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历史课本讲秦朝，总会有一套标准表述，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分封、行郡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基础；同时也有暴政，焚书坑儒、严刑重赋、徭役繁重，最终二世而亡。很多人以为，这种“肯定制度功绩、批判统治暴政”的评价，是中国史学自古以来的定论。
但是，课本不会告诉你的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这套“褒秦”叙事，也就是强调秦朝中央集权的革命意义、把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定位为历史巨大进步的观点，并不是中国传统史学本来就有的，恰恰相反，过去2000年对秦朝的评价都延续了贾谊《过秦论》的论点，普遍批判秦朝的暴政。事实上，这套“褒秦”叙事是近代从英文世界传入中国的“洋观点”。
传统史学的主流是两千年的“过秦”基调
从汉代开始，秦朝的历史形象就被儒家仁政论与王朝周期说牢牢定调。贾谊《过秦论》那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为后世评价秦朝的纲领。在传统史学看来，秦朝国祚短促，本身就是“失德”“无道”的证明；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就是暴君的典型。这种“过秦”思潮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从未被真正颠覆。
19世纪早期，西方世界的中国史书写，也完全承袭了这一传统。最早一批英文中国史著作，大多由传教士撰写，核心史料译自《通鉴纲目》等中国传统史籍，价值判断也自然跟着中国传统走。
1834年，传教士郭实猎出版《中国简史》，这是当时英文世界的权威中国史著作。书中重点记载了秦始皇称帝、建长城、焚书坑儒等事迹，明确批评焚书坑儒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破坏行为”，认为秦始皇虽有大国统治者的资质，但“有诸多值得谴责和憎恶之处”。
稍后的德庇时《中国人》、卫三畏《中国总论》，观点更为鲜明。卫三畏直接评价焚书坑儒是一场文化悲剧，体现了秦始皇的“野蛮与愚蠢”，秦代整个就是“在残暴与血腥中建立的”。
面向大众的通识读物进一步强化了“暴君秦始皇”的刻板印象。1843年考娜夫人出版的青少年读物《中国历史：图解与描述》，直接把秦始皇与彼得大帝、腓力二世并列，视为奴役百姓的暴君，批评修筑长城“手段极其残酷和武断”，焚书坑儒更是“残暴”。此后的旅行记、科普小书，几乎无一例外都以“焚书坑儒+修筑长城”作为秦史的全部内容，秦始皇的暴君形象在英文世界深入人心。
可以说，19世纪中期以前，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秦史叙事的主流都是“过秦”。强调秦朝制度进步意义的“褒秦论”，此时还完全没有影子。
19世纪后期西方发明了“褒秦”叙事
转变发生在19世纪70到80年代。三位在华的英美人士——梅辉立、丁韪良、包罗杰，先后从“中央集权”的视角重新解读秦朝，彻底颠覆了传统的“过秦”叙事，发明了一套全新的“褒秦”话语。
1874年，英国驻华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在《汉语读者手册》中，第一次给秦朝赋予了“革命”的定位。他写道：“秦始皇明智地决定打破过去的传统，经验表明这些传统不利于进步和帝国的实质性控制，他扫除了使周代丧失统治权的封建制度，并将帝国划分为36个政府或省份，从而引发了一场革命。”在他的叙述里，秦朝不再是暴政的开端，而是打破旧制度、建立统一帝国的革命起点。
随后，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把这套观点系统化。他在《中国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对于中国来说，封建制是孕育无政府主义的温床。从此以后，中国历经多次革命，但由于秦始皇的天才预见，再未出现诸侯纷争不休的局面。”他直接为焚书坑儒翻案，认为这件事的目的不是打压思想，而是“把中国人的封建制度记忆彻底抹去”，是巩固国家统一的必要举措。甚至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求仙，在他嘴里都成了“征服日本的军事先遣”。
1881年，英国学者包罗杰出版两卷本《中国史》，被视为继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之后的权威中国史著作，把“褒秦”叙事推向了顶峰。包罗杰认为，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前代所未有，奠基后世中华帝国的模型”，后世王朝不过是在秦始皇的伟大计划基础上扩充。他对秦始皇个人更是不吝赞美：“他是第一个强烈彰显国家意志者。直至今日的王朝统治者中，没有一位比他更热心于中国尊严的维护。”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新叙事并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源于当时西方的思想语境。19世纪后期，欧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潮高涨，国家统一与中央集权被视为历史进步的标志，封建分裂则是落后的象征。这些西方学者把周朝的分封制对应西方中世纪的封建制，把秦朝的郡县制当成了克服封建割据、完成国家统一的“理想范本”。他们讲的是中国的秦朝，心里想的其实是当时欧洲的政治议题。
