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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智能素养最终目标是要实现人自身能力的迭代增长，让人在技术加持下实现对自身能力认知的深度觉醒，进而重塑人类价值，达成人类智能向善的最终目标。

作者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帆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苗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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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渗入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社会个体的能力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此，厘清智能时代素养的构成与形成问题成为当下社会发展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智能素养的四个维度

在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运行的背景下，智能时代对社会个体素养的要求已经超越了传统针对单一能力的框架，演变为一种涵盖技术认知、情境决策、协作执行与价值规范相融合的复合能力体系。在此背景下，智能素养作为智能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其范式框架由四重互为因果的能力维度构成，分别是技术理解能力、任务判断能力、人机协作能力和伦理校准能力。

技术理解能力是个体智能素养的认知基石。其核心并非追求编程或操作后面的浅表技能，而是指向一种对人工智能的反思性认知。我们要洞悉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其依赖数据与概率性特征的本质，以及由此衍生的认知局限与偏差。这并非要求人人都成为算法工程师，而是要具备对人工智能的基本技术理解。说到底，要追问三件事：一是“AI为什么做出如此判断”；二是“AI的输出结果是否可靠”；三是“何时以及如何介入AI决策、优化决策质量”。

任务判断能力是智能素养的决策中枢。简单来说，它要求个体在复杂的任务情境中明确三重边界——哪些任务交由AI执行、哪些任务须保留人的自主权、哪些任务需要人机双方协同推进。但上述分工的界限需要随着任务目标的改变、任务属性的转换、时间上的要求和伦理权重的改变来调整人与机器的参与权重。因此，真正的任务判断能力，不是要固守某种分配方案，而是要建立在对任务审慎的评估之上，确保认知主体在任何变动的情境下都能够具备充分的胜任能力来抵御风险，保障任务闭环。

人机协作能力的显现是智能时代到来的标志性特征。伴随着处理任务复杂程度的不断升级，人类操作能力的有限性也愈发凸显。这一客观事实意味着，我们应将人工智能定位为任务完成的伙伴，由此催生了新型人机协作模式，也倒逼人类发展出与之适配的人机协作新能力。一方面，人类在与AI协同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主动跟进工作流程，随时对过程进行有效干预和调整；另一方面，人类在与AI协同时，既要适应其运行逻辑，又要对其任务执行过程持续校准、规范操作。

伦理风险的把控能力是人类在置身于技术变革的洪流中需坚守的价值立场的核心。随着AI自主性的增强，其潜在的数字偏见、算法黑箱与价值错位等隐患在持续放大，这就要求人类具备识别并预判伦理风险的能力——主动权衡价值、划定道德边界，保障技术的发展始终以维护人的尊严、社会公平与人类共同福祉为宗旨。既要应对算法自身缺陷带来的技术伦理风险，又要关注隐藏在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失衡所引发的社会伦理风险，确保人机协作始终处于社会伦理道德框架之内。

能力均衡与智能向善

归根结底，培育智能素养的最终目标是要稳固人类在智能时代的能力结构中的主体地位，守住人类价值的主导权，从而实现“智能向善”的目标。然而，一旦智能素养的能力结构发展不均衡，就会阻碍智能素养的培育，与智能向善的初衷背道而驰。

首先，在提升技术理解能力方面，提升智能素养将面临人工智能系统的“黑箱”特性及其对人类认知的挑战。传统的深度学习所推崇的是算法学习，而面向普通用户的素养提升则应聚焦于通过可操作的案例教学、模拟训练与跨学科实践等，帮助用户建立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输入输出逻辑、概率性特征及其局限性的理解，在降低认知门槛的同时提升学习者对人工智能本质特征的把握，缩小群体间的“认知鸿沟”。

其次，在人机协作日益紧密的背景下，提升任务判断能力的挑战主要体现在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有可能导致人类“认知卸载”所带来的去技能化及其有可能引发的人类主体性弱化的风险。特别是在涉及伦理敏感性、价值权衡与复杂情境判断的关键领域，人类决策的控制能力下降将有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人类的胜任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类将原本的操作能力让渡给人工智能，同时加强了对人工智能的操作判断力、反思力与价值引导力。此外，还应制定明确的人工智能伦理准则与人机责任边界，明确算法辅助决策中人类的最终裁量权、问责机制与容错空间。

再次，人机协作能力的提升，要求素养培育模式完成从工具性训练向关系性建构的深层转向。但现有教育体系在适配这一转型时面临多重障碍，亟须构建分层分类、贯通终身的智能素养培育生态：高校应将智能素养作为通识教育核心模块，在中小学阶段嵌入AI伦理与批判性思维启蒙课程，职业培训体系需强化AI协作场景模拟与实操训练，社区与老年教育机构则要开发适配数字弱势群体的沉浸式体验课程。

最后，智能素养的提升面临最深刻的挑战是伦理校准能力，主要体现在技术价值对齐的不完美与人类道德责任之间的内在张力。现有的素养框架多侧重于技能培养，而对伦理原则的内化则关注不足。因此，我们需将对数字责任感的培养融入智能素养体系，推动智能素养从技术合规向伦理自觉的转变。这不仅要求素养个体了解人工智能需要遵守的基本伦理准则，更须具备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跨文化伦理对话的能力，在技术应用中主动识别价值冲突、权衡多方利益，并在复杂情境中作出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审慎判断。

应对智能素养的挑战是一场融合认知科学、组织行为和伦理道德的跨领域、跨学科的系统性变革，需建构从个体认知重塑到组织制度保障，再到教育体系变革的系统性实践路径。这场变革的最终目标不是让人变成机器，而是要实现人自身能力的迭代增长，让人在技术加持下实现对自身能力认知的深度觉醒，进而重塑人类价值，达成人类智能向善的最终目标。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7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