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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圈儿
01
1983年的一天，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走进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宾服务部。
他没有马上说话，一张一张地看。管事的见他看得认真，凑过来问：想买几张？
他说：我全要了。
对方以为他在开玩笑。他从包里掏出两万块放到柜台上：这是定金，别卖给外人，我回去筹钱。
那一年他31岁。
02
他叫许化迟，是画家的儿子。
他父亲许麟庐，早年是山东烟台一家面粉厂的少东家。为了画画，他把家业变卖了，到北京拜在齐白石门下，成了白石老人晚年的入门弟子。
50年代，许麟庐在北京开了一家书画店，叫“和平画店”，铺面不到40平方米，招牌上那四个字是齐白石题的。齐白石每个星期都来店里坐一坐。郭沫若、徐悲鸿、傅抱石、李苦禅、启功、黄永玉，都是这里的常客。后来公私合营，他把画店交给了国家，自己进荣宝斋做了建国后的第一任经理。
许化迟是在柜台后面爬着长大的。他19岁拜画虎名家胡爽庵为师，又常年在张伯驹、王世襄这些人身边看画听画。他后来说，自己还没出生，就已经浸在书画里了。
他早年的画都是从朋友手里收的。画家们要生活，他们的儿子跟他素有来往，就找他卖一两张——多半是60块、90块。
1978年，他花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张齐白石的画，拿回家给父亲过目。父亲看完了说：画是真的。停了一下又说，一百多块钱，买贵了。
03
他走进的那间外宾服务部，是1979年才开的。
那时候博物馆接待外宾，按标准，一个人只有三块钱的伙食费。国家拨款有限，连请人吃顿饭的钱都紧。馆里想了个办法：库房里积压着一大批近现代画作，清理出来卖一卖，多少补一点经费。
价钱是馆里一张一张定下来的：黄宾虹一块钱一张，吴作人五块，李可染八块，刘炳森六毛到八毛，王雪涛十二块钱一尺。
挂了两年，没卖出去几张。外宾偶尔买一两张，多半还是出于礼貌。到1981年，实在维持不下去，剩下的只能整批处理。
九千多张，就那么压在库房里。
04
1983年，许化迟陪一位澳门来的客人到博物馆参观。他已经移居香港三年，这次是回北京陪客人的。
那位夫人是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何厚镗的妻子。何厚镗的弟弟何厚铧，后来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那天她在外宾服务部花30块钱买了两张画，其中一张是范曾的。
就这样，许化迟知道了那间库房。
他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手心一直在出汗。画是整捆整捆堆着的，齐白石、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蒋兆和、吴作人，都捆在里面。外面没有人要。
05
第二天，他又去了，开口还是要全买。
管事的人跟他重新算了一遍：一共九千多张，总价二十多万。
他没有还价。
他手里原本攒着五万块，看中了东四一套四合院，十几个房间，钱早就备好了。那两万块定金，就是从这笔钱里出的。
06
二十多万，在那个时候是什么概念？
普通工人一个月挣三四十块钱。当时管有钱人叫“万元户”，一个村出一个都算稀罕。二十多万，是一台桑塔纳轿车的价钱。
他开始凑钱。四合院不买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往外卖，再找亲戚朋友借。
家里闹翻了。亲友都说他疯了——花这么大一笔钱，买一堆不能吃不能喝、当时谁也不要的纸。
07
钱凑齐了，画也交割了。
九千多张画按捆打包，装进六七个棺材大小的木箱子，运到香港，存放在一个偏僻的租用仓库里。
连保险都没有上。这批画进了仓库，一放就是很多年。
08
其中有一捆刘炳森的字，将近50张，他本来没打算要。服务部的经理劝他，他才花一百多块钱捎上——算下来一张字三块钱。
1994年，他回北京。一个朋友跟他说：刘炳森的字现在能卖了，几百块一尺。
他吃了一惊，挑出二十张，一千块一张给了这位朋友。朋友转手就赚了一笔。
又过了几年，刘炳森的字卖到一万五千块一尺。有人上门，四万块带走了一张。
他跟刘炳森的儿子说起这件事，还补了一句：那时候蒋兆和才15块一张，你父亲能卖两块钱，已经不简单了。
他后来感慨：没见过赚一万倍的股票，却靠着字画赚了一万倍。
09
那批画，他一直没有急着往外卖。
这些年他也没停下买画。有人问他，什么时候买中国画最好，他的回答是“现在”。他说自己买画已经很苛刻了，可还是觉得，中国艺术太便宜了。
他有句话说得更直白：收藏要趁早。按当年的物价，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够买两幅齐白石的画。
2001年，他把父亲当年那家和平画店重新开了起来，取名“和平艺苑”，就在北京日坛公园南门里。院子里一把藤椅，几把紫砂壶，墙上挂着他和父亲那些老朋友的画。
当年一块钱一张都没人要的黄宾虹，2017年，一幅《黄山汤口》在拍卖场上拍出了3.45亿。
有人替他算过，那九千多张画今天值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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