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尹锡悦兵变的韩军五大司令官，全部被判有罪，尹锡悦一手提拔起来的军内余党，已然被李在明连根拔起。
当地时间9月21日，首尔法院对五名在戒严时期属于尹锡悦嫡系的核心将领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认定，五人均构成“参与内乱重要任务罪”。
不仅是这几位“头目”受到了李在明的清算，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司法追责正在和李在明政府的军队改革同时推进。
早在今年的6月，韩国政府正式决定解散在戒严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军防谍司令部，把原来集中于一个机构的反情报、安全调查和保密监察等权力拆分出去，并取消动向调查、人事情报和人物评价等长期引发争议的职能。
7月，相关的组织改革又通过国务会议得到了批准。
到8月，李在明进一步把问题指向韩国军队长期形成的陆军、特别是陆军士官学校出身将领占据高级职位的结构，公开要求加快陆海空军校整合，并将其与防止再次发生军队介入宪政危机联系起来。
所以，现在李在明处理的，已经不只是“12·3那一夜发生了什么”，而是开始扒开一个更深的问题，即尹锡悦为什么能够在短时间内同时调动防谍、特战、首都防卫和军事情报等几套最敏感的军事力量？
事实上，如果我们只看2024年12月尹锡悦发动戒严当天，很容易觉得这是几支部队临时接到命令后的仓促行动。但我检索了相关资料，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年，会发现，这几位军方高层进入核心岗位的轨迹，让人不得不怀疑尹锡悦是否早有准备。
一切的开始，发生在一年前的2023年10月。当时，尹锡悦宣布大规模调整军队最高层，7名四星上将岗位全部换人，朴安洙被提拔为陆军参谋总长。
第二步紧接着发生在11月初。尹锡悦政府公布了23年下半年的军内人事调动，吕寅兄、李镇雨、郭种根三名少将同时晋升中将，他们分别出任韩国国军防谍司令官、首都防卫司令官和特战司令官。
也就是说，在短短一个多星期里，陆军最高领导岗位，加上负责军内反情报、首都防卫和特殊作战的三支关键力量的一把手，全部换成了尹锡悦的嫡系。
当时，许多军内官员形容这种单独要求某名司令官留任的做法极其不合惯例。而到了戒严当天，朴安洙又被尹锡悦任命为戒严司令官。
至此，后来在戒严行动中发挥作用的几个军事系统，恰好分别处于这几名尹锡悦嫡系将领的控制之下。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些力量几乎同时被启动。
首先，我们来看吕寅兄和他的防谍司。法院认定，他在戒严前已经多次与尹锡悦、金龙显接触，并留下“主要逮捕人物名单”等内容。
戒严开始以后，防谍司又涉及政治人物抓捕准备和控制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服务器。法院因此没有接受其“只是被动执行命令”的辩解。
而李镇雨控制的首都防卫司令部则负责首尔核心地区。法院认定戒严宣布以后，他迅速投入相关兵力，并向下级传达将国会议员从国会内带出来的指令。
郭种根手里的特战司，则是真正能够翻越围墙、进入国会建筑的突击力量。特战部队被派往国会和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等地，他后来承认公诉事实并积极配合调查，因此最终判刑9年，明显低于检方此前20年的求刑。
比起前面这些人，朴安洙就显得有些倒霉。因为他没有被法院认定像吕寅兄等人那样深度参与长期事前谋划，仅仅是在戒严宣布后成为了所谓的“戒严司令官”。
这也是为什么此次法院不是把他们看作几个普通的“奉命执行者”，而是分别追究其在整个戒严行动中的具体作用。
我认为，真正值得观察的已经不是这五个人分别判了多少年，而是尹锡悦发动的戒严，正在变成韩国军政关系的一道分水岭。
从借机拆分军内组织到整合士官学校，明眼人都能看出，李在明政府确实在利用戒严之后形成的改革窗口，对那套能够把军事情报、内部侦查、首都防卫和精锐作战部队串联起来的制度结构动手。
李在明最先盯上的，就是这个集情报、调查、保密、人事情报和内部动向等多种权力集中于一身的防谍司。现在，它被拆分为三个机构。
其制度逻辑非常明确，就是不再允许一个军方机关同时具备“掌握谁、调查谁、评价谁以及影响谁升迁”的完整能力链。
第二步，李在明想得更远，是直接从制度上，杜绝军方策动政变的能力。
李在明在今年8月就公开质疑陆军，特别是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军官在高级将领中的长期优势，并要求加快推进三军军校整合。
无论这一方案最终会采取什么形式，它说明韩国政府已经不满足于处理几个参与戒严的将军，而是在讨论怎样避免特定军种、学校和人际网络长期高度集中于军队权力顶端。
最后，我感觉，真正决定这轮改革意义的，也不是五个将军最终坐多少年牢，而是韩国能不能解决尹锡悦戒严，暴露出来的那个制度漏洞。
以后无论谁当总统，都不能再轻易把少数高级将领、军事情报机关、首都卫戍力量和精锐突击部队临时拼接成一条绕过正常宪政秩序运转的军事权力链，从而为自己的政治野心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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