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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餐那晚,服务员刚把凉菜摆齐,沈禾便把筷子搁下,说自己胃受不了冷的,想等一会儿再吃。

有人笑她还是高中时那副娇气样。我也想起她冬天总抱着热水袋,跑操不到两圈就脸色发白。

包厢门很快被推开。陆川拎着保温袋进来,从里面取出一碗热粥和两盒温着的菜,连勺子都用纸巾包好了。

沈禾怀里的女儿已经困得睁不开眼。陆川摸了摸孩子的后颈,把她接过去,又替沈禾把滑到肩下的围巾拉好。

“你先吃,我带她回车里睡。结束前给我发消息。”

沈禾点点头,只提醒他别把车里的暖风开得太高。那语气自然得像他们已经这样交接过无数次。

桌边顿时起了哄。有人敲着转盘说:“沈禾,你都当妈了,还让老公送饭?不会连粥都不会煮吧?”

她舀了一勺粥,坦然道:“会把米和水放进锅里,至于煮出来能不能吃,不保证。”

众人笑得更响。我也弯起嘴角,心里那点熟悉的优越感又冒了出来。

高中时,她考试常年不及格,值日搬两桶水都能晕倒。最后总是我替她擦黑板、补作业,再苦口婆心劝她上进。

如今我会做饭,会辅导孩子,会记全家每一笔开销,冰箱坏了都知道先查排水孔。可饭桌上被人送热饭的,偏偏还是她。

我正要附和,手机忽然震了起来。周航连发三条消息,最后一条只有一句:“儿子发烧了,你立刻回来。”

我猛地站起,椅子在地板上刮出一声刺响。桌边有人催我:“那还坐着干什么?快回去呀。”

我已经抓起包,沈禾却问:“孩子爸爸现在在哪里?”

“当然在家。”我急得语速发快,“他一个大男人又不会处理这些,我得赶紧打车。”

“他量体温了吗?退烧药吃没吃?准备去哪个医院?”

我被问住了。周航只说孩子发烧,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提,而我下意识已经把挂号、病历、医保卡和换洗衣服全排进了脑子。

沈禾把我的外套递来:“先打电话确认他做了什么。孩子需要你回去,不等于需要你从头接手。”

这话让我有点不舒服,仿佛我这些年的能干反倒成了毛病。我拨通电话,周航在那头催:“你怎么还没到?”

“多少度?”我问。

他停了两秒:“刚才摸着很烫,我没找到体温计。”

“药呢?”

“我不知道放哪儿。你回来找吧。”

包厢里忽然安静下来。我看着沈禾,她没有替我骂人,只朝手机抬了抬下巴,示意我继续问。

我咬了咬牙:“客厅电视柜第二层有电子体温计。先量体温,带医保卡和病历本,穿好衣服去儿童医院。你先挂号候诊,我直接去医院会合。”

周航立刻说:“我明天还上班,不能等你回来再一起去吗?”

“孩子现在发烧,不是等我下班。”我第一次没有解释,也没有哄他,“你现在出门,把挂号信息发我。”

挂断电话后,我的手心全是汗。沈禾替我叫了车,只说:“路上别急,到了先看孩子。”

二十分钟后,周航发来一张挂号单的照片。候诊号排在二十七位,体温三十九度一。

我赶到医院时,他正抱着儿子坐在急诊走廊。孩子趴在他肩上,脸烧得通红,手里却攥着他买来的小瓶温水。

那一刻,我胸口悬着的石头落下一半。周航并不是做不了,他只是习惯先等我回来。

他一看见我,立刻把孩子的外套、病历本和水瓶全塞过来:“你来了就好,我明早有会,先回去睡。”

若是从前,我会接得顺手,还会催他快走。可沈禾那句“先确认父亲已经做了什么”仍顶在我脑子里。

我没有抱孩子,只接过病历本翻了一眼:“还有六个人到我们。医生看完可能要验血,你留下。”

周航皱眉:“你不是已经来了吗?”

“我是来了,但你也是他爸爸。你挂了号,量了体温,已经做了前半段,后面也听完。”

他像第一次听见这种安排,脸上先是错愕,随后变成不耐烦:“非得两个人都耗在这里?”

