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保,别喂鸭子了,南京来电报,点名要你去开会!」

1973年11月,法国卖给中国5部航管雷达,却因禁运拆走了最核心的“数字大脑”,满屋子专家都主张照着说明书上的方框图仿一个。

谁也没想到,这个因家庭原因多年进不了涉密岗位的“养鸭人”站起来,第一句话竟是:

「法国人这套东西,不值得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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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3年11月,陕西眉县“五七”干校。

鸭棚搭在河滩边,几百只鸭子挤在一起,满地鸭粪。

保铮蹲在食槽前拌糠,裤腿上糊满了泥点子。

那年他45岁,鼻梁上架着一副旧眼镜。

「老保!」

干校的通讯员一路小跑过来,手里捏着一张纸。

「别喂了,南京来电报,点名让你去开会!」

保铮手里的木瓢停在半空。

【南京?开什么会?】

他在围裙上蹭了两把手,接过电报。

电报只有寥寥几行,说有一个与进口雷达有关的技术会议,请他按时报到。

一起干活的老同事探过头瞄了一眼,咧嘴笑了。

「上头想起你来了。」

保铮把电报对折两次,塞进贴身的衣兜,又回头望了一眼那群鸭子。

他已经很多年没参加过专业会议了。

三天后,他坐进了南京的一间会议室。

长条桌两边坐满了人,有研究所的工程师,有工厂的技术骨干,也有几所院校的教员。

每人面前摆着一份材料,封面印着一行外文。

主持人开门见山。

「民航从法国汤姆逊公司进口了5部LP-23航管雷达,机器已经到了。」

他把材料往桌上一拍。

「可最要紧的那块东西,人家没给。」

70年代初,中国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交,国际航线一条接一条开通。

天上的飞机多了,民航急需先进的航管雷达。

1964年,法国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两国关系一直不错。

这批雷达,就是从法国买来的。

可当时西方国家有个“巴黎统筹委员会”,专门管制对中国等国家的高技术出口,最先进的电子技术都在禁运名单上。

法国人卖了雷达,却把里面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处理器”拆掉了。

雷达往外发射电波,碰到东西就弹回来。

飞机会弹回来,山头、楼房、铁塔也会。

山和楼不会动,它们的回波却在屏幕上堆成一团团刺眼的亮斑,把飞机的小光点淹得严严实实。

动目标显示处理器的活儿,就是把这些不动的东西“擦掉”,只留下会动的目标。

没了它,航管雷达就成了半个瞎子。

法国人拆走了处理器,说明书却没删干净,里面还留着方框图和简要说明。

主持人把话挑明了。

「今天就议一件事,这个处理器,我们能不能自己搞出来?」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第一个开口。

「方框图都在,照着仿,我看两年之内能拿下。」

一位研究所的代表马上接话。

「仿制最稳当。人家的东西在国外用了好些年,路子是现成的,能少走弯路。」

「对,先仿出来,把航管雷达用上再说。」

长桌两边的人纷纷点头。

保铮坐在靠墙的位置,一页一页翻那份方框图。

身后两个人压着嗓子嘀咕。

「角落里那个,就是搞电缆测试仪的保铮?」

「听说是西军电的老教员,后来下放了。」

「他怎么也来了?」

保铮的笔尖停在方框图的一个角上。

他越看,眉头拧得越紧。

02

1927年12月,保铮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书香门第。

祖父保其寿是当地有名的奇人,琴棋书画都拿得起,数学上的本事更了得,在中国数学史上留下了立体幻方的成就。

父亲保沄孙中过秀才,后来创办了《通通日报》。

保家规矩大。

晚饭前,孩子们得提前在桌边坐端正。

父亲不动筷子,谁也不许伸手,饭桌上也不许随便说话。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南通离上海一百多公里,没过多久,日军的飞机就到了南通上空。

不满十岁的保铮跟着家人逃到乡下。

半年后回城,南通沦陷,一家人又逃了一次。

1939年,11岁的保铮跳级考进南通公立中学,父亲就在这所学校任职。

他那时贪玩,逃课。

有一回,老师当着全班的面点了他的名。

「保铮,你这样稀里糊涂混下去,将来能干成什么?」

全班同学齐刷刷扭头看他。

保铮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从那以后,他上课盯着黑板,下课抱着书本,像换了个人。

到了高中,他迷上了平面几何和物理。

数学老师陆颂石说过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做学问,要有点傻气。」

那几年,同学们私下常议论:

