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15日晚，南京军区，廖汉生拿起电话，拨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这个电话并不长，却让两位老战友都沉默了片刻。廖汉生想去北京，参加毛主席的吊唁和守灵。
这份请求并不过分。廖汉生早年便在毛主席身边接受过教诲，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多次聆听毛主席讲话，也曾在延安受到接见。可是，当时中央已经作出安排，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原则上不赴京参加吊唁。
电话那头，陈锡联没有立即答应，只说：“你的这个请求，让我很为难。”
难处有两层。一方面，廖汉生的心情，陈锡联完全能够理解，直接拒绝，实在不近情理；另一方面，这种安排不是军委领导个人可以决定的，还要征求有关方面意见。陈锡联最后表示：“我去问一问，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廖汉生等了几个小时。9月16日凌晨2时，军委办公厅来电，中央批准他赴京吊唁、瞻仰遗容并参加守灵，但有一个要求：不公开报道他的名字。
当天上午8时，接他的专机抵达南京。一个多小时后，廖汉生到了北京。下午4时，在总政治部同志陪同下，他进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向毛主席遗体肃立默哀。面对熟悉而又安静的遗容，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军失声痛哭。
稍作平复后，他再次走到遗体旁，守灵30分钟。第二天清晨，廖汉生乘专机返回南京。整个过程没有公开宣传，却留下了一个老战士对领袖的私人告别。
这种感情并非一时激动。1937年5月3日，廖汉生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第一次聆听毛主席作报告。1942年，他在延安中央党校再次听取毛主席关于革命问题的论述。1946年从中原解放区返回延安时，他又在王家坪受到毛主席接见。
廖汉生后来谈到这段经历时说，自己和许多老同志跟随毛主席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道路，对毛主席的感情很深。对他而言，赴京吊唁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公务安排，而是对一段革命经历的交代。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生前最后几年，还曾亲自批准廖汉生担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1972年，廖汉生重返北京。次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提出，希望由廖汉生出任政委。廖汉生没有提出特殊条件，只说：“能安排工作，干点实事就好。”宋时轮随即向叶剑英报告，军事科学院党委也正式向中央军委提出申请，毛主席批示同意。
军事科学院不同于野战部队，许多工作围绕军事理论、战例研究和学术建设展开。廖汉生上任后没有急着发表意见，而是花了大量时间下到各研究部门，听取汇报，找干部和研究人员谈话。他后来概括说，在军事科学院的一年多，主要精力都用在了解情况上。
深入了解后，他发现一些问题颇为突出：有人不安心长期研究，想回部队解决职务问题；部分同志文化基础较弱，对完成研究任务缺乏信心；还有一些历史因素造成的隔阂，影响了单位内部的团结。
廖汉生没有把这些问题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推动召开全院政治工作座谈会、研究部门协理员座谈会和党支部书记座谈会，分析思想状况，研究具体措施，并形成纪要下发各单位。科研单位同样需要严密的组织工作，这一点，他看得很实在。
1975年2月，廖汉生调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叶剑英同他谈话时，强调军队机构要精干，干部配置要适应战时行动。廖汉生只回答了一句：“请军委放心，我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到南京后，他发现军区首长分散在城内各处办公，文件、电报往往由机关人员送到个人住处。廖汉生认为，这既影响效率，也不利于保密，更不利于首长之间及时交换意见。他在会议上直截了当地说：“这样的办公方式不行，军区首长应当集中办公。”
随后，军区首长办公室建立起来，集体办公制度逐步落实，作息也按机关规定执行。这件事看似细小，却触及军队管理中的纪律和作风。廖汉生处理问题的特点，往往不是讲空话，而是从一份文件怎样流转、一名干部怎样履职这些细节入手。
1976年8月4日，廖汉生因病赴上海治疗，仍让秘书把电报和文件送来批阅。9月6日，他得知毛主席病情加重，立即中断治疗返回南京待命。9月9日凌晨，南京军区接到毛主席逝世的通知，廖汉生主持会议传达，并按照命令组织部队进入一级战备。
那一夜，他和军区领导决定集体办公、集体住宿，以便应对突发情况。悲痛没有让工作停摆，军队的职责仍要照常履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几天后的那个电话，才显得格外沉重。
1982年10月，廖汉生退出军区领导岗位。离开一线后，他常到农村调研，了解农民生活和地方经济情况，并把所见所闻向有关领导反映。他曾说，中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只有农民真正富裕，人民的富裕才有坚实基础。
2006年10月5日6时30分，廖汉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留在那段历史里的，不只有一次深夜请示，还有一个老军人面对重大变故时，对组织纪律、职责边界和个人情感的反复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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