儿子在他肩上难受地哼了一声。周航的手本能地托住孩子后背,没有再把人递给我。

轮到我们时,医生询问发热时间和症状。周航答得磕磕绊绊,却准确说出了孩子晚上喝过多少水、有没有呕吐。

我站在旁边,几次想抢着补充,又硬生生忍住。医生开了血常规,让我们先物理降温,结果出来后再决定用药。

采血时儿子哭得厉害,周航按着他的手臂,额角出了一层汗。我负责扫码缴费,没有像往常那样一个人来回跑完所有窗口。

结果显示是病毒感染,医生交代观察体温、少量多次补水,若持续高热或精神变差再复诊。

我把注意事项递给周航:“你听见了什么?”

他脸色更难看:“我又不是学生,你还要考我?”

“我怕回家以后,所有事又只剩我记得。”

周航沉默片刻,低头看了一遍单子,终于说:“凌晨一点再量一次,超过三十八度五按剂量吃药。明天精神不好就请假。”

回程的出租车上,儿子靠在我们中间睡着了。周航一直扶着他的头,手机响了两次,他都按掉了。

到家后,他把体温计放在床头,定了凌晨一点的闹钟。我本该松口气,却还是习惯性去厨房烧水、找药、铺退热贴。

周航洗完手出来,伸手接水杯:“我来盯一点的体温,你先睡。”

我看了他几秒才松手。只是回到卧室后,我仍没有立刻躺下,而是打开同学群,解释自己已经到家,孩子也没大事。

有人夸陆川体贴,又顺口问周航怎么没早点送医院。我几乎本能地回复:“他最近项目忙,今晚已经先带孩子挂号了。”

消息发出去,我才发现自己又替他补上了那句体谅,仿佛不替他解释,我们家的日子就显得不够体面。

凌晨一点,闹钟响了。周航翻身坐起,摸黑去量体温。我闭着眼,却清楚地听见他倒水、看刻度、在手机上记下数字。

我没有起身帮忙。那十几分钟里,我竟比在医院争执时更难受,因为我第一次看见,所谓离不开我,至少有一部分是我从未真正松过手。

三天后,沈禾发消息说我的外套落在她那里,让我有空去取。我到她家时,她正蹲在厨房翻柜子。

“找什么?”我问。

“围裙。上回陆川洗完不知道塞哪儿了。”她站起来拍了拍膝盖,“算了,我今天也不做饭。”

我忍不住笑:“你不是今天不做,是根本不会吧?”

沈禾没有辩解,拉开冰箱取牛奶。冰箱门上贴着一张覆了透明胶的表格,边角已经发黄,最早一栏写着夜奶和拍嗝。

再往下看,幼儿园接送、洗澡、做饭、采购和周末陪伴都标着名字。有些事项后面贴过新的纸条,却一直没有把旧表撕掉。

“这是孩子刚出生时做的?”我问。

“嗯。那时候我恢复得慢,陆川晚上起两次,我起一次。后来孩子不喝夜奶了,就改成谁接送、谁做饭。”

我盯着“晚饭:陆川”那一栏,语气发酸:“难怪你一直学不会,有人包办当然省心。”

沈禾把牛奶放进温水里,没有生气:“不是包办,是分工。他做饭比我快,我处理订单比他熟。”

“订单?”

她还没回答,手机便响了。来电显示是“嘉庭酒店罗经理”。她按下免提,转身从书柜最下层抽出一个蓝色文件夹。

罗经理开门见山:“去年那批客房工服还记得吗?新招了一批员工,原款要补。你现在还做不做?”

沈禾没有说“当然记得”,也没有先套近乎,只问:“客房部还是餐饮部?人数、男女比例和上岗时间定了吗?”

“先补三十套试穿,后面可能有正式采购。还是去年的版,最好别重新量。”

沈禾已经翻到一页表格:“去年客房部女款是八十四套,男款二十六套。女款袖长分三个档,前台有四个人改单独腰围。新员工能沿用旧尺码表,但需要现场核一次动作量。”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罗经理说:“你资料还留着?”

