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定居泰国20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泰国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我定居泰国20年，娶过3个妻子，发现泰国的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一

我叫陈建国，今年五十二岁，在泰国清迈开了三家民宿。

二十年前，我三十二岁，在国内一家外贸公司做销售。那年公司派我到曼谷驻点，开拓东南亚市场。我本来只打算待两年，结果一待就是二十年。后来辞了职，自己出来单干，从一家小旅馆做起，慢慢做成三家民宿。钱挣得不多不少，够花，够过日子。

二十年里，我在泰国结了三次婚。三个妻子，都是泰国人。

第一个叫阿玲，清迈人，在曼谷一家百货公司当售货员。第二个叫娜娜，普吉岛人，在芭堤雅做旅游代理。第三个叫阿珍，也是清迈人，在我第一家民宿旁边开水果摊。

三个妻子，三种性格，三段婚姻。有的长，有的短。有的走散了，有的还留着联系。外人听说我娶过三个泰国妻子，总是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觉得泰国女人好娶，觉得泰国女人温顺，觉得泰国女人不较真。

可我告诉你，这些都错了。

泰国女人有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我是娶了三个之后才真正明白的。

二

先说阿玲。

阿玲是我在曼谷认识的。那天我去百货公司买衬衫，她是柜台导购。她不高，一米五八，瘦瘦的，皮肤是泰国人特有的浅棕色。她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露出两颗小虎牙。

我买了两件衬衫，她帮我包好，递给我。我接过来，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阿玲。”

“阿玲，我能请你吃饭吗？”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可以。”

就这么简单。没有欲擒故纵，没有拐弯抹角。她说可以，就是可以。

我们开始约会。她带我去吃路边摊，带我去逛水上市场，带我去她老家清迈看她妈妈。她妈妈种了一院子兰花，还养了两只猫。她妈妈看见我，笑了笑，说了一句泰语。阿玲翻译给我听：“我妈说你长得还行。”

我们处了半年，结婚了。

婚礼在她的老家办的，按泰国习俗。我穿了泰式礼服，她穿了金色婚纱。她妈妈哭了，我妈妈在视频里也哭了——她妈是高兴，我妈是发愁。我妈说：“建国，你娶个泰国媳妇，以后咋办？”我说：“妈，以后再说以后。”

结婚以后，我才慢慢了解阿玲。

她在家里是老幺，上面有两个姐姐。她爸爸走得早，是她妈妈一个人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的。她妈妈在菜市场摆摊卖菜，一天挣两百铢，折合人民币四十块。就靠这四十块，她把三个女儿养大了，还供阿玲读完了高中。

阿玲跟我说：“我妈这辈子，没享过福。我要让她享福。”

所以她每个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她妈妈寄钱。她给自己留五百铢，剩下的全寄回去。五百铢，一百块人民币。她在曼谷租房、吃饭、坐车，就靠这一百块。

我问她：“你够花吗？”

“够。我不买衣服，不买化妆品。吃饭在路边摊，一顿二十铢。坐车坐公交，一趟八铢。够了。”

她真的够。她一个月花不到一百块人民币。她把所有钱都给了她妈妈。

我跟她结婚以后，她说：“我要跟你商量一件事。”

“你说。”

“我每个月还是要给我妈寄钱。”

“行。应该的。”

“你不生气？”

“我为什么要生气？”

她看着我，眼睛弯弯的。

“你真好。”

后来我才知道，在泰国，女儿给妈妈寄钱，是天经地义的。不是嫁了人就不管娘家了。恰恰相反，嫁了人以后，更要管。因为嫁了人，家里多了一个人挣钱，更应该帮娘家。

我一开始不理解。我跟阿玲说：“你妈妈有姐姐们管，你不用全寄回去。”

她说：“姐姐们是姐姐们。我是我。我妈养我这么大，我给她寄钱，是应该的。”

“可你也要过日子。”

“我日子过得挺好的。有你，有饭吃，有地方住。我妈在老家，一个人，不容易。”

