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服饰从左至右
梁翠珊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Tofino防雨夹克、Wander全拉链上衣、Emersen圆领T恤、Kaslo长裤;周彤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Quest夹克、Roam条纹短袖T恤、Wander Arctic运动衫、Beaumont长裤、Vancouver雨靴;孙嘉灵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hilliwack羊毛抓绒飞行员夹克、Fallon羽绒马甲、Eryn长袖 T恤、Wander科学研究运动衫、Kaslo短裤;俞彬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ayon派克大衣、Novo短袖T恤-图案版、Beaumont长裤、Glacier Trail高帮运动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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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夜,肖蕾带着“男朋友”回来了。
这不是什么浪漫决定,是权宜之计——她真正的伴侣,是同居多年的另一个姑娘李北。但她还没想好怎么跟妈妈开口,或者说,她一直“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作为留学申请顾问的肖蕾,在工作中认识了陈尧,一个在纹身店打工、想申请罗德岛设计学院学做家具的年轻人。她请他陪自己回家。她需要一个正常的答案糊弄父母,他需要一个能真正聊得来的家庭,过一个不冷清的新年。
用一个谎言,去应付一整个家庭的期待,也去守住本该属于自己的那份亲密——这是《谎言生活》。这个设定让我想起《喜宴》。李安自己把《喜宴》定义为喜剧;《谎言生活》没有这份轻松。周彤把镜头拉得很近,拍那些同性之爱里最细小、最脆弱的角落—跟着镜头:一点点压过来的,是我们最熟悉的春节饭桌、亲戚追问、体面家庭的想象。一块具体而微的亚洲式困境背景板下,“善意的”谎言对所有人都太管用了。陈尧得到了一个愿意接纳他的家,父母得到了他们期待的未来,肖蕾则躲过了说出真相那一刻的疼。
平心而论,可能和坐在威尼斯台下的欧洲观众感受不同,这个谎言在我们眼里或许并不离谱,甚至熟悉得理所当然—这好像就是电影的英文名字,“Big Little Things”。
《谎言生活》剧照
这个家庭的结构,我们很多人大概也能一眼认出来。妈妈强势、爱操心,把女儿的婚事当成自己的人生大事来经营,把丈夫的沉默活成了自己的孤独。爸爸隐身式存在,直到某一天,在一间空荡荡的饭馆里,面对着女儿,他忽然找回了说话的能力。父亲和母亲之间没有争吵,只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彼此消耗的沉默。有多少“我们”是在这样的结构里长大的?我们学会的第一课,是“如何不让家里担心”,还是“怎么说出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
那场父女对手戏,格外让人心里一沉。饰演父亲的是素人演员,现实生活中,他也曾因女儿的选择,与她生出隔阂。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借这个角色,表达出生活里无法说出口的真实情感。
肖蕾代表的周彤这一代人,是离开过,又要“回去”的“我们”。很多人在大城市甚至在国外,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工作、伴侣、朋友、习惯;只是每逢春节,背着这套生活,回到一个几乎不认得“现在的自己”的地方,重新“组装自己”“解释自己”。
《谎言生活》剧照
而同性之间的爱情,在这样的家庭结构里,最安全的做法,可能真的,只需要“假装不存在”。李北一个人留在空荡荡的出租屋,等一通没有打来的电话,这种孤独接近一种更普遍的共鸣:当你爱的人,暂时还没有勇气把你放进她愿意展示给家人看的那部分人生里,你要怎么安放自己。于是她收起行囊,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来到了哈尔滨……
周彤把这个故事放回了自己的家乡,却没有让它落进人们熟悉的那种东北叙事——萧瑟、灰蒙、工业感。她想要的是一个有色彩、有活力、很当下的哈尔滨,一个真正年轻人恋爱、说谎、活生生的城市。可这座城市本身的寒冷似乎始终没有离场—体面、血缘、说不出口的爱,全都冻在同一片雪地里,和片中那个更大的、锋利的世界一起,构成了这部电影真正的底色。
《谎言生活》最动人的地方,最终是关于亲密关系本身:我们和父母之间说不透的疏离;我们和伴侣之间,想要被完整地看见、又害怕连累对方的犹豫;还有我们自己,日复一日做出的看似微小、其实很沉重的、“小而大”的选择。这些东西,只要你有过一个需要小心翼翼维系的家,大概都能在片子里,认出自己的影子。
《谎言生活》剧照
《谎言生活》Big Little Things