“售后期过了,穿着记录我没删。您把新员工基础尺码发来,我明天下午给试穿安排。”

“别光说得快。我们这次验收严,肩背活动不方便就退,价格也按新供应商比。”

“可以。验收标准和使用场景麻烦一起发我,免得只按静态尺寸做。”

通话结束,罗经理很快发来一串表格和照片。我还站在冰箱前,忽然不知道该把她和“不会做饭”放在同一个判断里。

沈禾把蓝色文件夹摊到餐桌上,里面不只有尺码,还有不同岗位的反馈。客房阿姨弯腰时后摆容易上提,餐厅服务员端托盘时肩部要留量,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不是偶尔帮朋友卖几件衣服?”我问。

“刚生完孩子那两年确实少做。后来旧客户有补货,我就接能跟得住的。”

她说得平淡,没有趁机向我证明什么。电脑弹出新邮件后,她把三十套样衣的明细打印出来,又搬出两个装货袋。

“你以前做生产跟单,对标签和尺码比我细。愿不愿意帮我核一天?按临时跟单算,三百元。”

我下意识说:“老同学帮个忙,还谈什么钱。”

“帮我拿件衣服可以不谈。核三十套样衣、整理清单、陪一次交付,是工作。”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简易工作单,写明当天核对范围和报酬。我看到“三百元”时,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

我离开服装厂已经五年。家里每一只柜子都由我整理,可那些熟练从没有人折算成一笔明确的钱。

“如果今天没做完呢?”我问。

“是我估时不准,不扣你钱。若增加工作,再另算。”

我坐到餐桌旁,拆开第一包样衣。手指碰到水洗标时,过去那些工序忽然从记忆里醒了过来。

我先按款号分组,再核吊牌、领标和装袋码。沈禾原本照着客户名单排顺序,被我拦住,改成先按男女款、尺码段清点,再回填姓名。

查到第十二套时,我发现外袋写着女款中码,里面却是小码。第二包更乱,两件大码的吊牌被挂到了加大码上。

“先别封箱。”我把错件放到一边,“这两包混码了。要是按名单直接发,现场至少四个人穿不上。”

沈禾立刻拍照,把款号和错误位置发给加工方,没有说“问题不大”,也没有让我悄悄换标签糊弄过去。

加工方回电话解释,说临时工装袋时拿错了。沈禾只问库存能否当天调换,以及谁承担来回运费。

对方想把运费平摊,她翻出交货单:“入袋和吊牌属于你们的工序,复核也是合同里写明的。今晚把正确尺码送来,错件由你们带回。”

我看着她握电话的手。那双手还是细,手腕也瘦,语气却没有半点含糊。

等正确尺码送到,我们重新核完三十套。我把错误款号、替换结果和现场待确认项目做成一页清单,沈禾在后面补了责任人。

她女儿放学回来,先去洗手,又熟练地从冰箱侧面拿出一张小卡片,问:“妈妈,今天爸爸做饭还是叫餐?”

“爸爸加班,我们叫餐。你选面还是米饭?”

孩子选了面,随后自己把书包放好。她没有因为母亲不会做饭而饿着,也没有围着沈禾哭闹等人伺候。

陆川晚些时候回来,进门先看冰箱上的便签,又说:“我明早送她,你去酒店别赶时间。”

沈禾应了一声,把次日需要携带的样衣数量告诉他。两个人谈的是谁有空、谁负责,没有谁先摆出牺牲的姿态。

我忽然想起周航每次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事”,总要等我列出一长串指令,仿佛看不见的事天然不算事。

临走前,沈禾把我的外套和一个信封一起递来。信封里是三张百元钞票。

“不是说一天三百吗?你多放了。”我数了一遍。

“没多,正好三百。你是不是太久没拿现金工资,数懵了?”

我脸一下热了。她笑着把工作单也给我,上面写着今日事项已完成,报酬已结清。

我把钱装进钱包,感觉比收到周航转来的家用更沉。那不是谁允许我支配的钱,而是我的经验在离开职场五年后第一次被明确买下。

回家后,周航看见工作单,随口问:“同学之间帮一天忙,还真收钱?”