她说到“我妈”的时候，眼睛里有一种东西。那种东西，我后来在娜娜和阿珍的眼睛里也见过。

三

阿玲跟我过了五年。

五年里，她一直给她妈妈寄钱。从五百铢涨到一千铢，从一千铢涨到两千铢。后来她妈妈病了，她把工作辞了，回清迈照顾了半年。半年后她妈妈走了，她回来的时候瘦了十斤，眼睛红红的，可没哭。

“阿玲，你没事吧？”

“没事。我妈走了，我不难过。她这辈子苦够了，走了是解脱。”

她说是这么说。可后来我经常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发呆。她不哭，不闹，就是坐着。有时候坐一个小时，有时候坐一个下午。

我问她：“想妈妈了？”

“嗯。”

“哭出来吧。”

“不哭。我妈不喜欢我哭。她说，哭解决不了问题。”

后来我跟阿玲离婚了。没有吵架，没有出轨。就是——她跟我说：“建国，我想回清迈。我想开个花店。我妈妈以前种兰花，我想接着种。”

“那我呢？”

“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也可以留在曼谷。”

“你在曼谷跟我过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回去？”

她看着我，笑了笑。

“因为曼谷不是我家。清迈才是。”

我没跟她回去。我留在曼谷，接着做我的生意。她回了清迈，开了花店。后来听说她结了婚，嫁了个清迈人。再后来听说她生了个女儿。

我们偶尔通电话。她问我：“你过得好吗？”我说：“好。你呢？”她说：“好。我女儿喜欢兰花。”

四

第二个妻子娜娜，是在芭堤雅认识的。

那时候我已经从公司辞职了，在芭堤雅帮朋友打理一家小旅馆。娜娜是旅馆的常客，做旅游代理的，带团来芭堤雅，每次都住我们旅馆。她比我小八岁，个子高，一米七，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她说话声音也大，笑起来咯咯咯的，隔着三条街都能听见。

她跟我认识的方式，跟阿玲不一样。阿玲是安静的，娜娜是热闹的。她第一次见我，就拍着我的肩膀说：“陈总，你们旅馆的空调不行，我客人都投诉了。”

“哪间房的空调？”

“三零二。你赶紧叫人修。”

“好，马上。”

“还有，你们早餐的粥太稀了。我客人说跟喝水一样。”

“那我跟厨房说，加米。”

“这才对嘛。”她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陈总，我看你人挺好的，以后我带团都住你这里。”

她真带了。每个月带两三个团来，每次二三十人。旅馆的生意一下子好起来了。我谢谢她，请她吃饭。吃着吃着，就在一起了。

跟娜娜在一起，日子过得热闹。她爱说话，爱笑，爱交朋友。她带我去参加她朋友的聚会，带我去海边，带我去酒吧。她什么都会玩，什么都能聊。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可她也有一个特点，跟阿玲一样。

娜娜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她爸爸在她小时候就跟别的女人跑了。她妈妈一个人把她和她弟弟拉扯大，在普吉岛的菜市场卖鱼。娜娜从十五岁开始打工，挣的第一份钱就寄回家。后来做了旅游代理，挣得多了，寄回去的也多了。

她跟我说：“我妈不容易。她一个人在普吉，卖鱼卖了三十年。她的手，你看了会吓一跳。全是裂口，全是茧子。我每次回去看她，看见她的手，我就想哭。”

“那你接她来芭堤雅住。”

“她不来。她说她习惯了普吉，习惯了菜市场。她说她走了，那些老客户买不到鱼了。”

娜娜说这话的时候，笑着，可眼睛红了。

我跟娜娜过了三年。三年里，她给她妈妈寄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没问。她也没瞒我。她每个月挣三万铢，寄两万回家，自己留一万。一万铢，两千块人民币，在芭堤雅够生活。

我跟她说：“你不用寄那么多。留着自己花。”

