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九二年十月，广州老城西关，聚香楼二楼的大包房。
九叔做七十三岁的寿，摆了两桌。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绸褂子，坐在主位上，右手边横着一根藤拐，拐头那截漆早磨没了，露出里头的藤筋。他这条腿是当年在老码头替人平事落下的，走路得拖着，走快了要停下来歇一口气。
九叔年轻的时候在老码头替人平事。谁家的货被扣了，谁家的船工挨了打，哪两拨人为了一个货位红了脸，都去找他。他不带人，不带家伙，就带一壶茶，坐在两拨人中间说几句话，事就了了。那些年他攒下的不是钱，是名头。后来码头改了规矩，他也老了，就守着东头一间九记茶庄，卖铁观音、普洱、凤凰单枞，不惹事，不露面，一天卖出去十几斤茶，够过日子。
包房里两桌人。一桌是茶庄的两个伙计和几个老茶客，另一桌是九叔几十年的老相识。伙计阿明、阿辉一人端着一屉寿桃，挨着桌子放。
那年广州老城里最好的一桌寿宴，也就一百八十八块，酒水另算。九叔这桌加了两道菜，凑到二百三十六。他一辈子不在乎这些，就是想跟几十年的人坐一坐，喝一口。
加代是从深圳赶回来的。他上楼的时候手里拎着两瓶酒，进门先给九叔行了礼。
加代说：“九叔，寿酒我来开。”
九叔把藤拐往边上搁了搁，抬手指了指身旁的椅子：“细佬，坐。上个月你在港线上，我还当你来不了。”
加代说：“您做寿，我不来，广州的水我往后都不用趟了。”
九叔笑了，眼角的褶子全挤到一块。他这些年最看得上眼的就是这个后生。加代刚来广州那年，站在老城的街口问路，问的正好是他。九叔那会儿刚从码头闲下来，手里端着一碗糖水，递了那后生一支烟，说了一句话：“细佬，广州的水深，做事先看人，再看钱。”就这一句话，加代记到今天。往后这些年，加代逢年过节都往九记茶庄走一趟，坐半个钟头，喝一壶茶，两个人都话不多。
酒刚斟上，包房的门被推开了。
进来七八个人。领头那个三十七八岁，穿一件浅色皮夹克，头发往后梳得锃亮，脖子上挂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后头跟着个戴金边眼镜的，手里夹着个硬皮本子。再后面六个人，个个二十来岁，眼睛横着扫。
进来的是葛三贵，外号三贵子。
三贵子一进门就笑：“哎哟，九叔做寿？怎么不招呼我一声。”
包房里一下子安静下来。九叔一个老相识站起来想说话，被旁边的人拉了一下袖子，又坐回去了。
三贵子走到桌边，看了一圈，冲主客位上那个老头抬了抬下巴。那老头六十来岁，是九叔当年的老搭档，愣了一下，站起来把位子让了。
三贵子一屁股坐下去，把椅子往后拉出一尺，翘起二郎腿，从兜里掏烟。他身边一个年轻人立刻划着了火柴。他吸一口，把烟圈往桌上一推：“九叔，这老城的老家伙，就剩你不认得我了。”
九叔看着他：“三贵子，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三贵子笑：“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九叔，你在老码头替人平事的时候，我还在街口吃五毛钱一碗的云吞。你辈分高，我敬你。你敬我一杯，往后这条街，你茶庄的事就是我的事。”
满桌没人出声。阿明端着寿桃站在门边，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九叔没动。他手边那杯酒是满的，他端了一下，又放下去了。
加代伸手把九叔那杯酒端过来，站起身，往前递半步：“三贵子，九叔上了年纪，这杯我替他。”
三贵子眼皮都没抬：“你替他？你算哪一出。”
加代说：“我做晚辈的，替长辈敬一杯，不算失礼。”
三贵子这才转过脸，看了加代两秒，把杯子接过去。他在手里转了半圈，忽然手腕一翻，整杯酒连杯子往地上砸。酒泼在加代的鞋面上，杯子在瓷砖上“当”一声滚出去，滚到桌腿底下。
三贵子说：“你敬的酒，我喝了。地喝了。”
包房里静了一两秒。有人低头去看自己面前的碗，有人把筷子搁下，眼睛盯着桌面。靠门那边一个老茶客小声说：“加代哥，算了算了，今天是九叔的寿。”
