际价值只有几千美元。

消息传到毛泽东那里，处理方式出人意料。他对周恩来说：“他说花了十一万多美元，就给他十二万美元。花十二万交一个朋友，很划算嘛。”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买画”，而在“买信任”。如果只按真伪和价格追究，李宗仁很可能立刻陷入尴尬，回国之路也会多一道障碍。按他申报的金额补偿，既照顾了颜面，也把一次文物风波转成了政治上的善意。

周恩来随后通过程思远转达，北京知道其中有赝品，但体谅李宗仁向祖国靠拢的心情。李宗仁听后颇为感慨，说共产党人“不简单”，连这样的事情都能看得明白。

这次处理，显然改变了李宗仁对北京的判断。他担心的并不是十二万美元能否收回，而是回国后会不会被清算。北京给出的答案很明确：可以批评旧账，但不会因个人历史而拒绝一个愿意回国的人。

1965年春，李宗仁再次写信，明确表达回国愿望。周恩来认为条件已经成熟，开始安排他的返程。7月20日，李宗仁经巴基斯坦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等人的接见。10月1日国庆节，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观礼。

回国后的李宗仁，已不再是当年的代总统，而是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中央为他安排住所、车辆、工作人员和生活费用，具体待遇体现了对其回归的重视，也显示出统一战线工作并不只停留在口头上。

1968年，李宗仁因直肠癌接受手术。长期患有肺气肿，又使身体恢复十分困难。1969年1月，他因肺炎病情恶化。临终前，他交代将线装书捐给广西图书馆，书画交给国家，还留下了一封感谢党和政府照料的信。

信中有一句话：“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一条路是走对了的。”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七岁。那批真假相杂的字画，后来很少再被单独谈起；但毛泽东用十二万美元处理它的那一刻，却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政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