她说：“我妈养我这么大，我寄两万怎么了？我留一万，够花了。”

“你不想攒点钱？”

“攒什么钱？我妈在，我就寄。我妈不在了，我攒给谁？”

后来娜娜跟我分手了。不是感情不好，是她要去普吉。她妈妈病了，她要回去照顾。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她说：“你去了普吉干啥？你没生意，没朋友。你留在芭堤雅。”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可能不回来了。”

她走了。后来在普吉开了个小旅行社，照顾她妈妈直到她妈妈去世。再后来她结了婚，嫁了个普吉人。她偶尔在脸书上发照片，照片里她笑着，站在海边，旁边是她老公和她妈妈。她妈妈坐在轮椅上，也笑着。

五

第三个妻子阿珍，是我现在的妻子。

我们在清迈认识。那时候我已经搬到了清迈，开了第一家民宿。阿珍在我民宿旁边摆水果摊，卖芒果、山竹、红毛丹。她比我小十五岁，圆脸，爱笑，笑起来两个酒窝。

我每天早上出去买水果，都在她摊子上买。买了一个月，有一天她跟我说：“陈哥，你是不是喜欢我？”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你每天来买水果，买完不走，站在旁边看我。你不是喜欢我是什么？”

我笑了。

“那我不用每天买水果了？”

“你不用买了。你想吃，我送你。”

“那不行。你做生意。”

“那你请我吃饭。”

就这么简单。她说了，我请了。请了三次，就在一起了。

阿珍跟阿玲、娜娜都不一样。阿玲是安静的，娜娜是热闹的。阿珍是——怎么说呢——她什么都不说，可她什么都懂。

她也是单亲家庭。她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妈妈在清迈郊区的稻田里干活，把她和她哥哥养大。她哥哥后来去了曼谷打工，她留在清迈，摆水果摊，照顾她妈妈。

她妈妈住在离清迈市区二十公里的村子里。阿珍每个星期回去一趟，给她妈妈带水果、带日用品、带钱。她妈妈七十多了，身体还行，能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阿珍说：“我妈这辈子，就在那片稻田里过的。她没出过清迈，没坐过飞机，没看过海。我想带她去海边，她说晕车。我想带她去曼谷，她说太吵。她就愿意待在村子里，守着那片田。”

阿珍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

“那你就让她待在村子里。”

“嗯。我每星期回去看她。”

“你给她多少钱？”

“我一个月挣一万五，给她五千。剩下的，存着。以后我们老了用。”

阿珍跟我结婚三年了。三年里，她每个星期回村子看她妈妈，雷打不动。刮风下雨也回，生病了也回。有一回她发高烧，三十九度，我说：“今天别回去了。”她说：“不行。我妈等我呢。”

“你妈知道你病了？”

“不知道。我没告诉她。我要是今天不回去，她会担心的。”

她吃了退烧药，骑着摩托车回村子了。回来的时候烧还没退，可她说：“我妈好着呢。我给她买了芒果，她爱吃。”

六

三个妻子，三个泰国女人。

她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生活方式。阿玲安静，娜娜热闹，阿珍憨厚。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我用了二十年才真正明白。

这个特点就是——她们心里永远有一个“妈妈”。

不是那种挂在嘴上的“妈妈”。是刻在骨子里的。她们挣钱的第一件事是给妈妈寄钱，她们放假的第一件事是回村子看妈妈，她们做任何决定的第一件事是问妈妈的意见。妈妈在她们心里，不是一个称呼，是一个坐标。她们所有的事情，都以这个坐标为圆心。

我以前不理解。我跟阿玲说：“你都嫁人了，你该以咱们的家为中心。”她说：“我妈就是我的家。”我跟娜娜说：“你该攒点钱给自己。”她说：“我妈在，我就寄。”我跟阿珍说：“你每个星期都回去，不累吗？”她说：“不累。我妈在等我。”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

