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越南谅山北侧的612高地上，解放军第43军128师部队正在组织回撤，黄吴荣和战友奉命留下，掩护主力部队通过。枪声一阵紧过一阵，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阻击战会把一名普通副班长推到聚光灯下。
此时的战场，已经不是争夺城镇的进攻阶段。中国军队完成既定任务后，开始撤出越南境内。越军第338师试图趁撤军之际夺回要点，切断回撤道路，612高地便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位置。
黄吴荣所在的7连，接到的并非正面强攻任务，而是守住部队后方。这个位置看似不起眼，却直接关系到主力能否安全撤离。高地一旦被越军突破，撤退中的部队就可能遭到前后夹击。
更棘手的是，负责守卫后侧的炊事班，人员虽有十几名，枪支却十分有限。战场上没有“伙夫不能打仗”这一说，危急时刻，能不能拿稳武器、守住阵地，才是最实际的考验。
越军显然摸清了这一点。他们集中兵力，从侧后方发起突袭，企图先解决防守薄弱处，再向7连指挥位置推进。炊事班战士利用堑壕和地形连续抵抗，硬是挡住了几轮冲击。
连队发现后方吃紧，立即派黄吴荣带人增援。途中，越军设置了密集火力，同行的排长和机枪手遭到袭击。有人催促他继续前进：“别停，先把后面的阵地守住！”
这句话很重。
黄吴荣明白，救治伤员固然重要，但如果后侧阵地失守，整个连队都可能被拖在原地。于是，他带着剩余人员冒着炮火赶往高地，接手了最危险的一段防线。
抵达后，他没有急着把所有人集中起来，而是先观察越军的推进路线和火力分布。夜色、地势和残破工事，既是危险，也能成为掩护。守军人数少，绝不能用硬碰硬的办法消耗。
“把人分开，火力要不断变化。”
黄吴荣的安排很简单：几个人守一道工事，枪声从不同位置响起，必要时迅速转移。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越军误判守军数量，不敢贸然压上。
这个办法很快见效。越军每次接近，阵地上便有不同方向的射击声。黄吴荣凭借熟练的射击技术，反复转移位置，寻找暴露目标。炊事班战士也利用手榴弹和简易掩体配合，使本来单薄的防线显得颇有层次。
有意思的是，战斗并不完全取决于武器数量。对进攻者来说，看不清对手的真实兵力，本身就是一种压力。越军几次冲到前沿，又因判断失误退了回去，后侧阵地因此没有被突破。
到了天快亮时，7连主力已经按照计划撤离，后续部队也准备离开。可是，黄吴荣所在的阵地仍处于越军射程之内。若所有人同时撤走，越军很可能立即占领高地，再追击正在转移的部队。
黄吴荣提出留下掩护。指挥员并不愿意同意，因为这几乎等于把他置于孤立位置。但撤退讲究次序，更讲究有人断后。经过考虑，指挥员批准了请求，其他战士开始向既定方向转移。
阵地上逐渐安静下来。
越军观察到守军火力明显减少，随即发动新的进攻。他们判断高地已经无人防守，便越过第一道战壕，向纵深推进。黄吴荣没有过早开火，而是等对方进入较近距离后，才突然从掩体中现身射击。
突如其来的火力让越军措手不及。进攻人员迅速后撤，黄吴荣继续用机枪压制对方，直到确认撤离部队已经拉开距离，才寻找机会脱离阵地。关于这段战斗的具体细节，后来的报道和回忆存在不同表述，但他独自承担断后任务一事，长期被战友们提及。
黄吴荣出生于1957年8月，广东汕头人。1976年前后入伍，参加对越还击作战时年约21岁，担任第43军128师383团3营7连7班副班长。年轻，却已经经历过多次战斗，临场判断并非偶然。
1979年3月，中国军队陆续撤回国内。黄吴荣也平安归队，并没有像许多人预想的那样留在高地上。相关材料记载，他在这次阻击战中毙伤越军多人，具体数字在不同叙述中并不完全一致，但其英勇表现得到了部队确认。
回国后，黄吴荣荣立一等功，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并受到许世友接见。同年4月，他升任7连副连长。战功没有让他长期停留在荣誉之中，转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1986年11月，黄吴荣到潮阳区城内派出所工作。1991年，他在执行任务时荣立三等功，随后调往潮南区陈店派出所。那场高地阻击战已经过去多年，而他后来仍在基层岗位上工作，直到把军人的纪律带进日常职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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