加代站着没动，鞋面上湿了一片。他弯下腰，把那只杯子从桌腿底下捡起来，用手抹了抹，放回桌上，坐下了。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
九叔的手在桌子底下攥着藤拐。
三贵子把烟按灭在九叔面前的骨碟里，然后把脚从地上抬起来，一抬，一搁，架在旁边那张空凳子上。那双皮鞋擦得很亮，鞋帮上落了一层灰。
三贵子说：“九叔，我这鞋上有灰，你给我擦擦。”
包房里这下连喘气声都听得见。九叔看着他，没动。
三贵子说：“九叔，你耳朵不好使？我说，我这鞋上有灰。”
九叔的手抖起来。他七十三年，什么场面没见过，可这会儿他就那么站在主位旁边，嘴唇动了两下，一个字也没出来。他这条腿站久了撑不住，身子晃了一下，扶了一下桌沿。
满场的人都看着。靠墙那桌有个老头把脸转向窗外，一直没转回来。九叔的老搭档低着头，用手背蹭了一下眼睛。阿辉手里的寿桃盘托得歪了，一个寿桃滚到地上，他弯腰去捡，被三贵子一个眼神钉在原地。
有人小声劝：“九叔，擦一下吧，擦一下就没事了。”
三贵子笑了。他伸手把桌上那屉寿桃端起来，一层一层揭开，从最上头拿了个最大的，掂了掂。
三贵子说：“这寿桃蒸得不错。九叔，你寿比南山。”
他手一松。寿桃落在地上，他抬脚踩上去，鞋底一碾，白面连馅摊在瓷砖上，糊成一片。
三贵子说：“捡起来。”
阿明站着没动。
三贵子说：“我说捡起来。跪着捡。”
阿明十七岁就跟九叔在茶庄干活，父母早没了，九叔给他一口饭吃。他看了看九叔，又看了看地上那一摊，走过去，慢慢地跪下去，用两只手把地上那摊连灰带面往一起捧。
九叔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时候，包房外头的楼梯口有人大声讲电话。
是那个戴金边眼镜的，三贵子的军师，叫阿罗。他是在楼梯转角的平台上打电话，声音顺着走廊传进来，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清。
阿罗说：“放心，九叔今天服了。加代那个后生也在，人不多，就带了个跟班的，坐那儿一声不敢吭。三哥说了，今天先立个威，三天之内让九叔自己上门来。”
阿罗又说：“老城这块地，过了年就是我们的。加代那号人，在广州能翻出什么浪来。”
包房里的人都听见了。九叔没听见，他闭着眼。加代听见了。
加代没看门外，也没看三贵子。他把桌上的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口，放下。然后他抬了下眼皮，看了一眼坐在下首的丁建。
丁建站起来，把身上的夹克抻平，往门外走。
丁建走路没有声音。他出了包房，随手把门带上。走廊上那串电话声还在响。
响到一半，断了。
紧接着是一串滚落的动静，从楼梯口一路往下，硬邦邦地撞在木扶手上，撞了七八下才停。然后是阿罗的一声叫，叫到一半就哑了。
包房里的人都站起来了。
丁建推门进来，回到自己位子上坐下，倒了杯茶。
三贵子转头看了一眼门外，脸沉下去。他那六个人已经站起来了。
加代这才开口，声音不高：“三贵子，你的人站在楼梯上都站不稳。你自己也站不稳。今天九叔做寿，我不在人家寿席上动手。”
三贵子看着他，喉咙动了一下。他扭头小声问旁边的人：“阿罗怎么了。”
那人说：“小腿折了，手腕也折了，躺下头那堆梯级上。”
三贵子的脸青了。他手底下三十来号人，大半在街上和茶庄那一头，这会儿带进来的是六个，个个二十来岁，真动手不见得够看。他看了看九叔，又看了看加代，忽然笑了一下。
三贵子说：“九叔，今天我给你面子。三天。三天之内，你亲自来我那儿，把今天这笔面子账给我抹平。”
他抬脚在瓷砖上那片白面上蹭了蹭，带起一鞋底的面糊，走出包房。
九记茶庄是第二天夜里被砸的。
那晚阿明在店里守夜，阿辉在后院烧水。七八个人踹开前门进去，钢管先抡在货架上，一柜一柜的茶罐掀下来，青花瓷罐摔在青砖地上，碎得满地。后头那口樟木茶柜是九叔三十年前置的，被撬棍从中间别开，里头十几斤凤凰单枞全倒在地上，被人踩进砖缝。
阿明扑上去拦，被人一把推在柜角，脸上挨了两下，鼻子里的红一直流到下巴。阿辉被人按在茶台上，两个人架着他胳膊，让他看着前头砸。