导演、编剧:周彤
制片:余周春雨
梁翠珊 饰 肖蕾
染一头粉发,看上去像一个不会退缩的人,可习惯用“等一等”来拖延真相的女儿、爱人。
孙嘉灵 饰 李北
从没想过要藏起这段感情。但在肖蕾精心安排的权宜之计里,她尝试独自等待。
俞彬 饰 陈尧
假男朋友,在这个不属于自己的家庭里,意外看清了自己想要的未来。这场谎言对他来说,反而成了一次意外的诚实。
余海 饰 父亲
胡伶 饰 母亲
从左至右
梁翠珊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Tofino防雨夹克、Wander全拉链上衣、Emersen圆领T恤、Kaslo长裤;
周彤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Quest夹克、Roam条纹短袖T恤、Wander Arctic运动衫、Beaumont长裤、Vancouver雨靴;
孙嘉灵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hilliwack羊毛抓绒飞行员夹克、Fallon羽绒马甲、Eryn长袖 T恤、Wander科学研究运动衫、Kaslo短裤;
俞彬身着CANADA GOOSE加拿大鹅 Cayon派克大衣、Novo短袖T恤-图案版、Beaumont长裤、Glacier Trail高帮运动鞋
第一天围读剧本,饰演女儿肖蕾的梁翠珊念信。念完,坐在对面的“爸爸”毫无征兆地一拍桌子,转头对着窗外大喊了一句:“你们无法理解一个失去女儿的绝望!”周彤导演回忆,那一刻,时间静止了一两分钟。
那场戏,是父女俩在咖啡厅里的最后一场对手戏。在写剧本的阶段,周彤自己觉得,它既平淡又挺“宏大”:毕竟千言万语,最后落到的是那么简单的几句台词。
几句台词却让“爸爸”绷不住了。这个现实生活里经历过类似一切的素人演员,说出了一些听起来只有小剧场里才会出现的台词,大概意思是,“你们没法想象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那种遗憾、那种痛苦、那种绝望”。
然后他转过头,平静地说:咱们继续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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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生活》,从“真人”开始
作为局外人,我们无法想象一部长片处女作要真正上映,会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谎言生活》是一部独立电影,意味着一开始,“拍摄和制作的所有钱基本都来自私人投资者、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周彤回忆。在预算有限的前提下,周彤并不打算找有名气的职业演员,尽管“我认识一些合适人选,但我更想要的一个‘真人’父亲”,她说。
“要不试试让我爸来演?”是身边人提出的想法;主要是,这位父亲平时就常年出现在各种拍摄和采访的环境里,多少懂一些镜头前后的东西,应该是可以的。
于是最终请来的“爸爸”是一位素人演员。现实生活里,他也经历过和戏里相似的处境:因为女儿的身份认同,父女、母女、夫妻之间,一度陷入了尴尬。“他们其实是关系特别亲密的一家人,”周彤说。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这家人处理这件事的方式—父亲、母亲、女儿,其实都非常积极地去面对,重新去了解对方,也重新去看,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角色本身更贴近本人,还是说跟他真实性格其实有一定距离?”
“职业属性上是像的,他们都有自己特别热爱、投入的事儿,”周彤说,“但性格上差挺多的。生活里的这位父亲不是一个弱势的人,有自己非常完整的世界。如果说他沉默,更多是他自己‘不想去处理、不想去面对’。只是因为女儿这件事,他不得不重新去做女儿和妈妈之间的那座桥。在这之前,大多数情况下是女儿在处理妈妈的情绪。”
“爸爸”和剧组第一次见面,周彤觉得,他已经进入了一种工作状态,“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准备好了,还是在‘假装’准备好,”她说,“直到第一次围读剧本,他才真正‘暴露’出他自己。”
“不过,‘爸爸’到现在(首映前)都还没有看过最终剪辑完成的版本?”
“没有,所有演员都没看过。”周彤说,“后期周期真的漫长,可能大家也都习惯了不去想这件事。”
“这是一个挺典型的中国式中产家庭。在设计这些人物性格、家庭关系的时候,你觉得哪个角色,是你一开始琢磨得最多的?”
“可能是妈妈这个角色。我觉得只有先立住‘妈妈’,故事才成立。这个戏里,家庭关系是有点儿错位的:女儿更像那个含辛茹苦、背负着家庭责任的人。‘妈妈’必须足够强势,给女儿那种压迫感,才能让女儿不得不做出后面那样的选择。”
100多分钟的电影是一个浓缩容器,能折射的也很多,“尤其,原生家庭这类话题在国内几乎成了‘显学’。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时间点,让这部电影跟大家见面?”