传入中国：从洋观点到本土常识
这套“褒秦”叙事诞生后，先是在英文世界的中国史著作中传播，随后通过教会教育、留学生群体传入中国，逐步从洋观点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常识。
1903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出版《中国历史概述》，全书直接沿用丁韪良的框架，将周代定为“封建时期”，秦代定为“中央集权时期”。书中直接引用丁韪良对焚书坑儒的评论：“中国人普遍认为始皇帝这一举动为最不虔诚的暴君之行，他们未能掌握秦始皇行动的真正意义，也并未察觉‘他焚烧孔子书籍的动机是要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抹去封建制度’。”这本书后来多次再版，被评为1921年度最畅销的中国史著作，影响极大。
1914年，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英文中国通史——李文彬《中国历史纲要》出版。这本书主要参考卜舫济的著作，完整继承了“褒秦”叙事。书中明确提出：“对于秦始皇这个名字相关的许多不公正和残酷的法律与暴政行径，与其说是他的个人行为，不如说是时代的精神。”《字林西报》将此书列为在华留学生的必备中国历史读物，成为连接中西秦史叙事的关键中转站。
很快，这套叙事就回流到中文世界，进入了历史教科书。1924年潘文安、潘鸣凤编的《新撰历史教授书》，明确提出废封建为郡县是“政治改进的革命之举”；顾颉刚主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也写道：“中国历史上实际的大一统，直到此时才得正式实现，确是政治上一大改革。”甚至还有评论称，秦始皇一统中国“实开近世国家主义之先声”。
我们今天历史课本里关于秦朝“中央集权革命”“大一统制度奠基”的核心表述，追根溯源，就来自这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史学从来没有从“反封建革命”“国家统一进步”的角度评价过秦朝。
历史叙事的中西互动
“褒秦论”从西方传入中国后，恰好契合了清末民初中国追求国家统一、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因此很快就被广泛接受，并且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学术研究。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周秦之变”“秦汉帝国”等学术命题，最早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这套英文秦史叙事。后来海外汉学大家贝德士、卜德，乃至《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核心观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当然，这套叙事本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它本质上是用西方的历史阶段论套中国历史，把复杂的周秦社会变革简化成了“封建到集权”的线性进化。为了突出制度进步，甚至有意无意美化了秦始皇的个人行为。比如丁韪良说秦始皇求仙是为了征服日本，包罗杰说秦始皇“个人生活节制”，都明显偏离了史实，有为了翻案而翻案的嫌疑。
回头看这段学术史，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很多我们以为是“中国传统观点”的历史评价，其实是近代才从西方传入的。传统中国只有“过秦论”，“褒秦论”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它不是古人的看法，是近代西方人用他们的政治观念和历史哲学，重新解读中国历史的产物，然后又通过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变成了我们今天的常识。
历史叙事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种历史评价的背后，都有它产生的时代语境和思想源头。知道“褒秦论”是从西方传来的，不是要否定秦朝的历史功绩，而是要明白，我们今天看待历史的眼光，本身就是近代中西碰撞的结果。#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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