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推开姐姐家的门时，她正坐在餐桌边签字。宽大的袖口垂下来，里面那截手腕细得像一折就断。
周建成把笔塞进她指间，另一只手压着纸角：“签完我就找中介。房子卖了，后面的事才好安排。”
我抽走那支笔，看清纸上写的是房产处置委托，受托人一栏填着周建成，出售价格和收款账户却都空着。
“先别签。”我把委托书翻扣在桌上，“姐，你知道这张纸签完意味着什么吗？”
“她现在没精神管这些。”周建成伸手来拿，“我们两口子的事，你刚回来就别添乱。”
我没跟他争，只看着许岚：“姐，我问的是你。你现在愿意把房子交给他处置吗？”
许岚嘴唇干得起皮，目光在我们之间转了一圈：“卖了也好。治不了的病，留着房子有什么用。”
“确诊报告呢？”
周建成朝沙发旁的药袋抬了抬下巴：“都在那儿。县里医生说得明明白白，肝癌晚期，折腾也是人财两空。”
我把药袋里的单据全倒在茶几上，一张张摊开。化验单、普通彩超、退烧药处方，最底下只有一张写着“肝占位，性质待查”的检查单。
我把那七个字推到姐姐面前：“这不是确诊，更没有分期。医生有没有让你做增强检查，或者去上级医院？”
“你姐已经这样了，还要受那些罪？”周建成抢着说，“医生私下告诉我，结果不会好。”
“我还是问她。”我按住检查单，“姐，医生当着你的面，说过‘晚期肝癌’这四个字吗？”
许岚想了很久，摇头：“他看完片子，让建成出去谈。回来后建成说，医生怕我受不了，不肯明说。”
周建成脸色沉下来：“我陪她跑前跑后两个月，难道还能拿这种事骗她？”
“陪诊不等于替她确诊。”我把委托书和检查单并排放好，“一张性质待查的纸，撑不起卖房安排后事。”
许岚抓住我的袖子，声音轻得发虚：“宁宁，别吵。就算没定下来，去省城也可能白花钱。我不想把你也拖进去。”
“我不拿‘肯定能治’哄你。”我蹲到她面前，“我只问你，愿不愿意再听一位医生把这七个字解释完？”
她没有立刻回答，先看向周建成。这个动作像过去二十二年养成的习惯，连生死都要等丈夫替她点头。
周建成果然先开口：“省城挂号、检查、住院，哪样不要钱？家里这些年就攒了那么一点，她要是遭完罪还是一样，谁负责？”
“我负责先把人送到医院。”我拿出手机，“我现在能筹三万元住院备用金，不动你手里的钱。”
“三万元能撑几天？”他冷笑，“话说得漂亮，最后还不是要卖房。现在签了，至少不耽误。”
我把手机递给姐姐，上面是省城肝病中心的接诊电话：“花多少、做什么，先由医生评估。房子什么时候处置，也该由你清醒时决定。”
许岚盯着号码，手指却没有接过去：“要是人家也说没救呢？”
“那我们带着完整结论回来，按你自己的意思安排。”我说，“可如果还有别的可能，今天这支笔落下去，你连知道的机会都没了。”
屋里静了片刻。周建成忽然起身进卧室，拉开抽屉，把银行卡和存折一股脑装进自己的外套。
许岚愣住：“你拿那些做什么？”
“既然她非要逞能，就让她出钱。”他把拉链拉到顶，“家里的钱不能扔进无底洞。谁坚持检查，谁负责到底。”
我以为姐姐会劝他，或者像从前一样先替他解释。她却望着那只被拉开的抽屉，问：“建成，那里面也有我这些年做工攒的钱。”
“夫妻的钱还分你的我的？”他避开她的视线，“我是在给你留后路。”
“你刚才还要卖我的房子安排后事，现在又把钱拿走。这算给谁留后路？”许岚说得很慢，每个字却比刚才清楚。
周建成把钥匙抓在手里：“你病糊涂了。等她在省城碰了壁，你自然知道谁是真为你好。”
“那也让我自己碰一次。”许岚抬起头，“这张委托我不签。以前让你全权做主的话，也从现在起不算了。”
周建成站在门边，脸上先是错愕，随后涨得发红：“你听她挑拨是不是？我伺候你这么久，换来这个？”
许岚没有接他的质问，只把委托书慢慢撕成两半。她力气不够，纸边撕得歪斜，我扶住她的手，陪她把受托人那一栏彻底撕开。
门被摔得震响。周建成带走了银行卡、存折和车钥匙，连家里那辆旧车也一起开走了。