“我从来没想过要’精准地拍一个什么给大家看’,因为从写作开始,我就已经清楚,这部片子可能会面临的讨论和困难,所以我完全没有投其所好地去踩某个时间点去创作——那种更像是委托创作的逻辑。女性话题当然也已经被讨论很多年,我也没有刻意往那个方向去靠。”周彤坦言,“电影的灵感来自于一个非常私人的故事,关于‘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撒谎获得亲密关系’ 。当然,剧情是重新创作的。当时想做这件事,还有一个原因——那正好是疫情恢复正常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各自被困在异地,很久没回家,那一年,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终于要聊点什么了。但结果,我们可能都发现,聊的还是那些老话题。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这个春节是个触发点。”
“如果把这部电影的核心母题拿出来分析,每个人都能拆解出很多层次。但真正动手创作的时候,反而会先把这些‘宏大命题’都放下。”
“是的,”周彤说,“我不会用那种‘命题’的方式去创作作者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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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哈尔滨,审美上的底色
周彤18岁上大学就离开了哈尔滨,但这座城市对她来说,从未真正“翻篇”。
“哈尔滨的建筑、城市色调、历史底蕴,或许比不上西安、北京,但它给了我一种特殊的审美启蒙。而且它四季分明,这一点,后来成了我判断很多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基准。比如说,我现在住在洛杉矶,一直是那种地中海气候,一年四季变化不大,我反而很不适应。哈尔滨对别人来说可能’离开就离开了’,但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样板’——包括我想创作什么的时候,我总会先想起哈尔滨那种质感:和它相比会怎么样?所以,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挺特殊的存在。”
“预告片里有一个雪地的镜头,白色的雪,肖蕾那头粉色头发,很美。前几年’东北叙事’火了,大家对东北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色调和氛围印象——你在视觉层面的考量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一开始就想拍一部全程手持的电影,不想特别讲究那种学院派式的、精致的构图,这是第一层考虑。”周彤说,“哈尔滨的冬天很冷,以往很多电影里,这种寒冷常常被拍成萧瑟、萧条。我第一次出国后生活的地方是纽约,我总觉得纽约和哈尔滨很像——纬度接近,冬天的街景,包括街道名字,都有点相似的感觉。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哈尔滨不能有另一面呢?它本身就有很多欧式建筑的底子,再加上寒冷、高纬度、通透的天气,所以我想往一个更生动、更有趣、更现代的方向去琢磨,而不是延续以往那种黑灰色调的呈现。这个故事,内核虽然也有些沉重,但我还是想让它有一个更当下的语境;展现当下年轻人,或者父母的真实生活横截面;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周彤说。
“另一个让人好奇的是:故事发生在哈尔滨,戏里却有很多粤语的部分?”
“一开始选角的时候,我本来想找一个北方女孩,设定是她每年都回哈尔滨老家。但后来,候选人里我们特别喜欢脆脆—她恰好不是东北人。根据剧本和她本身的特质,我们对人物做了调整:小时候跟着父亲一起生活,因为父亲在广东工作,所以她在广东长大,语言环境是粤语,台词里也会保留这部分。我们剧组里也有好几个人是类似背景,这个设定很现实。”周彤说。
导演的二十年训练期
周彤的电影路并不短——19岁那年,她从中央戏剧学院退学,去了美国。“现在回头看,离开国内教育体系,其实相当于放弃了另一条路。那时候你有意识到这一点吗?”
“中戏的那一年教会了我很多关于戏剧、舞台的东西,包括我后来搬到纽约之后,每周都会去百老汇看戏,连续看了50多个星期,那段经历对我的影响也特别大。但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如果我等毕业之后,再拖个三四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在北京认识了很多朋友,已经在这个行业里工作了。但我觉得不行,必须再出去‘看看’,不能拖。我也没想到这个决定后来对我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
此后十年,她一直在美国,做过制片,也做编剧和委托创作。“刚毕业的时候会想:我什么时候能拍长片?先拍了几个短片,然后又想:我得拍一部长片了,”周彤说,“但你会发现,这件事完全不像那些年最好的时候,拿一份PPT就能拉到投资。一切其实特别难。”
那几年她既要做制片,又要做编剧,没有资方主动找上门,得先养活自己,才轮得到去谈项目。国内也很少有创投机会,“2015、16年,还是中美合拍的时代,动辄几千万美金的大制作。”她笑着说。写了剧本,能卖出去的,往往是那种中美合拍、几千万美元体量的投资,最后依然变成一个“打工性质”的项目。直到后来,她写了《雪之下》这个剧本,才第一次想:“我要自己立项、自己去找投资来做。”
不巧的是,就在这时候,周彤从美国去泰国,本来只是想休个假,结果因为疫情被困在岛上,滞留了三个多月。“那时候我手上正好在做一个项目,是HBO的一部剧集。那段时间我既回不了中国,也回不了美国——那就只能等,一等就是三四个月。”这几个月的空白里,她写下了另一个故事的雏形——她正在筹备的下一部长片。
直到《谎言生活》这一次,终于,成了。将近20年,全都成了这部处女作之前,周彤漫长的“训练期”。
谁看我们的电影?
周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在威尼斯,我们提起,“如果现在让你重新解读这句话,你会怎么说?”
“我其实有非常多中国,或者说泛亚洲的素材——不一定局限于中国本土——这可能跟我这些年的旅行经历有关,我对亚洲的人本身很感兴趣。用国际的语言去讲,其实更多是一个’视角’的问题:不需要用那么隐晦、复杂的方式去传达。因为,只有当观众真正理解了你的情感、理解了你的人物,他们才能真正走进这个故事,才会愿意跟你一起分享这段旅程。如果你根本没有为别人打开一扇门、没有给他们一个可以进入的视角,那不管你的故事本身多好,也很难真正跟世界接轨。”周彤说。
“讲到这里,会想到李安,《喜宴》《推手》《饮食男女》。但现在大家的注意力越来越短,渐渐失去了看一部完整电影的耐心。你怎么看这点?”