“她请的是临时跟单,不是请我去聊天。”我把三百元压进钱包夹层,“明天下午我要陪她去酒店试穿。”

周航正在换鞋,动作停了停:“明天不是要接儿子做牙齿检查吗?”

我也怔住了。那张预约单是我两周前放进日历的,可直到此刻,我才发现自己答应试工时根本没想过谁能替我。

“你能不能去接?”我问。

“我明天下午有例会。要不你跟沈禾说一声,反正是熟人,她换一天不行吗?”

若是以前,我已经开始盘算怎么两头赶。可手里的工作单提醒我,罗经理不会因为我们是同学就改验收时间。

我说:“我先问诊所能否调整时段。如果不能,我们今晚把能接送的人和费用列出来,不默认由我取消工作。”

周航显然不高兴,却没有立刻反驳。我拿出手机联系诊所,改到了上午最早一档,并把酒店集合时间写进家庭日历。

那晚我反复检查样衣清单,比当年第一次独立跟大货还紧张。我怕的不是认不出尺码,而是客户当面追问时,我会暴露自己已经离开太久。

第二天下午,我和沈禾提前二十分钟到了嘉庭酒店。罗经理没有寒暄,直接把我们带进员工更衣室。

三十套样衣按姓名排在移动衣架上。我照清单分发,沈禾则让员工换好后不要只照镜子,要按各自岗位做一遍常用动作。

静站时,衣服看不出问题。第一名客房员工弯腰铺床,后背略紧,但还能接受。

轮到餐饮部的小陈,她刚把双臂抬到端托盘的高度,肩头便绷出两道明显的斜纹,袖口也跟着往上缩。

罗经理伸手捏住肩缝:“这怎么干活?三十套都这样,后面不用谈了。”

我心里一沉。过去处理急单时,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让价换验收,于是脱口而出:“如果只是部分岗位受影响,价格上可以再商量。”

罗经理看了我一眼:“便宜一点,员工的胳膊就能抬起来?”

我的脸顿时发热。离开工厂五年,我以为自己还熟悉流程,开口却先用了最省事也最没用的办法。

沈禾没有急着接我的话。她请小陈再抬一次手,又递给她一个空托盘:“按平时上菜的动作走两步,转身,再放下。”

小陈照做,衣身腰围并不紧,只有抬臂和前伸时肩背被拉住。沈禾蹲下看袖底,又让她换穿大一码。

大一码胸围松了,肩部仍旧受限。沈禾站起身:“不是尺码偏小,是袖窿形状和这个岗位的动作不合。”

罗经理问:“去年为什么没这个问题?”

沈禾翻出旧记录:“去年餐饮部用的是另一款衬衣,这次您要求客房和餐饮统一外观,加工方沿用了客房版的袖窿。”

她没有把责任全推给客户,也没替加工方遮掩:“我接单时看到了统一款式,却没有要求先做岗位动作测试,这部分是我的疏漏。”

我强迫自己把慌乱压下去,拿卷尺记录抬臂前后的牵拉位置,又让另外两名餐饮员工试穿。三个人的问题集中在同一处。

“胸围不用放。”我说,“盲目加大只会让腰身松。前后袖窿都要调,袖山也得跟着改,不然换个位置继续绷。”

沈禾点头,当场联系加工方的视频技术员。我们把小陈端托盘的动作拍给对方看,并在样衣上用粉片标出受力线。

技术员起初说是员工体型特殊。我把三组数据依次报出,又展示大一码仍受限的照片:“不同尺码同位置拉扯,不是单人体型问题。”

对方沉默片刻,承认统一版时改窄了袖窿,却没有同步调整袖山。返修需要拆袖,最快两天。

罗经理冷着脸说:“我们等不了你们慢慢试。下周新员工上岗,首批三十套必须先到位。”

沈禾问清上岗日期,又算了运输时间:“今晚把三十套送回加工点,明天出三件改样,后天上午复试。确认后再返修剩余二十七套。”

“三百套正式单呢?”