砸完，那些人把九叔挂了几十年的那块招牌摘下来，抬到门口，横在街心，车压过去，裂成三截。
留话的人是阿罗，他坐在一辆面包车里，小腿上打着固定，隔着车窗说：“回去告诉九叔，三哥说了，三天。三天之内九叔自己上门磕头，磕不到，茶庄连砖都不剩。”
第二天上午，加代带江林去了九叔那里。
九记茶庄门口那块招牌断在地上，阿明坐在门槛上，脸上肿了半边，鼻子上塞着棉花。阿辉在里头扫地，一地的碎瓷片扫成一堆，堆在墙角。
九叔坐在后院的小竹椅上，面前一壶茶，茶早凉了。看见加代进来，他抬了抬手：“细佬，坐。”
加代在对面坐下，把一沓钱放在桌上。那是五万块，那年头在广州，五万块是能盘下一间小铺面的数。
加代说：“九叔，这钱您先拿着修店。事我来办。”
九叔看着那沓钱，半天没说话。后来他把钱往加代那边推了推。
九叔说：“细佬，我七十三了。我这辈子替人平过几百桩事，没替自己平过一件。钱你拿回去。”
加代说：“九叔，您别急。”
九叔说：“我不急。我就是想知道，我这名头，是不是真值不了几个钱了。”
加代没接话。他把钱收起来，站起身，跟江林出了门。
他先托了梁伯。
梁伯六十多，早年在广州老城做了十几年买卖，跟上上下下都熟，如今不怎么出面了，说话还有分量。加代亲自上他家，把事情前后说了一遍。梁伯听完，端着茶碗坐了半晌，说：“三贵子这后生，近两年窜得快，家里有个亲戚在区里管市场，摊子上的事一开口就有人替他摆。他这回不是要九叔的钱，他是要九叔的名。你让九叔磕这个头，九叔后半辈子就没了。”
加代说：“梁伯，您替我说句话。”
梁伯说：“我去。”
当天下午，梁伯去了三贵子那边。三贵子客客气气，倒茶递烟，一口一个梁伯。
梁伯把话摆明白：“三贵子，九叔上了年纪，你要钱，加代给你出；你要面子，让三贵子自己在老城摆一桌，九叔到场，事情抹平。”
三贵子笑着听完，把茶杯推了推：“梁伯，不是我不给您面子。九叔这回在我这儿，得自己走一趟，跪下来磕个头，磕完我就把茶庄的事抹了。钱我不要，我要这个礼。”
梁伯说：“你这样做，是踩着九叔的名头上位。”
三贵子说：“梁伯，这话您说得对。我就是踩着他上位。这条街上名头老的多的是，我一个个都踩，踩到没人敢在我面前自称老前辈。”
梁伯回来找加代，只说了一句：“那后生话里没有活口。”
加代听完，让江林备了车，亲自上门送钱。
三贵子那阵子正忙着他新盘的场子——老城东头一间三层的酒楼，原先是个老菜馆，被他整间盘下来，装修了两个月，起名金鹏大酒楼。加代去的时候，一楼的桌椅还没摆齐，工人正在往墙上贴金箔。
三贵子坐在大堂中间一张太师椅上，跷着腿，阿罗坐在旁边，小腿上还打着固定。
加代把一只皮包搁在他面前的茶几上，拉开，里头是十万块现钱。那年头广州一桌开张宴一百八十八，十万块够摆五百桌。
加代说：“三贵子，十万。九叔的茶庄你自己去修，修好。这事到今天为止。”
三贵子看着那包钱，看了一会儿，笑了。
三贵子说：“加代哥，你出手不小。可你这买卖做得不对。九叔那块地，东头临街，五十来平，我早就想要。你这十万块，我收下，茶庄那块铺面，让九叔把契转给我，再加一件事——三天之内，他自己走到我这儿来，当街跪下，磕个头。”
加代说：“三贵子，你再加一次价，就没有收的机会了。”
三贵子说：“加代哥，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三贵子在这条街上什么时候收过手。三天，就三天。第三天我这酒楼开张，三十桌，我把老城有头有脸的全请来。那天九叔要是能站到我门口给我磕个头，我这酒楼的头一炷香就算他给我点的。”
加代把皮包合上，拎起来走了。出门的时候，阿罗在后头说了一句：“加代哥，你慢走。”
加代没回头。
上车以后，江林问：“哥，怎么办。”
加代说：“三天后他开张，是吧。”
江林说：“是。他新场子三十桌，请了老城一多半的人。”
加代说：“那就他开张那天。他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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