“这个我说不好,但我觉得人情感上是共通的;得用一种正常的、通俗的语言去讲,让大家都能进得来。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在往更有故事性、更有社会性的方向靠拢。李安不管拍什么故事,他都有一种方法,能让人真正走进去,在情节的起承转合中跟他共情。”周彤回应。
在后期制作的过程中,周彤把片子分享给一些生活在美国的朋友看。“我原本以为,这是亚洲的、家庭的,又是这种偏女性视角的故事,可能对他们没什么吸引力,”她说,“但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依然会对这个主题、这个家庭本身产生兴趣——虽然他们没去过这座城市,但这部片子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打开这个社会的一扇窗口。”
其中一个反应,她至今印象深刻。“我有一个50多岁的爱尔兰朋友,原本想帮我做这部片子的配乐。他第一次看完之后,泪流满面。我当时挺惊讶的,”周彤说,“他看到的是自己和父母的关系——他18岁的时候父母就把他‘抛弃’了,他一个人在纽约生活,现在快60岁了,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父母的关注和关怀。他说,哪怕这种关怀是‘负面’的、令人厌恶的,甚至是带着禁止和管束意味的,至少那也是一种‘被在意’。”
承认吧,我们都渴望的亲密
Intimacy,周彤的作品,让我自然而然想到这个词。如果翻译成中文是“亲密关系”。“亲密关系”,在中文语境里很妙,它很晚才被单独拿出来讨论;但哪怕现在,也没有一个看上去“合适”的解释。
周彤说:“这部电影,我们的log line(一句话故事梗概)里就有一句话,大意是:这个表面完美的中产中国家庭,在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过年夜的同时,她的同性女友也同时出现,这个家庭因此面临了一场亲密关系的危机。我当时用的词就是‘the family meets an intimacy crisis’ ,这个家庭遭遇了一场亲密关系的危机。包括我下一部作品里,姐姐和表弟之间的关系,讲的也是identity crisis(身份认同危机)和intimacy,是对亲密关系的一种重新解读。”
下一部电影——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在泰国小岛上完成的故事,写的是一对表姐弟,在“滞留”的状态里,重新去认识那个自己原本以为很熟悉的“家人”。“亲密关系,不一定是family(家庭)式的亲情,也可以是两个年轻人之间的那种张力,”周彤说,“你以为很亲近的、亲密的人,或许并不是你想的那样——人和人之间明明离得很近,却会因为某些说不清楚的原因,把彼此越推越远。这种bonding(联结)、这种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定义了它?”
这当然和周彤这些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和家庭的距离,还有在异乡拥有的“chosen family”(没有血缘关系、却情同家人的朋友圈)。
回到《谎言生活》的结尾,那场咖啡厅的戏。“爸爸”用几乎是本能的方式,喊出自己在生活里始终没能说出口的话。台词是剧本写好的,绷不住的情绪是演员自己的。如果电影是个梦,所有人也许都能在电影里和自己和解,和亲密关系和解。
周彤一直在写、一直在拍的,不是虚构一个遥远的、与己无关的悲伤,而是把自己、把身边人、把一整代人没敢说出口的话,以及心底的渴望,都搬进了镜头里。
梁翠珊的昵称是脆脆。气质和脆弱并不接近,和干脆、松脆更像。
在朱代岛的花园里见到脆脆,说到这几天对威尼斯的感觉;她提起三年前来过一次,正好赶上面具节——男女老幼都穿上服装、戴上面具,主动凑过来问:“你喜欢我这套吗?好看吗?”特别可爱。这次带着自己主演的入围影片回来,感觉不太一样:九月的天气竟然更热,心情也跟着有点“躁动”,或者说“蓄势待发”。但她还是那个愿意被人凑过来搭话,也愿意主动搭话的人——这一点,从她的昵称开始,就写在了身上。
到了《谎言生活》首映进场的那一刻,跟脆脆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一般首映,是看完影片、亮灯之后再介绍导演、演员,这次,在看之前介绍了我们。大家投来的目光——好像都很期待看这部片子,那个感觉——挺爽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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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快乐的粉发,一个被改写的角色
脆脆曾在法国Philippe Gaulier戏剧学校学习过表演,更确切地说是“小丑表演(clowning)”,法式即兴与小丑戏剧。完整的课程是两年,但脆脆把它拆开,每年去上一段课。这样回来之后可以工作,处理各种事情,但保证有几个月纯粹用来学习。“学习对我来说是最美好的阶段,因为可以犯错,也可以享受犯错——在舞台上出错了也没关系,不会因此丢掉任何工作机会。我很珍惜每年能有这样重新做小孩的时间。”脆脆说。
“老师有时会要求:明天到学校,不要让我认出你来。他是想让我们回到小时候的状态:小朋友会假装自己是超人;明知道自己不是,但很享受扮演超人这件事。”这种“学习”延续到现在:角色越远,脆脆越觉得有趣。
说来也是巧合,脆脆让大家记住的角色,虽然生活的背景、面临的选择各不相同,但看起来都偏内敛,“跟我本人反差极大。”她笑说。
从最开始说起,你是怎么加入周彤导演的这部《谎言生活》的?