姐姐盯着空抽屉看了一会儿，忽然问我：“三万块真有吗？别为了让我安心，去借还不起的钱。”
我当着她的面给单位财务打电话，确认工资预支，又联系大学同学周转。到账提示接连响起时，我把余额给她看，没有隐瞒其中两万元是借的。
“这钱不是买一个好结果。”我说，“是买一个清楚的答案。答案不好，我们一起承担；答案不明，就继续问。”
许岚拿起那张“性质待查”的检查单，第一次认真看完日期和落款。随后她扶着桌沿站起来，腿软得晃了一下，却拒绝重新坐下。
“省城夜里冷不冷？”她问。
“病房有暖气。先带两套换洗衣服，其他缺什么再买。”
她进卧室取出一个旧旅行包，把睡衣、毛巾和身份证放进去。收拾到一半，她又折回餐桌，将撕碎的委托书和检查单分别装进两个文件袋。
我预约了第二天最早一班去省城的车，又把她的症状、用药和近两个月体重变化写在纸上。她靠在床边，一项项纠正我记错的日期。
临睡前，周建成发来消息，说车不会借，钱也别想动，还提醒她别被我骗去受罪。许岚看完，没有回复。
她把手机调成静音，旅行包放在门口，然后对我说：“明早你叫我。要是我临阵反悔，你就把这张检查单再念一遍。”
天还没亮，我扶姐姐下楼。周建成的车位空着，我们拖着旅行包走到巷口，叫来的网约车司机看她站不稳，主动把前排座椅往前挪了些。
去车站的路上，许岚一直按着胃。她昨晚只喝了半碗粥，清晨又吐过一次，薄毯裹在身上仍止不住发抖。
“要不算了。”她看着窗外说，“建成把钱拿走，就是不想让我去。真住进去，三万块也经不起几张单子。”
我没有说“不会花完”，只把退票页面给她看：“现在回去可以。但回去之前，我们先把要问医生的问题列完，你再决定。”
她有些无奈：“人都到路上了，还列什么？”
“第一，现有检查能不能确定是癌症。第二，如果不能，还缺什么。第三，每一步有什么风险，结果出来前能不能先让你吃下东西、退烧。”
许岚沉默片刻，从我手里拿过笔：“再加一条。就算能治，身体这么差，受不受得住。”
她写字时手指发颤，几个问号挤在一起。写完四条，她把纸折好放进证件袋，没再提返程。
到了省城，门诊大厅已经排起长队。我推来轮椅，她一开始不肯坐，走了不到二十米，膝盖一软，整个人向前栽去。
我和导诊护士同时托住她。护士摸了摸她滚烫的额头，先把我们引到分诊台测体温和血压，又让她戴好口罩。
机器显示她体温三十八度一，血压偏低。分诊护士看过那张基层检查单，没有让我们继续干等，而是联系肝病门诊加做预检。
许岚坐在轮椅里，望着缴费窗口滚动的数字，小声说：“宁宁，现在走还能省下住宿钱。”
我把那张问题单塞回她手里：“至少让医生回答第一条。你自己写的，不能白写。”
轮到我们时，接诊的赵医生先问许岚哪里不舒服。我刚要补充体重变化，他抬手示意我稍等：“让患者先讲，记不清的地方家属再补。”
许岚愣了愣，才从两个月前胃口变差说起。她提到低热、夜里出汗，赵医生追问衣服是否湿透、体重降了多少、有没有接触牲畜和结核患者。
周建成在县医院说过的“晚期”像一块石头压在她舌头上。她说到一半，还是问：“医生，我是不是已经没多少日子了？”
赵医生把她带来的片子调到屏幕上，逐层看过，才转过来：“目前只能确认肝脏有占位性病变，不能凭这份平扫直接确定性质，更不能确定癌症分期。”
许岚攥紧问题单：“那小医院为什么说是晚期？”
“我没有听到当时的原话，也没看到完整病历，不能替对方解释。”赵医生指着影像，“肿瘤是需要排查的方向，但感染、炎症等也可能表现为占位。”
我追问：“是不是今天做个检查，就能知道到底是什么？”
“通常不能靠一项检查下结论。”他列出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肿瘤标志物和感染筛查，又说明要结合增强影像判断是否需要穿刺。
许岚听见“穿刺”二字，脸色更白：“会不会把肿瘤扎开？”
赵医生没有轻描淡写：“任何有创检查都有出血、感染等风险，所以要先看凝血和影像，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真走到那一步，我们会再次说明并征得你同意。”
