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狩六年（前117年），长安宫廷里，汉武帝失去了年仅二十四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史书没有留下明确死因，只记载他突然病逝。偏偏在此前不久，霍去病刚射杀李敢，这两件事相隔太近，后世自然把它们联系起来。
但历史最怕“顺手补全”。霍去病究竟死于什么，正史没有定论，既不能断言是瘟疫，也不能认定他因舆论压力自尽，更不能把一场没有证据的政治谋杀写成确定事实。
元狩四年（前119年），漠北之战爆发。卫青率军迎击匈奴主力，霍去病则率骑兵远程奔袭，深入敌境，取得封狼居胥的战果。李敢跟随霍去病作战，因功被封为关内侯。
可李敢的父亲李广，却在同一场大战后自杀身亡。李广因迷失道路，未能按期与主力会合，面对军法追究和长期积压的羞惭，最终选择结束生命。李敢认定，卫青对父亲的死负有责任，于是闯入卫青府中，将其刺伤。
这件事并未公开处理。《史记》说卫青“匿讳之”，意思是卫青隐瞒了被刺一事。这个决定有现实考量：一旦追究，李敢刺伤大将军的罪名必然引发震动，李广旧部、军中将领和朝廷权贵都可能被卷入。
问题在于，卫青想压下去，霍去病却知道了。
元狩六年，汉武帝在甘泉宫一带举行狩猎，李敢也随行。司马迁明确记载，霍去病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因为宠信霍去病，对外宣称李敢是被鹿撞死的。
这不是普通的宽宥，而是对事实的主动改写。汉武帝当然可以惩罚霍去病，也可以顾及其战功从轻发落，但他选择让一桩人命案消失在“鹿伤”之中。帝王一句话，足以改变案情，却未必能够改变所有人的判断。
霍去病当时二十四岁，正处在声望急剧上升的阶段。他既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也是皇帝亲自扶植的军事新贵。汉武帝把大司马一职同时授予卫青与霍去病，并规定二人的秩禄相等。自此之后，霍去病的地位越来越高，卫青却逐渐退居其后。
这种安排有助于加强皇权，却也在无形中制造了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张力。卫青与霍去病是舅甥，私情深厚；但在朝廷秩序中，他们又分别拥有部属、门客和军功网络。上层可以克制，下面的人却未必甘心。
有意思的是，李敢案恰好把这种复杂关系撕开了一道口子。李敢伤卫青，霍去病替舅父报仇，汉武帝又出面遮掩。三个人的行动各有动机，却共同造成了一个结果：真相不能公开，罪责也无法正常裁决。
至于卫青长子卫伉后来失侯，时间上确实紧接在霍去世之后。《史记》只说他“坐法失侯”，并没有说他参与了李敢之死，更没有留下他谋害霍去病的证据。把这条记载解释成卫伉设局，只能算推测，不能当作史实。
那么，汉武帝的责任究竟在哪里？
不在于能够证明他谋害了霍去病，因为这样的证据并不存在；也不在于能够证明霍去病死于李敢事件，因为正史同样没有这样写。汉武帝真正难辞其咎的地方，是他以君权包庇杀人，破坏了应有的司法边界，又长期利用卫青与霍去病的地位变化来调整朝局。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说的是间接责任。若霍去病确因李敢事件承受了巨大压力，汉武帝的遮掩无疑加重了困局；若霍去病另有病因，汉武帝也仍须为那次不公正的处置负责。可在没有新史料之前，霍去病的死亡原因只能停留在“史书未详”。
军事天才的突然离世，留下了空白；权力对真相的遮掩，则让这个空白变得更加难以辨认。司马迁没有替后人下结论，后人也不该替史书凭空补上一桩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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