“首批不过,不谈正式单。若复试通过,我们再按您确认的排期承担交付。”

罗经理没有放宽验收,只给了我们一次复试机会。离开酒店时,我后背的衬衫已经被汗贴住。

我懊恼地说:“刚才不该先提降价,差点让人觉得我们只想把货塞过去。”

“你是怕单子丢了。”沈禾把样衣搬进后备箱,“但客户买的是能穿着工作的衣服,不是低价买一肚子气。”

我以为她会顺势教训我,她却把车钥匙递来,让我先坐进去整理数据:“你后面判断袖窿没错,把修改意见写成加工方能照着做的清单。”

回到她家,我将现场问题分成静态尺寸、动作限制、修改部位和复验动作四栏。每一项都对应照片编号,不再只写含糊的“肩部偏紧”。

沈禾负责和加工方确认责任及时间。返修费用由加工方承担,但加急运输要先垫付,她在表格里单独标出,没有把垫付款当成利润之外的小事。

夜里十一点,修改清单才最终确认。周航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背景里能听见儿子在背乘法口诀。

“我还要半小时。”我说,“作业你检查,错题让他自己订正,别等我回去重做一遍。”

周航抱怨自己看不懂老师的格式。我让他拍题目要求,没有立刻收拾东西往家赶。

照片发来后,我只解释了一遍规则。二十分钟后,他回消息说已经检查完,还附了一张儿子订正后的作业。

我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才继续核清单。原来我不赶回去,家里的夜晚也不会立刻塌掉。

第二天,三件改样送到酒店。小陈重新端起托盘,抬臂、转身、弯腰都顺畅了,肩头也没有再出现斜纹。

罗经理仍不肯提前点头,让另外两名身材不同的员工轮流试过,才在改样确认单上签字。

剩余二十七套连夜返修。两天后,首批三十套重新挂进更衣室,我按编号逐件检查,沈禾守在试穿区记录反馈。

最后一名员工扣好袖口,端着满载水杯的托盘走完过道。罗经理看完水面,又检查肩缝,终于在验收单上写下“通过”。

他把另一份采购计划推到桌上:“正式追加三百套,总额四万八千元。交付日期写在这里,分两批,晚一天按合同扣款。”

四万八千元几个字让我心口一跳。沈禾却先问面辅料付款节点、复验比例和补码责任,没有把营业收入当成已经装进口袋的钱。

罗经理说:“交情归交情,正式采购不会为你放宽。上次是袖窿,下次再出同类问题,我直接换供应商。”

“应该的。”沈禾逐条核对后签字,又把我的修改清单作为附件编号,“动作测试加入首件确认,之后不会等到交付现场才发现。”

走出酒店,我终于长长吐出一口气。沈禾把一瓶水递给我:“这几天算三天临时跟单,还是每天三百。正式订单后续如果继续请你,工作范围另定。”

“订单都是你拿下的,我只是做了清单。”

“没有‘只是’。我找到问题,你把问题变成能执行、能复验的东西,这是两份工作。”

那天下午,我们回她家整理正式订单。桌上铺满排期、尺码表和成本单,我才明白四万八千元只是营业收入,加工、面料、运输和协作费用都要从里面结。

沈禾把各项付款日期排在收款节点前,手指停在第一批交付日上。她第一次皱了眉,却没有解释原因。

傍晚,门锁响了。陆川没有像往常那样提着菜,而是抱着一个办公纸箱走进来。箱里放着水杯、工牌、一盆蔫了叶子的绿萝和几本设备手册。

我下意识问:“你们公司搬办公室?”

陆川把纸箱放在墙边,低声说:“不是。部门裁撤,我办完离职了。”

屋里静了几秒。我转头看沈禾,她没有露出惊讶,只起身给陆川倒了杯水。

“补偿到账了吗?”她问。

“还没,协议说十个工作日内。”陆川揉了揉眉心,“社保到月底,房贷这个月已经扣了。”

我这才明白,她早就知道。酒店验收时,她不是在一份有丈夫工资托底的闲差上从容试错,而是在家里收入骤停后仍按标准承担返修。

陆川从纸箱最上面取出一张打印纸,放到餐桌中央:“有一家设备公司通知我进终面,跨城。只给这一个时间。”

沈禾看完日期,目光落到墙上的订单排期。那天正是正式订单第一批交付,三百套中的一百八十套要到酒店逐件验收。

“能改面试时间吗?”她问。

“问过了。总经理只在那天到分公司,错过就算放弃。”