“那要等多久？”
“今天先处理发热、脱水和营养问题，完成基础检查。增强影像要排队，也要看肾功能；如果还需病理，等待会更久。”
许岚把问题单翻到背面：“等的这些天，是不是就在烧钱？”
“住院确实有费用。”赵医生看着她，“但你现在进食差、血压低，不适合立刻坐几小时车回去。我们先申请床位，费用和可选择的项目会逐项告知。”
他说的不是奇迹，也没有保证结果会好。姐姐反而慢慢松开攥皱的纸，问出了最后一条：“我这么虚，还能受得住检查和治疗吗？”
“先把身体状态拉回来，再根据诊断评估。”赵医生回答，“虚弱会增加风险，但不能因为虚弱，就在诊断没清楚前直接放弃。”
病床一时没有空位，我们在留观区等了近三个小时。姐姐喝了几口护士给的营养液，喝得很慢，却没有像在家那样把杯子推开。
我去窗口办理预住院时，收费员提醒账户需要先交押金。我从三万元备用金里缴了一万元，收据上的余额让姐姐看了很久。
“建成要是知道，肯定说我们疯了。”她说。
“这笔钱花在哪里，每张单子都留着。”我把收据交给她，“以后谁问，你自己回答，不用我替你。”
下午四点，护士终于推来空床。姐姐换病号服时，宽大的裤腰几乎挂不住，护士找来一根软带替她系紧。
基础化验先抽了几管血。护士每拿一管都会说明用途，姐姐听见其中有肿瘤标志物，手背一下绷紧。
“这是排查的一部分，不是抽了这管血就说明你有肿瘤。”护士停下动作，“不舒服就告诉我。”
针拔出后，许岚望着那几管血被送走，低声说：“原来检查之前，是可以把这些话先告诉我的。”
晚饭是营养科建议的软食。她吃了三口就恶心，我陪她歇了十分钟，她又自己拿起勺子，勉强吃到小半碗。
夜里体温降到三十七度六，补液后血压也回升了一些。赵医生来查房，告诉我们部分化验要次日出结果，增强检查最快排到后天下午。
姐姐问能不能先回旅馆等。赵医生解释她持续低热、摄入不足，住院观察更安全；如果她坚持离院，也会把风险写清，由她自己决定。
许岚没再看我，而是独自考虑了一会儿：“那我先住。明天能不能帮我查查，县医院到底还留了什么记录？”
我说需要她签授权，才能去调完整病历。她让护士拿来纸笔，一笔一画写下姓名，又特意补上影像、门诊记录和交接登记都要复制。
签完后，她给周建成发了一条消息：“我已经住院，现有材料不能确诊晚期。请把你取走的全部病历拍给我。”
消息显示已读，迟迟没有回复。十几分钟后，他只回了一句：“省城医生就是想让你多花钱。”
许岚把手机递给我看，声音没有在家时那么慌：“他还是没回答，病历到底在哪里。”
我收好授权书，联系县医院病案室和值班门诊。那边核对完身份后说，系统里不止一张检查单，还有一次转上级医院进一步鉴别的建议。
姐姐刚平稳下来的呼吸又急了：“什么建议？什么时候开的？”
电话那头的人说需走正式调取流程才能提供内容。我按下免提，约定第二天提交授权，对方又提到曾有家属取走纸质材料。
挂断电话后，许岚把床头那张问题单展开，在“还缺什么”后面添了一行：“县医院让做过什么，谁把纸拿走了？”
她把问题单压在水杯底下，躺回枕头上：“明天先查这个。检查该等就等，但别人替我删掉的话，我得一张张找回来。”
入院第三天早上，许岚的基础化验陆续出来。赵医生说有炎症指标升高和营养不良，肝功能也有异常，但这些仍不能单独指向癌症。
增强检查安排在下午。确认肾功能允许后，护士再次说明造影剂可能引起过敏等反应，许岚听完才在知情书上签名。
轮椅推去检查室前，她把授权书交给我：“你去调病历，不用陪我守门口。回来把每一页都让我看。”
我将授权书、姐妹关系证明和她的身份证复印件传给县医院病案室。对方核验后说，门诊记录能整理，但影像交接单要到放射科另查。
为了避免只拿到一份摘要，我请病案室按日期列出许岚两个月内的全部就诊。
系统显示她前后去过三次，最后一次并非简单复诊，而是医生建议转诊后的材料交接。
许岚却只记得两次：“第一次拍片，第二次建成陪我去听结果。哪来的第三次？”