「中国人挨打受欺负,说到底,是吃了科学落后的亏。」

“科学救国”的念头,就这样在他心里扎了根。

1944年,保铮读到高三第一学期,就考进了私立河海工程专门学校。

第二年9月,学校却停办了。

他的第一段大学生涯,不到一年就断了。

紧接着,他又查出了肺结核,后来还染上了肝炎。

从1945年到1947年,他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

那几年,父亲和大哥先后去了台湾,原打算安顿好了再接家人过去。

留在南通的,只有保铮、母亲、姐姐和弟弟。

家里拮据,买不起好药,他只能硬扛。

躺在病床上,保铮把大学的普通物理和微积分教材摆在枕头边,一章一章往下啃。

看不懂的地方就折个角,第二天接着琢磨。

1948年,他病好了些,考进南通学院纺织科。

读了一个学期,他发现自己对纺织提不起兴趣,干脆退了学。

1949年夏,上海解放,各地高校纷纷到上海招生。

保铮一口气报了四所: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大连大学。

放榜时,四所学校全都录取了他。

同学们都以为他会去清华或交大。

「清华你不去,跑去大连?」

「大连大学是供给制,管吃管住,不用家里给我掏钱。」

他还听说大连大学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名教授,也相信在解放区办起来的大学里,能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1949年9月19日,保铮和同学们坐上火车,从上海北上。

火车走走停停,十天后才到大连。

两天后,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21岁的保铮挤在大连斯大林广场庆祝的人群里欢呼。

在大连大学,他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毕德显。

毕德显那年41岁,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电讯系主任。

他讲的普通物理和电磁场理论,保铮在病床上啃了两年没啃透的东西,被他三言两语就讲通了。

保铮当了这两门课的课代表。

有一次物理测验,毕德显出了一道题:两个球相撞,求撞后的速度。

大多数同学都按水平撞击来解。

保铮盯着题目琢磨了半天,发现两个球是上下相撞的。

竖着撞,重力就不能不算。

他把重力加进去,自己推出一个公式,交了卷。

毕德显把他叫到跟前,让他讲解题思路。

保铮讲完,毕德显盯着草稿纸沉吟了几秒,笑了。

「你是对的。这道题,是我出得不严密。」

老师当面认错,保铮记了很多年。

从那以后,他遇事都要追问一个为什么。

1950年,大连大学撤销,工学院独立为大连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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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冬,一个消息在电讯系传开:全系要集体参军。

新中国急需国防通信人才。

周总理亲自出面,同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林枫商量,把电讯系连同毕德显在内的26名教员和全体学员,整体调往张家口的军委工程学校。

1952年2月29日,211名师生在毕德显带领下,穿上军装,奔赴塞外。

那时志愿军入朝作战已经一年多,青年学生都以参军为荣。

学校建在张家口东山坡上,四周断壁残垣,杂草比人还高,夜里常有野狼出没。

没有像样的食堂,大家在露天蹲着吃饭。

主食是高粱和小米。

风一刮,碗里就落一层沙土。

保铮在温润的南通长大,受不了塞外的干冷,没多久又病倒了。

他咬牙挺了下来。

这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成立,设立了雷达系。

这是中国大学里第一个雷达专业。

保铮被编进三年级,成了新中国第一届雷达生。

教材是毕德显托在美国的关系买来的,麻省理工学院辐射实验室编写的雷达丛书,整整28册。

老师们边翻译边消化,边给学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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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1953年7月,保铮毕业了。

这一届,全院只有三名学生获得优秀毕业生一等奖,保铮是其中之一。

他留校任教,分进了雷达军用机教授会。

那里能接触部队的涉密雷达,是年轻教员都眼红的去处。

保铮干了一个多月,天天扎在机器堆里。

一天,干部科的人找他谈话。

「保铮同志,组织上决定,调你去雷达基础教授会。」

保铮愣住了。

「是我哪里没干好?」

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军用机教授会接触保密设备,人员安排必须格外慎重。

保铮明白了。

问题出在远在海峡对岸的父亲和大哥身上。

他没再多问,回宿舍收拾了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父亲在台湾病逝。

当年说好的团聚,成了永别。

那年保铮25岁。

新岗位的主任,正是毕德显。

毕德显没跟他讲大道理,只交代了一句:

「先去实验室,把手上的活练出来。」

这是毕德显培养年轻教员的老路子:先下实验室攒实践经验,再回教授会提高理论。

当时中国的电子工业一穷二白,实验室里连一台像样的示波器都没有。

现成的示波器频带只有500千赫,雷达信号的带宽却动辄好几兆赫。

仪器不够用,只能自己做。

保铮参与做了一台5兆赫示波器的电子开关,又做波导衰减器、同轴混频器、各式谐振腔。

从最基础的线路,一路做到雷达整机。

一年多下来,实验室有了模样,他的手也练硬了。

后来,毕德显又让他把雷达专业的课挨个辅导一遍、讲一遍。

1956年,毕德显开始跟踪一门新学问:信息论。

这是美国科学家香农1948年才提出的理论,国内几乎没人碰过。

毕德显组织了研究小组,保铮是其中一员。

同年,保铮在《电信科学》上发表论文,研究有干扰时通信系统的极限能力,在当时算得上前沿。

多年后,别人夸他解决实际问题的本事大,他总说,那是刚工作时在实验室泡出来的底子。

1958年,学院整体西迁到西安。

同一年,学院接下一批重大国防科研任务,集中在教学主楼五楼攻关,人称“五楼会战”。

五楼整层封闭。

楼梯口有士兵轮班站岗,进出的人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持特别通行证。

保铮不在名单上。

他带着几个学生,在楼下的实验室里鼓捣出一台雷达显示器。

一天,学院政委王赤军路过,站在桌边端详了半天。

「这个东西,能干什么用?」

「这是雷达显示器,装在气象雷达上,能看云层分布,预报天气。」

王赤军眼睛一亮。

「光做个显示器可惜了。另找个地方,把队伍扩大,做一整部气象雷达出来!」

队伍按雷达的组成分了组:茅于宽负责天线,强伯涵负责发射,戴树荪负责接收,保铮负责显示,张以杰负责控制,蔡希尧全面负责。

抛物面天线没有设备加工,实习工厂的师傅们先浇了一个水泥模子,一点一点精修,硬是把天线做了出来。

研制最吃紧的时候,保铮得了痢疾,拉得脸色蜡黄,照样每天到场。

王赤军知道后,派科研部的参谋带他去医院,特意交代用最好的药。

所谓最好的药,也不过是土霉素。

1960年,总参通信兵部派人来主持鉴定。

雷达开机,屏幕上的云团、雨区清清楚楚。

专家当场认定,这是中国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第一部气象雷达。

后来,这部雷达被运到上海无线电厂当样机,准备投产。

可到了上海,它怎么也出不了图像。

厂里的技术员调了一遍又一遍,找不到毛病,只好请保铮过去。

保铮没急着拆机器。

他围着雷达转了两圈,听技术员说完症状,指了指波导。

「问题应该在这儿。」

技术员拆开波导,从里面掏出一团棉花。

那是运输时塞进去防震的,到了地方忘了取。

棉花一拿,屏幕上当场出了图像。

几个技术员笑得直不起腰。

1962年,保铮随毕德显调往重庆雷达学院,一年后又调回西安。

他白天晚上连轴上课,只能挤时间编教材。

他编的《电子管放大器》在学院评了一等奖,奖金一百多元。

他拿这笔钱买了一本《俄文字典》,送给帮他编教材的同事,剩下的全交给了教研室。

保铮讲课有两个短板:说话有点结巴,板书也不漂亮。

可学生就爱听他的课,因为他讲得深、讲得透、讲得活。

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个叫柳传志的,几十年后回母校参加八十周年校庆,还能把保老师讲间歇振荡器的情景说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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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1970年9月,保铮被下放到关中供电局电缆班,跟着工人师傅检修埋在地下的电力电缆。

电缆班的班长周师傅(化名)五十来岁,手上全是老茧。

头几天,他没怎么搭理这个戴眼镜的大学老师。

一天,城郊一条电缆出了故障。

几个工人扛着铁锹、木棍赶到现场。

周师傅把一根木棍插进土里,趴下去,把耳朵贴在木棍另一头。

保铮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

「周师傅,这是做什么?」

「听响。」

周师傅头也不抬。

「电缆里头打火,地面上能听见。哪儿响得最厉害,就往哪儿挖。」

「站里不是有测试仪器吗?」

周师傅直起腰,拍掉膝盖上的土。

「电桥法、脉冲法,对付低阻故障还行,碰上高阻的全抓瞎。」

「那怎么办?」

「加大功率往死里烧,烧成低阻再测。」

周师傅伸出三根手指头。

「顺当的,三天。不顺当的,一个礼拜。碰上硬骨头,烧到最后也烧不穿。」

他瞥了保铮一眼,半开玩笑地问:

「你是大学里搞雷达的,有没有法子,不烧穿就找着它?」

这句话,保铮琢磨了一整夜。

他对电力和高压电器是外行,只懂些电工常识。

可“雷达”两个字,让他从床上坐了起来。

雷达找飞机,靠的是往外打一个脉冲,碰到飞机弹回来,看回波晚到了多久,就知道飞机有多远。

【电缆里的故障点,不就是雷达要找的那架飞机吗?】

接下来几天,他跟着工人跑现场,把找故障的每道工序都亲手做了一遍。

一个方案,一点点在他脑子里成形了。

往电缆上加一个冲击高压,让故障点击穿打火。

打火的一瞬间,那里形成短路,电缆里会出现一个短暂的瞬态过程。

把这个瞬态波形从电缆端头取出来,量出时间差,就能算出故障点的位置。

打火的响声,还能帮着在现场精确定点。

难题跟着来了。

冲击电压的周期以秒计,普通示波器根本显示不了这么长的过程。

保铮想起,国内刚试制成功一种直观式存储管,已经小批量生产。

用它搭一台示波器,波形就能“存”在屏幕上。

没有现成设备,只能自己动手。

保铮干脆搬进电缆班的工作间,吃住都在里面。

白天跟着出工,晚上趴在工作台上焊线路。

周师傅和几个工人下了班也不走,帮他找零件、搭架子、试高压。

多年后被问起这段日子,保铮说,他压根没顾上想自己的处境。

能用肚子里的学问给别人解决难题,那份满足,比什么都强。

1971年5月,第一台冲击闪络电缆故障探测仪做出来了。

第一次试用,就碰上一条烧了两天还没找到故障的电缆。

保铮把仪器接上电缆端头,示意加压。

高压打进去,屏幕上跳出一道波形,定住了。

保铮盯着屏幕,拿尺子量了量,又低头算了一遍。

「往西,三百来米。」

周师傅半信半疑,带人沿着电缆走出三百来米,插下木棍,趴下去听。

几秒钟后,他爬起来,冲身后一挥手。

「挖!」

铁锹下去不到一人深,发黑的故障点露了出来。

一个年轻工人蹲在坑边,伸手抠了抠那块焦黑的绝缘层,扭头看着保铮,嘴半天没合上。

周师傅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递到保铮手里。

从那以后,几分钟就能粗测出故障距离,加上现场定点、挖出电缆,前后只要半天。

电缆班常年积压着一堆待查的故障,没多久就全部清零。

为了把仪器做得更完善,保铮又主动找了好几家用户,接连测了十几个故障,一个没失手。

这台仪器后来成了学院实习工厂的重要产品,名叫“711电缆故障测试仪”,意思是1971年第1型。

新闻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了一部科教片,片名就叫《电缆神探》。

那几年,保铮在外文书店看到一本影印版的《雷达手册》,定价14元。

在当时,这不是一笔小钱。

他翻了翻,放下,走到门口,又折回去买了下来。

南京会场上,不少人听说过“电缆神探”的名头。

可他们不知道,这个人的一身雷达功夫,是在冷板凳上一点点练出来的。

主张仿制的人越来越多。

保铮合上方框图,手指在封面上敲了两下。

【顺着大家说,仿就仿,谁也挑不出错。】

【可真照着仿,中国雷达这条路就走窄了。】

他清楚自己的身份。

一个从干校鸭棚里叫来的人,当着满屋子专家唱反调,说对了未必有功,说错了就是狂妄。

主持人扫了一圈会场。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保铮站了起来。

「我有。」

满屋的目光一下子聚到他身上。

「法国人这套东西,不值得仿。」

老工程师的茶杯停在嘴边。

「保老师,法国人干了这么多年,你说他们的方案不行?」

「能用,但有三个毛病。」

保铮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

「第一,设计繁琐,绕了不少弯路,实际效果并不好。」

「第二,架子搭死了,以后想往上发展,处处受限。」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它没有通用性。」

