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对着萨克勒家族的空座位说：你们造出这种药，推销它，对它撒谎，你们害死了我的儿子，而就在我说话这一刻，这一切还在继续。
她说的那种药，叫奥施康定，生产商是普渡制药。一种本来用来止痛的药，怎么就变成了让人上瘾、再追到法庭上来的东西？
这门生意背后，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萨克勒家。这笔账，得从一张处方单算起。
奥施康定，是普渡制药在1996年推出的处方阿片类止痛药。它主打的是一种缓释技术，最初的定位，是给那些需要长期止痛的病人用的。
普渡制药本身，是由萨克勒家族牢牢控制的一家私人公司。谁能想到，就靠这一款药，这个家族把自己的净资产一度推到了大约130亿美元，挤进了全美最富有的20个家族之一。
围绕这款药的官司，前前后后打了很多年。早在2007年，普渡就因为虚假宣传头一回认了罪，交出数亿美元的罚款，还有三名高管承认了刑事指控。那一次，它承认自己把一款本应严格限量的药，说成了可以放心长期用。可也就是从那时起，它一边认罪，一边又在新的名头下，把生意接着做了下去。
面对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成千上万起诉讼，普渡在2019年9月申请了破产保护。2020年10月，它又同意了一笔大约80亿美元的和解，里面有刑事没收、刑事罚款，还有民事赔偿。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2024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5比4的票数，驳回了一份大约60亿美元的破产方案。驳回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份方案本想借着破产，让萨克勒家族从此不再被人追着要责任。这笔账，直到今天，都还没算完。
奥施康定能打开销路，靠的是一句关键的宣传。
它说自己缓释、不易上瘾，长期使用也相对安全。这句话在当时，大大降低了医生开处方的门槛。以前医生对付阿片类药物是很谨慎的，怕成瘾、不敢常开；如今宣传说不上瘾，开起来，顺手就多了。
普渡还专门组织了一支销售队伍。他们给医生讲课、办所谓的学术活动，把“疼痛要充分治疗”这一套理念，一点点推进诊室里。配合这套打法的，是给那些开得多的医生，各种各样的好处。
这套打法的聪明之处，在于它包装得很体面。它不谈“多卖药”，谈的是“别让病人白白受罪”。在一个讲究人文关怀的诊室里，“该止的痛一定要止住”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它被人悄悄从“该止则止”，偷换成了“多开无妨”。医生接过的，是一句听起来完全正当的话，写下去的，却是一张越开越长的处方。
一款药，就这样从严格管制的止痛药，变成了被大规模常开的日常处方。有人是术后用，有人是慢性疼痛用，一开，就是好几个月。
关键的转折，就在这里。一旦医生习惯了常开、患者习惯了续方，阿片类药物的耐受性就一点点建了起来。原来一天一片就够的量，慢慢地压不住痛，也压不住“再来一片”的那个念头。
有报道算过一笔细账：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镇上的药店，两年里竟卖出了九百片奥施康定。一个小镇哪来那么多长期剧痛的人？答案不在病人，在处方。当开药的口子被一点点撑大，药就会顺着这个口子，流进每一户人家。
从医院里的一张处方，到家里的一只药瓶，再到一段再也甩不掉的日子，中间往往只隔着几个月的按时续方。
数字，把这桩生意的规模钉得死死的。
奥施康定1996年上市后头五年半，就给普渡带来了大约28亿美元的营收；到了2017年前后，这款药累计卖出来的营收，约摸350亿美元。
另一边，是公共卫生的代价。从1999年到2019年这二十年里，美国大约有24.7万人，死于处方阿片类药物过量。这个数字，还没把后来大批涌进来的芬太尼算进去。
后来的事，很多美国人至今记忆犹新。当处方这条路越收越紧，已经上了瘾的人没断成瘾，却把需求转向了黑市；更便宜、更猛的合成芬太尼，就是趁着这个空当涌进来的。前面那场处方里埋下的瘾，最后是以更惨烈的方式，在黑市上结算的。
钱和人，就在同一段时间里，往两个相反的方向走。药卖得越多，处方开得越多，被送进急救室、被送进殡仪馆的人，也跟着多了起来。
公司这一头呢？据一份审计，在被法律盯上的过程中，萨克勒家族从普渡抽走了大约107亿美元，为的就是让这些财产更难被未来的原告和债主追到。
而最后赔出来的钱，不管是破产和解、刑事罚款还是民事赔偿，一笔笔算下来，和家族拿走的、和卖药赚到的，始终不成比例，更远抵不上这场危机毁掉的上百万个家庭。
那位在法庭上失去孩子的母亲，她说的话之所以那么重，是因为它点破了这笔账里最不对等的地方：药厂可以破产、可以切割资产，可失去孩子的那个家，却怎么也回不去了。