我把日期念给她。她想了半天，忽然说那天自己发烧，在家躺着，周建成拿走身份证，说替她去医院开药。
中午，县医院内科的韩医生回了电话。他先确认许岚就在旁边，才说愿意解释当时的记录。
我打开免提，许岚握着床栏：“韩医生，您当时到底告诉我丈夫什么？他说您断定我是晚期肝癌。”
电话那头停了几秒：“我先向你道歉。我看平扫影像时用了‘恶性可能大、情况不乐观’这样过重的表达，而且是单独对家属说的，确实不规范。”
许岚闭了闭眼：“您有没有说，我已经不能治了？”
“没有。”韩医生回答，“现有检查不能定性质，我在门诊记录里写了建议做增强影像、肿瘤相关检查，同时排除感染性疾病，必要时到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断。”
我问：“为什么姐姐拿到的袋子里，只有一张性质待查的检查单？”
“当天打印的门诊记录和转诊建议由陪诊家属签收。后来家属又来了一次，取走影像光盘和交接材料，登记的是周建成。”
韩医生把扫描件发到医院登记邮箱。护士帮我们打印出来，末页签收栏里果然写着周建成的名字，日期正是他说替姐姐去开药的那天。
许岚盯着签名看了很久：“那天他回家后，说医生已经托人问过省里，去了也没有意义。”
韩医生低声说：“我没说过这句话，也没有替你联系省里的医生。当时还特别交代，不能只凭平扫下结论。”
“可您为什么不当面告诉我？”许岚问。
“这是我的失误。”韩医生没有推脱，“我担心患者情绪，过度依赖家属转述，没有确认你本人是否完整知情，沟通记录也不够完整。”
我把问题拉回病历：“除了现在收到的这些，还有没有检查申请单、退费记录或未完成项目？”
韩医生查了片刻，说当时开过增强检查和几项化验，周建成表示患者身体差、不愿继续，在缴费前取消了申请。系统备注只写着家属暂缓。
许岚立刻摇头：“没人问过我。我连这些检查的名字都没听说过。”
电话那头传来翻页声。韩医生说院方会保存原始记录，并让医务科核查告知流程；至于家属如何转述，他只能说明自己实际说过什么。
通话结束后，病房里安静得只剩输液泵的提示音。许岚把三次就诊日期抄到纸上，逐一回忆当天发生的事。
第一次，她自己走进检查室；第二次，周建成让她在走廊等，独自进诊室；第三次，她根本没有到医院。
她写到第三个日期时，笔尖突然停住：“我那天其实收过行李。”
“什么行李？”
“我听他说县里治不了，想回娘家找你。衣服都放进行李袋了。”她指着床尾的旧旅行包，“就是这个。”
那天周建成从医院回来，看见行李袋便大发脾气，说她已经病成这样，还要跑去给妹妹添麻烦。后来他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连袋子也收进柜顶。
“我以为他是怕你花钱。”许岚看向我，“现在想想，他刚取回转诊材料，就把我已经收好的行李撤了。”
我没有替她判断动机，只把签收登记放到那张时间表旁边。
下午增强检查结束，许岚没有出现严重不适。赵医生看过初步影像后说，病灶表现并不典型，需要结合感染筛查结果讨论，暂时仍不能给出最终病名。
他同时提醒，不能因为“未定”就理解成“肯定不是肿瘤”，也不能因为基层医生怀疑恶性，就跳过必要的鉴别步骤。
许岚点头：“我能等。但从现在起，谁跟我谈病情，都请当着我的面说。如果我听不懂，就说到我听懂为止。”
赵医生把这项要求记进病历，又同意将重要结果同时向她和我说明。后续是否需要穿刺，要等多学科会诊后再决定。
我把县医院发来的文件按日期排好，准备装进姐姐原来的药袋。她却伸手拦住：“别再混着放。原件、复印件和现在的检查分开。”
护士找来三个透明文件袋。许岚亲自在标签上写下“县医院原始记录”“省城检查”“本人签字材料”，每一袋都留了一份复印件。
她还让我把电子扫描件存进她自己的邮箱，并修改了邮箱和手机支付密码。过去这些密码周建成都知道，她从没想过要分开。
傍晚，周建成终于打来电话。他没问检查结果，先质问她为什么让县医院调记录，又说家里的事闹到医生面前很难看。
许岚按下免提：“你取走转诊建议那天，为什么告诉我没有必要去省城？”