那会儿刚从法国上完课回来,一个朋友给我发了这部戏的面试海报。海报上写了两个角色:一个叫肖蕾,哈尔滨人;一个叫李北,南方人,后面标注“已定”。我想试试无妨,所以顶着粉色头发、带着一嘴南方口音就去面试了。平时我不会随便染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要面试;指甲也不太敢做,可能今天做完,明天开拍就得拆了。当时在法国上课,整个人是“放假”的状态,我就自己把头发染了。面试完第二天,周彤导演问我,对肖蕾这个角色有没有兴趣。我说“有啊”。导演又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我是广东人,你写的是哈尔滨人”。她说没事儿,可以改——肖蕾,一个“广二代”,在广州长大的哈尔滨女孩,每逢过年回一趟老家。
戏里,妈妈的那句台词“你答应我把头发染回来”,是因为你本身的头发颜色才加进去的?
对,是导演后来加进去的台词。她们选择保留这个发色——我很意外,也很开心。一头粉发在哈尔滨的白色雪景里,这个画面也很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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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蕾这个角色的难点是什么?
我是那种反应特别快,语速也快的人。我特意把肖蕾这个角色设计得慢一点。肖蕾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眼神不会那么直接,总是有点游移。就算把剧本吃得再透,我也还需要想清楚:这个人走路是什么样子?看人是什么样子?因为在生活中,我们看一个人的肢体动作,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或者去猜想她是不是经历了什么。
最让我感动的是跟戏里“爸爸”的那条线。我们相处得特别好。第一天围读剧本,有一个我念信的段落。我念得走心,眼泪差点掉下来。念完,爸爸突然拍桌子,对着窗户外面大喊了一句,他自己的情绪突然“炸”了。从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每天找他一起吃饭、聊天,完全不把他当长辈看。他曾亲身经历过这样的事,很痛苦;重新演绎一遍,他说,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救赎。这让我特别感动。他想让家庭关系变得更好,真的在努力修复、和解,而对他这一代男性来说,这实属不易。
有一场和“爸爸”在咖啡厅的对手戏。场地方要求剧组必须在十分钟之内撤场。轮到拍我的镜头,只留给我一两条的机会。我跟余老师(爸爸)说,我刚才陪你演的时候,虽然镜头没拍我,我自己都哭得一塌糊涂。现在轮到我了,你得帮帮我。他握着我的手说,“没问题,我肯定比刚才演得更好”。后来他真的做到了,比我配合他拍摄时的状态还要好!那一刻,特别打动人—无关演不演戏,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很直接的连接。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肖蕾,和你想象中的有什么不同?
和我预想的差不多,真的,挺好的。唯有是咖啡厅那场戏——最后剪辑几乎全给了爸爸。哈哈,但爸爸确实演得非常好,我再看,也很感动。百分之八九十的观众,都是会被最后这场戏里的爸爸打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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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演戏,我就去跳舞
聊起肖蕾的经历和自己的共鸣——其实从脆脆的“脆劲儿”上能大概看出,她并不是在压抑的“东亚”家庭环境里长大的。“我是被放养的。”她说。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13岁。家里对下一代的所有规矩、要求、期待,几乎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和完成了。”她笑。同样关键的一点:脆脆15岁就开始跳街舞,十六七岁拿下了第一个全国冠军;因为跳街舞,她接到了人生第一支广告。那时候的她,已经能依靠自己挣钱了。
“所以你问我——如果不做演员会怎么样——我可能还是会去跳舞。”脆脆说。
转行演员,更多原因是什么?
最初觉得,“哇,做演员终于可以‘张嘴说话’了”。舞蹈也能表达情绪,但我更希望能有别的方式去表达。当然现在回头看:跳舞也很好,因为它特别纯粹:只需要听着音乐,让身体跟着走就行了。
……我倒不觉得你放弃了舞蹈。
只是不再去比赛了。一听到音乐还是会即兴跳几下、solo一段。转做演员还有一个原因——以前天天battle,第一次赢,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第一次输,特别不服气,输不起。等赢多了、输多了,发现“赢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爽,输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只有赢过也输过,才明白重要的是享受那个时刻。
包括我去法国上课也是——那位老师的眼睛特别“毒”,很多时候准备了半天,觉得今天肯定能发挥好,结果还没张嘴,他就说“thank you,goodbye”;他一眼就能看出我们在想什么。反而很多时候,他说“你很好”,恰恰是我们自己都懵懵、没太多准备的状态,但那种状态非常“当下”。当下的意思是——如果台下有一个观众突然咳嗽了,或者笑了—会有临场反应。那时表演才是“活”的。哪怕出错了,出错本身也是美的。跳舞也是同样的道理。曲子是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场地不同、观众不同,要做到真正“当下”其实很难,必须把自己打开,才能对当下产生真实的反应。如果不打开,其实是“听不见”也“看不见”的。
我觉得表演特别像变魔术:观众其实知道那是假的,但一个好的魔术,大家就是享受其中;一个差的魔术,大家就会开始讨论“他是不是后面藏了什么机关”。表演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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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岁之后:
真正的表演,正在“当下”发生
以前脆脆一直住在广州,去年,她搬到北京。当她真正搬去,那些影视圈的朋友都说:“你怎么才来啊,好多人都已经走了。”
你觉得自己“慢半拍”吗?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么多年的积累?