陆川又看向女儿接送表:“如果我去面试,前一晚就得出发,第二天晚上才能回来。交付、带孩子、晚饭,全撞在一起。”

沈禾没有说让他放弃,也没有立刻逞强说自己全能扛住。她拿出纸,把那两天必须有人完成的事项一项项写下。

陆川盯着酒店交付那一栏:“要不我不去了。你这个订单刚拿到,不能出问题。”

“这是你失业后唯一进终面的机会。”沈禾说,“少一个人,不等于少掉的事情自动归我。”

她把纸推到我们中间,终于说出那句让我沉默许久的话:“你能做,不等于只能你做。”

我看着交付栏,又想起周航总说我比较熟,所以接送、看病、家长会和临时请假理所当然都该由我承担。

可这几天已经证明,我的熟练仍能换来工资,也能在客户面前解决问题。若它只被用来填补所有人的空缺,就永远不会重新成为我的工作。

我拿起笔,在交付当天上午写下自己的名字:“酒店现场我能负责尺码、清点和问题记录,但最终签收和异常决定需要沈禾在。孩子接送必须另找人。”

陆川说可以付费请临时托管,晚饭提前订好。我本能地觉得花钱请人浪费,话到嘴边却停住了。

如果为了省那一点费用,让陆川放弃终面,或让沈禾独自扛下一百八十套交付,真正昂贵的代价根本不会写在账单上。

沈禾把托管费用列入这次家庭应急支出,又给罗经理发消息,确认交付当日由我负责现场清单,她本人处理异常和签收。

罗经理回复得很快:“人员你们安排,标准不变。”

陆川收起面试通知,开始订车票。他仍有些不安,却不再说谁必须退让。

我也给周航发去消息,告诉他接下来几周我可能继续参与订单,需要重新排儿子的接送。

他只回了一句:“你这不就是临时帮忙吗,怎么还没完?”

我看着桌上的正式采购合同,没有急着争辩。我拍下排期和自己负责的时段,准备回家后把每一天摊到他面前。

这一次,我不打算再靠熬夜把冲突藏起来,也不打算替任何人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承担。

我把排期照片发给周航后,餐桌边安静了片刻。陆川看着交付日期,又把那张终面通知拿了起来。

“还是算了。”他说,“来回车费、住宿、托管费都要花,面试也不一定能过。先保住眼前的订单更实际。”

沈禾没有劝他一定要去,只在纸上画出两条时间线:“先别算整整两天,算真正缺人的时段。”

陆川前一晚七点出发,次日上午十点面试,下午返程。沈禾的第一批交付从早上八点开始,预计持续到傍晚。

交付安排在周六,两个人白天都不在,女儿需要有人照看。早餐和晚饭则能提前安排。

陆川仍盯着费用:“白天请人照看,再请人送回家,差不多要花掉你这单一部分利润。”

“这笔托管费,能让你去面试,也能让我守完交付。”沈禾说。

她顿了顿,才承认:“我一个人守整天交付也会紧张,容易只顾着解决问题,忘了留记录。”

陆川抬头看她。沈禾把我写的工作清单压在手下:“你的面试不能拿来填我们工作里的缺口。”

我坐在旁边,忽然看见他们所谓的互相照顾,并不是谁永远从容,谁天生愿意付出。

他们也怕花钱,怕对方撑不住,怕一次选择没有结果。区别只是他们把害怕摊开,再决定谁做什么。

沈禾给女儿幼儿园的托育老师打电话。那位老师带过孩子两年,愿意在周六交付期间照看孩子,再送她回家。

老师报出费用后,陆川明显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说:“麻烦您把照看安排发给我,我把孩子的情况整理给您。”

第二天,他把女儿过敏食物、常用药和联系方式整理成一张卡,装进书包夹层。

他还计划在出发前炖好牛肉,分成两盒放进冰箱。一盒留给妻女,一盒标上日期,让沈禾交付结束后热着吃。

沈禾看他反复检查车票,笑道:“你是去面试,不是去逃难。”

陆川把充电器塞进包里:“面试没过,这些钱就白花了。”

