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22日，湖南平江县城东门外，彭德怀率领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发动起义。操场上的士兵颈系红带，兵器在阳光下闪着冷光。谁也没有想到，这支不足千人的队伍，后来会成为红军的重要骨干，并走出一大批开国将帅。
平江起义的背后，还牵连着两名国军中将：周磐与戴嗣夏。他们都出身湘军系统，受过正规军事教育，也都曾与后来成为元帅的彭德怀、陈毅有过交集。只是同样身处乱世，最终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结局。
周磐是湖南新邵人，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三十岁前后便在湘军中担任团级军官。他看重人才，也善于经营关系。彭德怀早年在其部下任职，作战勇敢，办事果断，周磐很快发现了这个年轻人的价值。
在周磐看来，彭德怀能替自己冲锋陷阵，是难得的干将；对彭德怀而言，周磐则是他早年军旅生涯中的提携者。周磐曾说过类似的话：“只要肯干，队伍里总有出头之日。”这层上下级关系，维持了相当长时间。
有意思的是，周磐后来提拔的并不是彭德怀，而是同乡同学戴嗣夏。戴嗣夏同样毕业于保定军校和陆军大学，和周磐家乡相近，私人关系更加密切。军阀部队讲究乡党、同学和亲信，任用谁，往往不单看能力。
戴嗣夏在和平时期颇受重视，却不以临阵见长。1926年北伐军进攻武昌时，戴嗣夏担任团长，战事紧迫之际请假离队，彭德怀临时接任指挥。攻城战中，彭德怀率部攀登城墙，突破守军防线，为部队攻占武昌立下战功。
这场战斗改变了彭德怀的命运，也使周磐失去了对核心部队的控制。1928年，彭德怀率部在平江起义，周磐经营多年的军事基础随之瓦解。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后来扩编为红三军团，成为红军主力之一。
周磐没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长期与红军作战，起义失败后曾回乡生活，后来又重新进入国民党军政系统。到了1949年前后，湖南、云南等地相继发生重大变化，许多国民党将领选择起义或接受改编，周磐却仍任国民党军队高级职务，最终在云南地区被人民解放军俘获。
被关押后，周磐或许认为，自己与彭德怀早年的交往能够成为从宽处理的理由。可历史审判并不只看私人关系。新中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展开，周磐因过往政治和军事活动被追究责任。1951年，他在云南被处决。
戴嗣夏走的是另一条路。他离开周磐后，曾在戴岳部下任职。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在龙冈地区遭到红军重创，戴嗣夏据此总结红军作战特点，提出修筑碉堡、逐步推进的办法。
这种战术后来被大规模采用。碉堡、封锁线、保甲编制相互配合，确实给中央苏区造成了很大压力。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战略问题》中，也曾分析过国民党军队依靠碉堡推进的做法。戴嗣夏因此受到重视，被称为善于构筑防御工事的将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戴嗣夏部参与了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此后，他奉命在赣南地区围堵红军游击队，与陈毅领导的队伍形成长期对峙。
那段日子里，陈毅曾被困在梅岭一带。1936年冬，他在困境中写下《梅岭三章》。同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戴嗣夏部队奉命调整部署，梅岭封锁出现变化，陈毅才得以脱险。
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毅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7年9月6日，双方在赣州接触谈判，陈毅还与戴嗣夏见面。多年刀兵相见的对手，终于在民族危机面前暂时握手。
陈毅曾对戴嗣夏说：“国难当前，过去的恩怨可以放下。”戴嗣夏也表示，保存一分抗战力量，就是为国家多留一分力量。谈判之后，赣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走上抗日前线。
遗憾的是，这段合作没有改变戴嗣夏后来的人生选择。抗日战争期间，他虽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但部队伤亡惨重，番号后来被撤并。解放战争后期，他没有随长沙方面参加和平起义，而是继续站在国民党一边，最终成为俘虏。
戴嗣夏或许也想到过陈毅，认为双方曾经合作，自己应有获得宽待的可能。然而，审理并不只针对梅岭时期的交锋。1934年红军主力转移后，戴嗣夏部进入瑞金等地时，对留守人员和当地群众实施了严重镇压。相关责任，不能因为后来有过抗日合作便一笔勾销。
1951年4月，戴嗣夏被执行死刑。周磐与戴嗣夏都曾受过名将提携，也都与彭德怀、陈毅有过交往，但私人旧谊终究无法替代各自承担的历史责任。乱世中的一次选择，常常会在多年以后，成为无法回避的判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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