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想要吃糖,大小超市里想买就买,那么在民国时期呢?老百姓们又能吃到哪些糖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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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问题~

我们先看看本土的糖果。

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写,民国上海的大型糖果店全城不过四五家,大东门汤懋昌是最大的一家。

卖得最普通的叫粽子糖,糖块剪成三角,活像只小粽子,麦芽糖的底子里嵌着松子仁,含在嘴里先脆后黏,化到一半就开始粘牙,可越粘越舍不得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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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讨巧的是“寸金糖”。大概约莫一寸长,名字取自“一寸光阴一寸金”,外头滚满芝麻,里头是酥酥的糖心,一口咬下去芝麻香先冲出来,糖酥紧跟着化开,又甜又香,一包十几条,只要铜元两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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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韧”出名的牛皮糖,拉出丝来还得用手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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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芝麻糖、米花糖,这些都是散装称重的,油纸一包,走亲戚拎上两包,当时就很体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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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做糖的手艺,苏州人是很有一套的。像是观前街的采芝斋,光绪年间一个叫金荫芝的小贩摆糖摊起家,当众熬糖、剪糖,剪出的糖块形似粽子,粽子糖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那时候小孩们还会一起围观熬糖。糖浆在锅里咕嘟咕嘟冒泡,香气顺着巷子飘出去半条街,师傅手起剪落,一块块三角糖丁丁当当落进盘里,小孩看得眼睛都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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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市有家张祥丰蜜饯糖果栈,光花生糖一样,一天能卖几百斤。那糖切得方方正正,花生仁密密实实嵌在糖体里,咬下去先是脆响,接着糖慢慢化,花生的焦香裹着甜,能在嘴里留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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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还有梨膏糖摊。一男一女,一个拉手风琴,一个引吭高歌,唱一段就围一圈孩子,唱完一曲,糖也卖出去一圈。梨膏糖黑亮亮,川贝、百草的都有,甜里带点药香,喉咙痒的时候含一块,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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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个年代,最时髦的还是“洋糖”。

当时,“洋糖”有两层意思。一层指的是“洋白糖”,也就是国外进口的机制糖。清末民初时,太古洋行把机制精糖从南洋、香港一路运进来,经销网从营口铺到昆明,糖袋上用英文大字标等级,甚至把“洋糖”做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连国内糖行都拿它的等级当公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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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外国精制白糖颗粒均匀、色白如雪,国产土白糖相比之下糖色混浊、容易发潮,搁在货架上,颜值这块就高下立见了。

到了一战那几年,日本精糖又冲进来了,据说在上海市场上占到糖品销售额的八成。

另一层“洋糖”指的才是真糖果,也就是进口糖果。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天津租界,日本人开的明治糖果就已经能买到洋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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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尔滨,1925年一个无国籍犹太人接手了一家糖果厂,改名“马尔斯”,在南岗比利时街开厂,道里中央大街还有专门的茶食店,卖糖果、点心、冷饮,商标是一只鹰飞在地球上。据说现在还有人收藏着当年的老糖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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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就更不用说了。沙利文、马宝山这些老牌糖果厂,后来合并成了益民食品四厂。在租界糖果店的玻璃柜台里,能看到一堆堆的机制硬糖、太妃糖、巧克力、口香糖,有用铁听装着的,也有用锡纸包着的,光是包装这块进口糖就赢了本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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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克力在民国时叫“朱古律”,徐志摩写小说就拿它比喻南洋女郎,“色香味俱全的奶油朱古律”。宋美龄还把美国朋友送的巧克力分寄给张学良。上海1922年就有了美商沙利文的面包饼干糖果公司,是国内最早生产巧克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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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提到的苏曼殊,他就极爱吃洋糖,尤其是摩尔登糖,因为形如龟背,老上海叫“乌龟糖”。苏曼殊公开宣布自己“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被朋友叫“糖僧”。

还有个流传很广的段子:他为了买糖,把镶的金牙都敲下来换了糖吃。段子或许有出入,但是苏曼殊爱吃糖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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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洋糖有个问题,那就是“贵”。在上海,很多洋糖都只能跑租界来买。前文提到的沙利文就是从租界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亭子里卖糖果起家的,后来成了沪语里“饼干”“糖果”的代名词。到了1930年代,去沙利文喝杯热巧克力、吃块西点,对上海人来说是身份的象征。美国记者斯诺在东沙利文邂逅了后来的太太,张爱玲的小说里也写过西沙利文。沙利文还出过一款“小丑马戏团”巧克力,包纸花花绿绿,那时候是多少伤害小孩做梦都想要的糖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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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时候,我们国人也在琢磨着做糖。尤其是在上海,“国产糖”产业如火如荼。1930年代,上海有个商人叫冯伯镛,吃了英国的牛奶糖,觉得味道不错,回去反复试了半年,用液体葡萄糖、白砂糖、奶粉、炼乳配出了自己的奶糖。那时候美国动画片《米老鼠》正火,他灵机一动,把米老鼠印在糖纸上,取名“ABC米老鼠糖”。这种糖的价格比洋货便宜,包装又时髦,一下子在上海滩卖疯了。对了,这颗糖后来改了个名字,叫“大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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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广东人冼冠生在上海摆小食摊卖陈皮梅、牛肉干,慢慢开起冠生园,做糖果蜜饯饼干,1928年把总店开进南京路,一楼卖糖,楼上办粤菜,还请电影皇后胡蝶来剪彩,在当时也是“顶流代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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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马宝山饼干厂开张,全套德国设备,挂“马头牌”。到了民国中后期,上海的洋行货架和中国糖铺挨着开店,买得起糖的人家,柜子里常常两种国产进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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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那边走的是另一条路。差不多同时期,济南有个做煎饼生意的刘洪钧,看到糖果店生意火爆,想起老家柳埠镇一带用土法熬的地瓜糖,就在那基础之上改良。他用地瓜和高粱淀粉做出来一种软糖,口感绵软有嚼劲,组织细腻,微甜,咬一口弹弹的还能拉丝。这就是后来的高粱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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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的桂花糖又是另一种东西。清末民初,杭州有个风俗,如果明年家里要嫁娶,今年桂花季就得做桂花糖,备着新房招待闹房的客人。闹房的人无论老幼,进门就讨桂花糖,供不应求就不肯走,往往是通宵闹腾。这种桂花糖的做法倒不复杂,新鲜金桂去蒂,拌上洁白糖,用杵臼捣烂如泥,讲究的还会用模具压出梅花、蝴蝶、宝瓶的样式。洋糖色泽好看,但甜味不如中国土糖厚重,所以做桂花糖的人反而更爱用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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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百年过去了,不管是本土糖还是进口糖,很多都已经融化在历史里了,我们也只能从这些文字里想象其中甜味。

那么,你家里有没有老人留下过民国时期的糖纸或者老糖罐?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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