这门生意真正的机关，不在药本身，而在两样被包装过的东西：一句“不上瘾”的宣传，和一套给医生的激励。
阿片类药物，本来就是处方管制最严的那一类。因为医学界一直知道，它有成瘾的风险。可普渡偏偏把自己那套缓释技术，讲成了“不容易上瘾”的证据。
这个宣传，其实站不住脚。缓释，只是让药力慢慢地释放出来，并不等于身体就不会产生依赖。可就是这一句话，足够让一批原本很谨慎的医生，把心里那道戒给放下了。
另一头，是把处方量和医生的好处，紧紧绑在了一起。开得多的医生，被请去讲课、拿讲课费、参加各种招待，开药这个行为，就这样被一步一步，往多了引。
后来诉讼打起来，法院强制调取了普渡的内部邮件和董事会记录。那些纸面上写得冠冕堂皇的“学术推广”，落到往来信件里，全是怎么算处方量、怎么给“高产医生”加码的算计。一家人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些邮件已经回答了。
对一个普通医生来说，他每天面对的，是喊着疼的病人；他手里是医院和药企一起递过来的“放心开”。一个人，很难顶得住这一整股合力。
对病人来说，他去医院，本来就是为了止痛。医生开了药，他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会是有问题的。他只是照着医嘱，一片一片吃下去，吃到后来，却怎么也停不下来。
等他自己察觉不对，往往已经晚了。停药的难受，比当初那点疼还要命——骨头像散了架，整宿整宿睡不着。这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按时吃”三个字，早就把他和这只瓶子绑在了一起。而当初让他放心吃下去的那句话，此刻一个字也救不了他。
一条本应是“合法治疗”的管道，就这样被两头的力量，慢慢变成了成瘾的通道：一头是被宣传放下戒心的医生，一头是被回扣推着、越开越多的处方。
话也得往回收一收。
需要止痛的病人没有错。阿片类药物，在严格监管之下，用来治癌痛、治术后痛，本来就是能救命的东西。
这桩案子真正要追问的，从来不是“该不该用止痛药”，而是——一种本来应该严格限量、短疗程使用的药，怎么就被改成了可以长期、大量、放心开的日常处方。
一个真得了癌痛、真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按医嘱用阿片类药，是在救命。这一点，不能因为出了普渡这桩事，就一棍子全打翻。该被追问的，是那把“救命”的药，被包装成了“人人可长期放心用”的日常，中间那道本该把住的闸门，被谁、又为什么给拆了。
最强的那套辩护，其实一直都在。萨克勒家族始终主张，自己只是公司的股东，不该替公司的行为承担个人责任；那份破产方案，就是想用一笔钱，买一个“以后再也别来追我”的免死金牌。
2024年最高法院驳回那份方案，等于是说了一句：不能让家族在拿走上百亿之后，再借着破产，把自己干干净净地摘出去。这场拉锯的要害，从来不是普渡这家私人公司还在不在，而是——赚钱的人，到底要不要跟着一起负责。
社会那头的回声，也不小。艺术家南·戈尔丁带头站出来抗议，美国的众多大学、博物馆、艺术机构，陆陆续续，把墙上冠名的“萨克勒”字样一个个撤了下来。
这笔账到现在还没结清。破产、赔偿、豁免、上诉，一步一步拉扯到今天。可无论法律最后怎么判，那二十多万个数字背后的人，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回到最开头那个普通人。
他或她走进医院，是疼得实在受不了，想找医生，好好止个痛。
他从诊室里拿到的，是一张处方，和一只药瓶。瓶子上印着正规的厂名、正规的剂量；他照着医嘱吃下去，从没想过这有什么不对。
许多年后，同样这只瓶子，装着的已经不再是止痛，而是一段戒不掉的瘾。它从医院的治疗台，一路流进了急救室、戒毒所，和无数个再也空出来的位置。
那个最初拿着处方的人，可能到最后也没想明白：自己明明只是听了医生的话，怎么就成了别人账本上的一个数字。他不知道的是，在他之前，早有人把这只瓶子，当成一门生意来算了又算。
普渡制药会破产、会重组、会换个名字再出现；萨克勒家族的钱，也未必真能被一分一分追回来。可那只瓶子留在一家人身上的印记，是擦不掉的。
这就是这桩案子最让人睡不着的地方。它提醒我们，最可怕的生意，往往不是把毒品藏在暗处卖给你，而是把一种正经的药、一个正经的医生、一张正经的处方，从头到尾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在最信任它的时候，一步步走到了回不去的地方。
一种用来止痛的药，最后要追究的，从来不只是药本身。而是在它被端上处方桌之前，是谁，就已经先算好了，怎么把它卖成一门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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