“我还不是怕你受罪？”他的回答很快，“医生都说恶性可能大，后面的检查不过是走形式。”
“医生刚才承认他说重了，但也明确写着要排除其他疾病。你签收了材料，还替我取消检查。这些为什么一个字都没告诉我？”
周建成顿了顿，转而斥责我：“许宁是不是就在旁边？让她别拿几张纸挑拨夫妻感情。”
许岚看着自己的时间表：“这不是她写的，是医院系统里的日期，也是你的签名。”
“你现在身体不好，别钻牛角尖。把病治不治的先放一边，房子的委托还得补签，中介已经联系好了。”
他把“房子”说出口时，许岚的手轻轻抖了一下。赵医生刚说仍有鉴别和治疗空间，他最先追问的却还是那张被撕掉的委托。
“房子不卖，委托也不补。”她说，“我需要的钱，我会留下凭证。家里的存款等我出院后一起核对。”
周建成的声音陡然拔高：“你防着我？没有我这两个月照顾，你早就倒下了！”
“照顾是真的，瞒我的材料也是真的。”许岚没有否认前一件事，“你明天来病房，当着我和医生的面，把你拿走的东西全部带来。”
“我没空陪你们胡闹。”
“那我就按签收登记，一份份正式要求医院留存，再请人核对你替我作过哪些决定。”她停了一下，“这次不用你替我回答。”
电话被周建成挂断。许岚没有追拨，只截下通话时间，和他的消息一起备份进新建的文件夹。
她把那份签收登记复印了两份，一份交给我，一份锁进床头柜。钥匙挂到自己颈间时，她低头看了很久。
夜里，感染筛查还有项目未出结果，最终诊断仍要等待。许岚却第一次没有催我问“是不是没救”，而是让我把第二天会诊要问的事项写下来。
最后一项，她亲自补上：“如果周建成不来，怎样确保以后所有决定都只认我本人。”
第二天会诊前，赵医生先来确认许岚的意愿。他问周建成是否仍是病情联系人，她摇头，把第一联系人改成我，又注明所有决定必须先征得本人同意。
上午十点，感染科、影像科和病理科的医生陆续到了会诊室。姐姐把问题单放在面前，颈间还挂着床头柜钥匙。
赵医生先展示增强影像。肝内病灶边缘和强化方式不像典型肝癌，但仅凭影像仍不能排除其他肿瘤或感染。
感染筛查里，结核相关检测提示阳性。结合她长期低热、盗汗和体重骤降，医生把肝结核列为最需要验证的方向。
许岚问：“阳性是不是就能确定？”
感染科医生摇头：“不能。有人曾经感染过也会阳性，要确认肝内病灶的性质，还需要病理和病原学证据。”
会诊决定在评估凝血和穿刺路径后取少量组织。医生再次说明出血、感染以及取材不足的风险，也说明不做检查就可能继续误判。
许岚听完，没有立刻看我：“如果取不到，是否要再做一次？”
“要根据第一次结果决定，不会预先保证一次成功。”赵医生说，“你有权拒绝，也有权在签字前继续问。”
她把知情书逐页看完，在风险栏旁停了很久，最后签下自己的名字：“做。我已经因为一句没根据的话耽误两个月，不能再靠猜。”
穿刺安排在当天下午。局部麻醉后，她一直按医生要求保持姿势，结束时后背的病号服已经被冷汗浸湿。
我在观察室外等到护士允许进入。姐姐脸色苍白，见我第一句话却是：“样本送出去了吗？”
病理需要时间，病原学加急也不是当场出结果。接下来的几天，她继续接受补液和营养支持，发热反复，但吃饭已从三四口增加到小半份。
周建成始终没有来。他偶尔发消息问她什么时候出院，却对她要求带齐病历到病房的那句话避而不答。
第八天上午，赵医生通知我们去谈话室。病理显示肉芽肿性炎症并见坏死，送检组织的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为阳性。
他把多项结果放在一起解释：“综合判断，符合肝结核。目前没有支持晚期肝癌的证据。”
许岚的手停在桌面上，像是没听懂：“肝结核？不是癌？”
“现有证据指向肝结核。”赵医生说，“它需要规范治疗，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但不是此前所说的晚期肝癌。”
我追问治疗机会，感染科医生给出联合抗结核方案，同时强调姐姐已有肝功能异常，必须根据耐受情况调整并密切监测。
