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农历秋分，将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不仅是庆祝丰收的节日，更是凝聚广大农民群众力量、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活力、传承弘扬农耕文明的重要契机。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农民在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中的主体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融合了乡村生态、农业生产、乡土文化和农民生活的复合系统，具备生态保育、景观存续、文化传承及促进社区发展的多重功能。近年来，旅游作为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路径，在乡村产业转型、乡土文化传播与遗产价值重塑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要警惕外部力量介入对遗产社区主体性的侵蚀，审慎思考旅游开发中的农业文化遗产永续发展问题。
旅游作为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的重要路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政策明确要以行政村为核心保护区域，促进乡村社区和农业景观的动态发展，部分中国传统村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水利灌溉工程等也被包含其中，这为农业文化景观永续发展提供了综合性的制度保障与实践指引。农业文化遗产地文化身份的确立，凸显了其作为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内涵，相较于具有休闲娱乐性质的大众旅游，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更强调知识传播、教育启迪与文化认同的深层建构，注重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协同实现，这不失为推动遗产社区历史、文化、生态和景观活态协调发展的关键路径，亦是推动实现农业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与乡村全面振兴互惠共进的重要契机。
将旅游发展作为激活农业文化遗产在地资源、留住乡土人才的重要抓手，有助于推进文化资本转化，其正向效应在遗产地居民生计改善、文化认同增强以及社区主体回归等方面日益显现。然而，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一个复杂的遗产再生产的社会实践过程，其对本土自然和人文环境带来的挑战亦不容忽视。有别于遗产地标本化的静态保护，旅游开发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人为扰动，过度的外部力量介入将削弱当地居民的主体地位，进而导致本土表达的缺失。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明显的生态脆弱性和文化原真性，在旅游发展中维持本土韧性与外部干预的平衡，有利于规避生态退化、文化失语、空间挤压、关系紧张等潜在风险，因此，需审慎考量遗产地旅游介入的空间生产与地方重构机制。
地方认同是乡村文化创新创造的内生力量。以贵州安顺屯堡为例，其农业系统是以明朝军事移民屯垦为起源，充分融合江淮地区先进农业技术和社会文化习俗的复合生态农业系统，被列为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遗产核心区鲍家屯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营造了“山—水—林—田—村”相映成趣的农业景观格局，构建了“资源—景观—技术—知识—文化”一体共生的乡村文明体系，其古水利工程、军事防御布局、稻作农耕图景，以及鲍家拳、丝头系腰、抬汪公、地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共同彰显了本土社区持续演进的适应性智慧与文化生命力，并在旅游开发中成为不断再生产的文化符号与实践体验，是观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实践中本土性与现代性互动的重要场域。鲍家屯的旅游发展并未简单复制景区化模式，而是由村委会介入引导文化旅游公司运作，立足生产生活的延续与空间肌理的修复，将地方经验与历史记忆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传承的旅游叙事，形成了与周边屯堡聚落既有联动又有差异的发展路径。
差异性作为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需要根植于遗产地本身独特而厚重的地方性建构与强化。鲍家屯的地方性不仅表现为聚落形态与农耕文明的物质遗存，更体现为村民地方认同与文化实践的持续再生。当地村民认为，祖祖辈辈留下的水口园林、瓮城八阵、水利工程、农耕技艺与传统习俗，是其维系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所在，也是有别于其他屯堡聚落的独特生态文化资源，不可轻易让渡于外来资本的发展逻辑。因此，在政府主导与市场推动的屯堡文化旅游开发进程中，鲍家屯对商业化运作与破坏性开发始终保持警惕，坚持以村集体主导、村民自治的模式维持村落发展的自主性，参与推动遗产社区空间功能、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的协同进化。这种以村民情感依附、价值认同和身份归属为基础的内生性发展取向，维系了反映遗产社区本真性的生活场景与文化表达，使得旅游实践成为地方认同再确认、再强化的过程，而非外部市场驱动下的异质化符号消费与文化展演。
主体重构是农业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农业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在农业文化遗产动态演进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的协同共生，其核心在于旅游发展中社区主体的合理赋权与遗产价值的充分实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规定，遗产开发利用要尊重当地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农民为核心的多方参与和惠益共享机制。保障农民在发展决策中的知情同意与实质参与，防止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转化利用脱离社区生态语境与文化逻辑，协调多方利益诉求以实现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平衡有序。
农业景观的存续与乡村文化的传承有赖于社区内部成员对遗产价值的自觉认同与集体行动，也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有序引入与互补协同。一方面是重视以社区参与为中心的农民主体的在场和回归。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所依赖的自在自觉载体，当地居民对遗产的价值认同和保护意识是其履行保护传承义务的内在驱动力。公共空间的营造与情感归属唤醒，依托集体记忆的叙事与生产激活身份认同，是社区居民掌握发展路径选择权、强化公共事务参与效能、实现主体性回归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是协调多方主体建立“政府—企业—专家”协同参与的共治结构。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是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多维价值的实现过程。政府应主导资源配置与制度保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基础建设、监督监管等方面发挥统筹作用，为企业、专家与社区的有机结合提供制度对接与平台支撑。企业需以社会责任为引领，在产品开发与运营中尊重社区文化脉络与居民意愿，推动遗产地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与社会效益的同步提升。专家则应提供技术支持与动态评估，在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研究与价值阐释基础上，以科学、客观的视角参与旅游规划与产品设计，保障农民对长远利益的主导权与共享权，助力农业景观与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国家民委贵州师范大学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区域发展研究基地研究员；贵州师范大学新时代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项江涛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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