我觉得还是靠拍戏,这才对得起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们从角色聊到家庭,又聊到舞蹈、舞蹈和表演的关系。另一个我比较关心的话题是年龄带来的阅历和感受——这几年有什么变化,生活上和表演上?
30岁之前,我可能更局促、更紧张,想要的东西多,也很想把事情做好。我记得第一次拿街舞冠军是十六七岁,那时候身上有“光环”,也特别依赖这种被认可的感觉,希望每一次别人看到自己,都是喜欢自己的。30岁之后更平和了:更能享受自己的好,也能享受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能坦然接受自己的缺点是一种很好的状态——那就是真实的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变成了让我能坦然看见自己不完美的底气,反而不会再那么紧张,也更能拥抱这个世界。
以前我也很容易“下评判”:一部片子看完,觉得“好看”或者“难看”;一个人说了两句话,我觉得“这个人是这样那样”。现在,甚至从前不喜欢的人,再见面反而发现,“其实这人挺好的!”这恰恰说明,过去的自己眼界太窄了,看不见别人身上的好,也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美好。戏剧学校的老师也说,“你不要去评判这个人是坏人,他首先是一个‘人’,你要站在他的角度去看世界,要有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
其实每次从拍摄到真正看到成片,往往已经是三年之后——我们又成长了。当时的自己会觉得,“这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状态”;隔一段时间再看,会开始挑自己的毛病。我们会去幻想,自己“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我们都没办法回到过去,重新演一遍——而且,就算按现在的想法去演,也未必会更好。一切都是“当下”的那个样子——我接受它,就算觉得“这里演得不太好”,那也没关系,因为那就是三年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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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谎言生活》,它好像可以说“告一段落”了,但也可以说才刚刚开始。你最想对当时决定接下这部戏的自己说什么?
不想再演这种苦角色了。每个戏都好惨,好委屈,你知道吗?想来个爽的!但如果要对这一路走来、当初决定接下这个角色的自己说一句话,我觉得,保持初心,保持热爱,保持当下。
想过自己最终希望留下的是什么吗?
说到这……我男朋友的父亲是位作曲家。他写过一首歌,你可能听过,叫《九月九的酒》。2024年他去世,于是我们回了一趟贵阳,租了一辆小面包车——是亲戚帮忙张罗的。我们打开后备箱,放了台音响,就这样一路放着这首歌,开去墓园。这个画面太像电影了。我们亲戚不多,一共就五辆车。结果到了墓园,却发现停了十几二十辆车。我们当时都很纳闷: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后来才反应过来,可能是路上的人听到了这首歌,猜到发生了什么,主动跟了过来,想给他上柱香。那一刻,我特别感慨——如果说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点什么,我觉得,有一部作品能留下来,就已经足够了。有人看到过、听到过、被它影响过,愿意在你离开的时候,专程来跟你说一声再见,我觉得这是件特别美好的事。
散场之后:
9月11日下午首映,真正开场之后,脆脆的两只手就没地方放了—一边被孙嘉灵抓住,另一边被导演攥住。更好笑的是,她没戴眼镜。“我其实并没有看得很清楚,每一幕,”她说,“每一幕,想到的都是当时拍摄发生的事情……”
首映结束,在门口的bar坐下来喝一杯。坐下没多久,一位白发老爷爷走了过来。他认出了脆脆,笑着告诉她:“我刚刚看完你的电影,你演得特别好。”
他说“谢谢”,然后张开手臂,给了她一个拥抱。
《谎言生活》里,李北和肖蕾在酒店里吵架的那场戏,是孙嘉灵印象最深的那一条。画面一出来,哈尔滨冬天片场的冷、对手戏时那种真实的崩溃感,全都涌了回来。她说,一方面是当时拍摄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这种关于家庭、感情、生活的平衡,会让她觉得,不管再怎么长大,这都是要持续面对和学习的深刻课题。
“我非常清楚这两三年自己的变化有多大,这些发生在我快30岁之前,是一件挺好的事。”孙嘉灵说的,是这些年的沉潜。
回想起2021年《我的姐姐》上映,她在里面演“表姐”:身材高挑,脾气看着火爆,实则刀子嘴豆腐心。上映后,有网友评论:奔着主角去看的电影,没想到却被这个“表姐”迷住了,可就是没认出扮演者是谁——五年后,《谎言生活》首映;她的脸终于要出现在西方世界的大银幕上,重新被大家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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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演肖蕾,到演成了李北
加入《谎言生活》,孙嘉灵最初想争取的角色其实不是李北,是肖蕾。“我表现出来的气质可能外放一些,但我知道自己身体里那些肖蕾的性格因素,比如某种回避,某种深沉、深情。我很想有机会展现出来,让大家在银幕上看到——孙嘉灵这个演员也可以演这样的角色;她内心其实藏着很多这样的东西。只是在争取这个角色的过程中,我表现得越来越’争取’,反而导演觉得,我离李北这个角色越来越近了。”
这对她来说算是一种遗憾,但也是一种阴差阳错,或者说水到渠成。“我在创作这部戏的时候,跟脆脆之间的沟通特别轻松——大概是因为我真的很理解这个人。”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李北,和你想象中的她有什么不同?