“别拿还没发生的失败替我们省钱。”

陆川终于收起面试资料。他没有再提出放弃终面,只把托育老师的电话置顶,继续准备那趟行程。

他们把那段缺口安顿好后,沈禾问我,愿不愿意连续三天去酒店做集中试衣登记。报酬仍按每天三百元结算。

我很想立刻答应,可这一次没有只看自己的空闲。我先翻出家庭日历,核对儿子的放学、兴趣班和牙齿复诊。

三天里,第一天由我接,第二天下午周航接,第三天我母亲原本答应带孩子吃晚饭,但我没有把她写成确定安排。

我把第二天下午和周航的名字圈出来,等他回家后将排班表放到他面前:“我连续三天在酒店。周三下午四点半,你去幼儿园接孩子。”

周航扫了一眼:“我不是说了吗?月底项目忙,时间不一定。”

“你那天日历里没有出差,也没有客户会。若工作临时有变化,你负责找替代人,并确认对方答应,不是通知我取消。”

“不就是去帮沈禾盯几件衣服?非要说得跟正式上班一样。”

我拿出沈禾发来的工作范围,上面写着试衣登记、尺码调整、现场反馈和每日交接:“连续三天,每天三百元。我答应到场,就要对客户负责。”

周航看到报酬,仍不以为然:“一天三百,还不够我一顿项目饭局。”

“数额大小不决定谁的时间可以随时被拿走。”我指着周三那一格,“你若同意,就把接送写进自己的日历。”

他不耐烦地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面设了提醒:“行,周三我接。总可以了吧?”

我让他把幼儿园地址、放学时间和老师电话也存好。他嫌我把简单的事复杂化,却还是逐项存了进去。

第一天集中试衣很顺利。我按照岗位和尺码把员工分组,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天汇总给加工方,没有再等沈禾提醒。

罗经理查看记录时,只问了两处换码原因,便让我继续负责第二天的登记。那天结束后,沈禾按约转来三百元。

陆川的终面安排在后面的第一批交付日。他还在准备行程,沈禾也没有不停追问进展。

她女儿在交付当天由托育老师照看,陆川会在出发前备好饭。安排已经落实,两个人都能按计划去做手里的事。

第二天下午,酒店安排餐饮部和宴会部集中试衣。员工刚在门口排好队,我的手机响了。

是周航。他压低声音说:“晚上临时有个项目饭局,我必须去。接孩子的事,我已经跟你妈说了。”

我看了一眼时间,离放学还有四十分钟:“妈答应了吗?”

“我发过消息,她没回,应该看见了。她平时不总说愿意帮忙吗?”

“没回复就不算答应。你现在联系她,确认以后告诉我。”

周航有些恼火:“我马上进包厢,哪有空来回确认?你也可以打。”

门外又来了十几名员工,罗经理正让各部门按名单站队。我握紧手机:“今天是你负责接送,替代安排也由你确认。”

“许敏,客户都到门口了。”沈禾从试衣区探出头,“宴会部先开始,你来发号码牌。”

我挂断电话,把手机调成震动,先按名单叫人。十分钟后,周航没有发来任何确认。

我给母亲打过去,电话无人接听。再发消息,也只停在未读状态。

四点四十五分,幼儿园老师第一次来电:“孩子妈妈,孩子还在教室。今天不是您来接吗?”

我解释父亲应该正在路上,又立刻拨给周航。他没有接,只回了一句:“饭局开始了,你问问妈。”

我把那句话看了两遍,仍抱着一点侥幸,告诉老师再等十分钟。我一边登记尺码,一边不断看手机。

队伍已经排到更衣室外,宴会部经理催着在换班前试完。罗经理把新一叠名单递给我,要求我半小时内核完。

五点零二分,老师第二次打来电话,声音比刚才严肃:“其他孩子都接走了,您家孩子还没人来。请家长现在给我一个确定安排。”

我抬头看见门口那排等着试衣的员工,又看见手里尚未登记的二十多个名字。

这一次,没有熬夜补救的余地。一个承诺在酒店,一个孩子在幼儿园。我若现在离开,该怎么向罗经理交代手里这二十多个还没登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