“吃上药多久能好？”许岚问。
“疗程按月计算，不是退烧就算治愈。”医生说，“初期要观察药物反应、肝功能和病灶变化，不能保证立刻恢复，更不能自行停药。”
许岚把这些写在问题单背面，又问复查频率、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以及食欲持续不好时如何补充营养。
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周建成推门进来，手里什么也没带，只看了我一眼：“你们叫我来，到底还要说多久？”
许岚指了指空椅子：“坐下。医生刚说到治疗，你听完再说。”
赵医生简要说明诊断依据和用药安排。刚说到需要定期验血，周建成便打断：“既然不是癌，那是不是马上能出院？”
“还要观察初始用药反应。”赵医生答道，“她营养状态差，肝功能也需要监测，出院时间要根据病情决定。”
“那这些药要吃几个月？花费有没有准数？”周建成又问。
许岚开口：“我正在问，你等我说完。”
他明显怔了一下。结婚二十二年，她很少这样当着外人的面截住他，更没有要求他等。
姐姐转向医生：“如果肝功能受影响，哪些症状必须马上回来？我回家以后，谁能调整药，县里医院可不可以复查？”
医生逐项回答。我把用药名称、复查日期和警示症状记进本子，中间没有替她问，也没有替她作决定。
等医嘱全部说完，许岚才看向周建成：“现在你可以说了。县医院那些材料呢？”
“放家里了，回去给你找。”他含糊地摆手，“既然能治，就别揪着过去不放。眼下还有更要紧的事。”
他从夹克内袋取出一张新的委托书，折痕压得很深：“中介等了好几天。房子不处理，后续治疗的钱从哪里来？”
谈话室里静了一瞬。
我把笔记本合上：“她已经明确说过不卖，你还联系中介做了什么？”
“这是我们夫妻共同商量的事。”周建成把委托书推向许岚，“你现在病有得治，更该提前准备钱。签了只是方便我经办。”
许岚没有碰那张纸：“我的房子为什么要卖、卖多少钱、款进哪个账户，你一样都没说清。”
“中介找到买家再填，先签才能办。”
“空白的价格和账户，我不会签。”她把委托书推回去，“治疗费用有清单，我会自己安排。房子也由我本人决定。”
周建成压低声音：“你现在被许宁带得连丈夫都不信了。她筹来的三万元能管你一辈子吗？”
姐姐看了一眼我记录的医嘱：“她借的钱有去处、有凭证。你拿走家里银行卡，又瞒下转诊材料，我问你要解释，你只拿来一张卖房委托。”
周建成伸手想取她的文件袋。许岚立即按住床头柜钥匙，叫来护士，要求把未经允许不得接触病历和办理出院写进交接。
护士请他离开谈话区，不要影响患者休息。他站到门口还在说，房子拖一天就少一个买家，让她别等价格跌了才后悔。
许岚没有再回应。她让我继续记录第一天服药的时间，又亲手在用药表旁写下“本人确认”四个字。
傍晚，第一组药送到床边。护士逐一核对姓名和剂量，姐姐听完注意事项，当着我的面把药服下。
周建成留下的委托书还在桌角。她把它装进“本人签字材料”文件袋，注明日期和“未签署”，没有撕掉。
“先留着。”她说，“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在我有治疗机会以后，反而更急着让我交出房子。”
抗结核治疗开始后的第二天，许岚仍有恶心和乏力。医生调整了服药时间，提醒她先观察耐受，不能因为诊断明确就急着离院。
上午，一名房产中介打进她手机，开口便问：“许女士，梁女士说委托很快能补齐，房款收款人现在还是按原计划吗？”
姐姐按住扬声器，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哪位梁女士？什么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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