倒是没有太大不同,就像在我们的人生里——每当我们回头看过去的自己的时候,总发现原来自己已经又走了那么远的路。我想象的李北,也只是当时的李北。更多的变化的、让我出乎意料的,是今天的我自己。
是的,从拍摄完成到首映,一晃两三年过去了。《谎言生活》入围威尼斯的消息传来时,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入围这件事本身对我的冲击并没有那么大,反而是她们告诉我片子“剪完了”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可以“交作业”了。入围的消息传来,我整个人倒是更平静,我好像意识到,“哦,原来我是真心热爱表演这件事本身,而不是在意它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谎言生活》剧照
跟周彤导演合作,和参与商业类电影比起来,差别有多大?
在商业类剧组里,我肯定是非常年轻的小辈,也没有那么“重要”,但这种“不重要”并不是坏事,因为我更像是一个纯粹在学习的人;我最重要的工作,可能就是高效完成任务,也很在意大家对我的评价,很“小心翼翼”。但在这部戏里,我有机会去学习和尝试直接沟通,哪怕团队之间会有争吵;但这种“争吵”带给我的收获,是我目前在商业电影里得不到的。商业电影让我认识到那些“厉害的人”各自的专业能力有多强;但作者电影带给我的,可能是一个更大的世界。
遗憾肯定是有的——譬如,过了几天之后突然反应过来,“哎,我那场戏是不是那样演会更好?”当然我也不确定,事后想到的那些灵感,真的会比当时的处理更好。这可能也是表演的魅力所在——它没法被量化,也没法完全被训练出来,就是一种感觉,一个瞬间。而且,正因为有遗憾,才会想要拍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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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的“好时间”,没有标准答案
女演员的“爆发期”总是被期待来得更早一些,好留出更从容的成长和选择空间。
我经历了一两年那种工作不饱和、不太顺利的时候。我跟妈妈抱怨,但有一天,她说起,“明明是你自己非要当演员的”。她还找出了“人证物证”。被妈妈戳中的瞬间,好像回到了那个还没开始焦虑、还没开始衡量自己要不要继续演戏的年纪。
我入行时起点,可能比很多人都好,可是到了同一个阶段,我也会想:为什么有些演员会比我厉害那么多?不是专业能力上的差距,而是,她们拥有那么多机会。那段时间挺痛苦的,变得非常焦虑,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低落的一年。我特别想找到一些信心,确认自己确实是属于这份工作的人。过了那一年再回头看,会发现“着急”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正向的东西。学会跟“时间”相处,好像是我正在克服,而且克服得还不错的一门功课。也是在不算“顺”的时间点,我才慢慢明白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人,对我来说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
如果要用几个词来形容这个阶段的自己,你会用?
热情、耐心、浪漫和希望。假如有人完全不认识孙嘉灵,看到她的片子,因此对这个女演员产生了兴趣,我希望被记住的是这几个词。
浪漫是指?
浪漫就是……现实很现实,但我还是在“做梦”。
同龄的很多女演员,也都面临类似的焦虑:不太大又不太年轻,卡在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区间里。但这并不代表我会因此放弃表演,而是会想,那我就有更多时间去积累自己。也许这也是我说的“希望”和“浪漫”的一部分吧。
时间是流动的。就像水一直在走,人不会真的卡在原地;不是等一个具体的角色、具体的年龄被市场需要,而是相信自己也在流动。所以这次来威尼斯,我特别开心——我让别人花了100多分钟,坐下来认认真真看完我在这个故事里的表演,光是这一点,我这份工作就已经做得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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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场之后:
坐在银幕前看自己的时候,孙嘉灵满脑子都是各种画面——把她一下下拽回拍摄现场。
她说,《谎言生活》那种创作氛围真的挺迷人的。
“现在的我,还是很期待能跟年轻的创作者们一起,去做点什么。我就是好奇,好奇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
采访这天,威尼斯时晴时雨。俞彬说,刚才拍照的时候,云就已经飘过来了—— 他好像很习惯这种天气说变就变。桥上有人支着画架,路边小摊上摆着面具、T恤,游客来来往往。这场景让他想起了以前念书时写生。
2017年,俞彬因为一条微博上的翻唱视频在网络上走红;2018年,他成为当时经纪公司签下的首期艺人之一,此后陆续发过个人音乐作品。同一时期,他还主演过一部竖屏短剧——正是他在采访里提到的、“开了竖屏先河”的作品。
当年他所在的经纪公司拍过的一档团综,豆瓣底下的评论,其中一条写道:“老俞头身上又温和又疏离的气质适合文艺片。”那大约是2019年,《谎言生活》可能还没有影子。没人知道,几年后,这句评价会以怎样的方式应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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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站在电影镜头前
加入《谎言生活》是从一条消息开始的。经纪人有天突然给他发了一个组讯。严格说,这不是经纪人对俞彬的精准判断,“他并不算特别了解我,”俞彬回忆,“但我一直在传达,自己很想尝试文艺片这类角色。”
在大银幕上第一次看到自己,是什么感觉?
