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向来是善于造神的。
造了神，便跪下去，磕头，祈求，将一切难题都抛给那泥塑的木雕的。
于是我们有了文圣，有了武圣，有了算无遗策、鞠躬尽瘁的诸葛武侯，成了“智慧”的化身，受着千秋万代的香火。
他自然是极厉害的，六出祁山，呕心沥血，最后星落五丈原，引得多少文人墨客掬一把同情泪，叹一声“出师未捷身先死”。
然而，笔者今天却要提起另一个名姓——范蠡。
倘在茶馆里说，有人比孔明先生还要厉害百倍，怕是立刻要招来几双白眼，甚至几颗飞来的瓜子壳。
但若静心翻开那部无韵的《离骚》——《史记》，太史公却明明白白地写着：“范蠡三迁皆有荣名”。
这便像是盖了官印的考语，做不得假。
他的厉害，不在于“扶”起什么，而在于“放下”什么。
第一次，他扶起了濒死的越国。
那是何等的险局！勾践困于会稽山上，饭食大约都带着土腥气。
是范蠡，教他把脸皮撕将下来，踩在脚下，去给吴王夫差养马，尝粪。
这哪里是常人所堪忍受的？然而他忍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美人计，经济战，终将那不可一世的吴国送进了坟茔。
待到功成之日，越国的庙堂正该是他范大夫的天下，他却连夜走了，只留下一张冷冰冰的字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他竟将帝王心术的血淋淋的真相，这般直白地晾了出来，毫不顾及“君君臣臣”的体面。
这是他的第一次“放下”，放下的是唾手可得的相位与尊荣。
他飘然到了太湖，换了个古怪的名字，叫“鸱夷子皮”（那不过是牛皮做的酒囊罢了）。
于是这“酒囊”便开始了他第二次的营生。
晒盐，贩运，竟又“致赀累巨万”，富可敌国。齐王听说了，请他去做宰相，他又去了，将齐国也治理得富足。
可当旁人眼红，弹劾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时，他再次挂印而去，散尽家财，飘然而逝。
这是他的第二次“放下”，放下的是堆砌如山的金钱与权柄。
第三次，他到了定陶，自称“陶朱公”。
这回他玩的是“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的把戏，定下“无息币”、“无居货”的规矩，不贪不留，仿佛一个与世无争的买卖人。
结果如何？不到十年，“陶朱公”之名响彻列国，成了天下首富的代号。
太史公替他算过，家财四十万金，抵得一国之赋税。
他富了，却又不是为富不仁的。
他三次聚财，三次散财，钱财于他，竟像是水，流过来，又流出去，不粘不滞。
然而笔者以为，范蠡最可贵处，尚不在此。
临死前，他将儿子唤至榻前，不言分产，只冷冷吐出四句告诫，后人称之为“人有四祸”：
一曰，斗祸。
便是教人莫要逞强好胜，处处与人争锋。
这人间，多少血泪，皆是“争”出来的？争一口闲气，赌一时输赢，到头来，碰得头破血流的，总是那昂着头的。
二曰，色祸。
并非不许人亲近女色，而是警醒莫要沉湎。那温柔乡，往往是英雄冢，销磨了志气，也淘虚了身子。
三曰，酒祸。
杯中物最能乱性，醉后昏昏，什么事做不出来？多少祸端，便在酩酊中种下。
四曰，贪祸。
这是顶要紧的一条。人总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得了千钱想万金，做了县令想府尹。
贪念一起，便如深渊凝视，再也难以回头，终将自己也吞没进去。
说完，他便合了眼，享年八十八岁。
陪葬的，唯有一把旧算盘。
这四祸，说的哪里是玄妙的道理？分明是血淋淋的人间真相！
他用自己的三次“暴富”与三次“跑路”，为这四句话作了注脚。他看透了帝王的贪，所以他功成身退，躲过了“斗祸”；
他未必不好色，携西施同游，却能不沉溺，避开了“色祸”；
他经商处事，头脑清明，自然不会让“酒祸”误事；
而他最了不起的，便是破了这“贪祸”，在极盛时懂得放手，在巨富时懂得散财。
反观诸葛武侯，自然是伟岸的，他肩负着一个政权的存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国家”的脊梁。
而范蠡，他解决的，似乎是更底层，也更普世的问题——那就是“人性”的弱点。
国家难救，而人心中的贪、嗔、痴，或许更难救。
诸葛亮试图救一国，范蠡则试图救一人——救他人，更是救自己。
所以后世的商人奉他为“商圣”，香火鼎盛，并非只因他会赚钱，更因他教人如何“不亏”——不亏德，不亏心，不亏了自家的性命。
呜呼，这样的聪明，在咱们这庞大的国度里，向来是少有的。
多的倒是那些见利忘义、得陇望蜀、在酒色财气里打滚直至灭亡的“聪明人”。
他们大约是要笑范蠡迂腐的，三次到了顶峰，却三次自己跳下来。
然而，谁才是真聪明呢？
是那些在历史的深夜里，于病榻上悔得捶胸顿足的人？
还是这个拿着旧算盘，安然躺进棺木里的“陶朱公”？
这问题，怕是要问问每个在世上挣扎的我们自己了。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