他在黑板上画了个框,圈住“LP-23”几个字母。

「仿出来,只能配这5部法国雷达。我们国内自己的雷达,一部也用不上。」

一位工厂的技术科长插话:「那你说怎么办?」

「要做,就做一个通用的数字处理器。」

保铮把粉笔头往槽里一扔。

「高端雷达能用,我们自己的老雷达稍微改一改,也能用。」

会场一下子乱了。

「说得轻巧!咱们连A/D器件都没有,拿什么做?」

「仿制起码有图可依,自己搞,心里有底吗?」

「万一搞砸了,航管雷达怎么办?」

保铮攥着那截粉笔,站在黑板前,没往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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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散会时,一个中年人在门口拦住了保铮。

他是四机部科技司来参会的代表,姜乐惠。

「保老师,你那个想法,能不能单独讲一讲?」

第二天,姜乐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范围的讨论会,屋里只坐了十来个人。

保铮把前一天没讲完的话,一条一条摊开。

「国外雷达用数字信号处理器,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普及了。」

「我们国内的雷达,还全是模拟电路。」

他顿了一下。

「我们差的,是整整一代技术。」

姜乐惠手里的钢笔停住了。

「与其花力气仿一个只能配5部法国雷达的东西,不如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通用数字处理器。结构比法国那个简单,国产雷达也能装。」

姜乐惠问:「要多少钱?」

「少量经费就够。」

「要多少人?」

「一个小组。」

姜乐惠在本子上记了几行,合上本子,没当场表态。

方案报了上去。

保铮回了眉县。

他每天照样拌糠、赶鸭、清粪。

晚上躺在铺上,脑子里转的全是A/D变换和存储器。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消息。

半年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

【是不是石沉大海了?】

他没处去问。

那份方案像扔进深井里的石头,一年多没个回音。

1974年冬天,通知终于来了。

上级批准了保铮的方案,拨款19万元。

保铮从干校被召回,学校支持他组建了一个8人科研小组,代号“210”。

19万元,8个人,要造出法国人拆走不给的东西。

第一道坎,是A/D变换。

雷达回波是模拟信号,要变成数字信号才能处理。

今天一块小小的集成电路就能搞定。

可在当时,国内没有现成的器件,国外的也进不来。

A/D变换的关键器件是比较器。

保铮先找上海复旦大学,又找北京东方厂,都卡在采购手续上,一层一层批不下来。

他想起在720厂有个老熟人,连夜写了信,又专程跑了一趟。

老熟人把他领进库房,指着架子上的几个纸盒子,挠了挠头。

「老保,这东西我们自己也紧,只能先匀给你这些。」

保铮把纸盒子抱在怀里,连声道谢。

第二道坎更要命。

210小组的成员都是雷达专业出身,学的是发射机、接收机、显示器,计算机是别的系的课。

数字处理器,说到底是一台专用的小计算机。

一群雷达专家,看不懂数字电路。

保铮去计算机系请来老师,从最基础的门电路讲起。

第一堂课,教室里坐着一排雷达专业的教员,有的比讲课的老师大了十几岁。

年轻讲师在黑板上写下“与门”“或门”,后排一位老教员撇了撇嘴。

「这不是本科生学的东西吗?」

保铮第一个举了手。

「老师,这个真值表我没看懂,能不能再讲一遍?」

年轻讲师愣了一下,又从头讲了一遍。

后排那位老教员低下头,翻开了笔记本。

器件少,仪器旧,知识还得现补。

保铮定下“两步走”:先攻0.5微秒的数字动目标显示器,拿下来,再攻0.2微秒的。

微秒数越小,处理得越精细,难度也越大。

先迈小步,站稳了再往前走。

将近两年里,210小组的灯很少在半夜前熄过。

焊坏了重焊,算错了重算。

一块电路板调不通,几个人围着它,一根线一根线地查。

1976年秋,0.5微秒的样机在实验室里调通了。

可实验室里调通不算数,得装上真雷达,面对真山头、真楼房,才见分晓。

这年冬天,210小组把样机拉到了一座雷达站。

天冷得刺骨,大家呵着白气,把样机接进雷达。

所有人挤在平面位置显示器前。

保铮先让雷达按老样子开机,回波照旧走原来的线路。

扫描线一圈一圈转着。

每转到那几个方位,屏幕上就炸开一大片刺眼的白斑。

那是远处的山和近处的房子。

一个年轻组员小声说着:「一块,两块,三块……」

样机旁边装着一个切换开关。

拨过去,雷达的回波就不再走老线路,而是全部送进210小组的样机。

保铮把手搭在了这个开关上。

三年了。

从南京那间会议室,到眉县的鸭棚,再到这间冰冷的雷达站,他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押在这个开关上。

身后几个人屏住了呼吸。

「切。」

他把开关拨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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