走进放映厅那一刻,脑子有点空白,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印象最深的瞬间,是坐下之后——大家的目光都会注视我们。我觉得威尼斯的观众应该都是一群真的特别热爱电影的人,他们看向我们的时候,眼神都是热情而且充满爱的。
真的看到自己,第一反应却很平静。隔了一会儿,更直接的感受才慢慢浮上来——“终于看到自己演的电影了”。挺神奇的,有种感觉穿插着来:一会儿觉得这个还挺像我本人的,然后一会儿又觉得好像更像陈尧一点。
最后呈现在银幕上的陈尧和你想象的有什么不同,哪个地方最出乎你的意料?
和想象有一点差别,因为剪辑的原因,我看到的陈尧变得更锋利一点。他观察别人的眼神,和我想象中挺不一样。
这部戏算是你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长片,有没有哪个镜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我好像找到这个角色的感觉了”?
演员和角色其实很难完全分开,角色身上肯定有我自己的一部分,反过来,我自己身上应该也有一部分很像这个角色。具体是哪个瞬间,我说不太上来,但在试戏的某一刻,我可能就已经代入进去了—— 如果试戏成功、导演最后决定用我,我觉得基本上就说明,我跟这个角色本身是合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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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自己拍的第一场戏吗?
第一场戏也是对这个角色来说最重要的一场——帮女主纹身的那场戏。说实话我挺紧张的,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站在电影镜头前。
你会去回看监视器?
一开始会,但后面几乎就不看了,我会想,如果导演觉得OK,那应该就是OK的。拍戏这件事,还是得相信导演——我其实是一个不太容易信任别人的人。以前我对“回放”有执念,在拍翻唱配剧情的小剧场时,每一条都会特别在意,得反复检查镜头,但拍这部电影反而把我这个“毛病”给治好了。
那有没有一场戏,让你产生了那种“做演员”的满足感?
拍完这部戏之后,我对表演这件事的兴趣提升了至少百分之五十。因为之前,我一直没碰到过特别想演的戏,也没遇到过觉得特别适合自己的角色。碰到一个自己感兴趣,又贴合自己的角色,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也是从这个角色身上找到了做演员这件事更大的信心。
演戏这件事,说到底才刚刚开始,你可能会慢慢在里面找到更多乐趣。
是,还没演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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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们以为的俞彬
俞彬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很松弛—不是那种拼命证明自己的状态。有人说他长得挺适合演古装、穿越剧,他从没试过。“可能我外形上给人的感觉适合,但古人真正’动’起来,气质和状态又是完全另一回事了。”他说。更明显的例子是短剧——这两年最容易带来流量和话题度的形式,他坦言,“如果有更好的选择,我不会选短剧,这个形式我不太喜欢。”
这种对自己的“标准”,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错过。
《谎言生活》能入围威尼斯,你会不会觉得这算是一个印证,你坚持自己的某些选择是对的?
对错这件事挺难评判,顺其自然比较好,让它自然发生就好。但有些自己坚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得坚持下去。
你还是会坚持做翻唱、音乐类的短视频,做音乐?
这个对我来说不需要“坚持”,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是一个爱好。但音乐这件事,我觉得这辈子应该是不会放下的。前段时间,我发了一首新歌。做音乐这件事越来越难,现在大家被短视频平台的“切片文化”影响——很多人对一首歌的印象,可能就是刷到副歌那一小段。有人问我“坚持音乐这么多年是靠什么”,其实真的不是坚持,是喜欢—热爱还是很重要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看到社交媒体之外,我还有不一样的一面。所以,我很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部电影——我电影里的我,至少跟大家熟悉的那个我会不太一样。
散场之后:
俞彬后来说,银幕上的每一个画面,都会把他一下子拉回到当时拍摄的现场——首映后的after party,他跟脆脆聊起这种感觉,“拍电影其实也挺好的,可以帮你记录那一段时间的生活、那一段时间的想法”。
看完之后,是不是心更痒痒想演戏了?
“说实话……有点。”俞彬说。
监制GAOCHI
摄影Yan Yufeng
策划、造型李早
编辑Riri Chu
采访、撰文徐卓菁 Zhuojing Xu
发型Kim
制片哈利波 Dan
造型统筹Sonnie
造型协助王笑
导演、剪辑Chicco Jiang
摄像Marco 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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