泰国这个地方，佛教文化深。泰国人信佛，信因果，信报恩。一个女人，从出生到长大，妈妈为她付出了一切。泰国没有中国那种“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说法。女儿嫁了人，还是女儿。妈妈还是妈妈。这种关系，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

而且，泰国的男人，靠不住。

这话不好听，可这是事实。泰国的男人，离婚率高，出轨率高，酗酒率高。很多泰国女人，从小看着爸爸离开，看着妈妈一个人扛起整个家。她们长大后，心里刻着一个信念——男人可以不要，妈妈不能不要。

所以她们挣钱给妈妈，照顾妈妈，陪着妈妈。妈妈是她们的底线，是她们的归宿，是她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七

我跟阿珍结婚那天，她妈妈来了。

她妈妈坐了两个小时的摩托车，从村子里来到清迈。她穿了一件新衣服，红色的，上面有金色的花纹。她手里拎着一个篮子，里面是她自己种的芒果、自己包的粽子。

她看见我，笑了笑。阿珍翻译：“我妈说，你长得还行。”

我说：“谢谢妈妈。”

她妈妈又说了一句泰语。阿珍翻译：“我妈说，你以后要对阿珍好。你要是对她不好，我就把她带回去。”

我说：“妈妈，你放心。我对阿珍好。”

她妈妈点了点头，把篮子递给我。我接过来，沉甸甸的。

婚礼很简单，就在我民宿的院子里办的。阿珍穿了一件白色的泰式礼服，我穿了一件灰色的西装。她妈妈坐在第一排，笑着，抹着眼泪。

婚礼结束后，她妈妈要回去。阿珍说：“妈，你住一晚再走。”她妈妈说：“不了。家里的鸡要喂，菜要浇水。我明天再来。”

阿珍送她妈妈去车站。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

“阿珍，你哭了？”

“没有。风吹的。”

“你妈妈对你真好。”

“嗯。我妈这辈子，不容易。”

她靠在我肩膀上，没再说话。院子里，芒果树上挂满了果子，风一吹，晃了晃。

八

现在，我五十二岁，阿珍三十七岁。

我们的民宿生意不错。她在民宿旁边开了一家小餐厅，卖泰北菜。她的咖喱面做得特别好，游客喜欢吃，本地人也喜欢吃。她每天早上六点起来去菜市场买菜，晚上十点收工。忙完了，坐在院子里的芒果树下，数着当天的收入。

每个星期天，她回村子看她妈妈。有时候我陪她去，有时候她自己去。她妈妈身体还好，能自己做饭，能自己洗衣服。阿珍给她带水果、带药、带钱。她妈妈每次都说：“不用带这么多。我够用。”阿珍说：“妈，你拿着。”

她妈妈的院子里有一棵老芒果树，是阿珍小时候种的。现在树冠遮了半个院子，果子结得又多又甜。阿珍每次回去，都摘一篮子芒果带回来。她妈妈坐在树下，看着她摘，笑着。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们。阿珍摘芒果，她妈妈在树下喊：“那个熟了！那个红了！”阿珍说：“妈，我知道了！”她妈妈笑了，阿珍也笑了。

我忽然想起阿玲。她妈妈走了。她回清迈开了花店，种兰花。她妈妈以前种兰花，她现在接着种。

我想起娜娜。她妈妈也走了。她在普吉开了旅行社，嫁了人。她妈妈以前卖鱼，她现在卖旅游线路。

我想起阿珍。她妈妈还在。她每个星期回去看她妈妈。她妈妈以前种芒果，她现在也种芒果。

三个泰国女人。三个妈妈。三段人生。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心里永远有一个妈妈。这个特点，让她们柔软，让她们坚韧，让她们在生活的风浪里，永远有一个港湾可以回去。

九

昨天傍晚，我和阿珍坐在院子里。

芒果树结了果，青色的，还没熟。阿珍说：“再过半个月就能吃了。”我说：“到时候摘一篮子给你妈送去。”她说：“好。”

我们坐在竹椅上，喝着茶。夕阳照在院子里，把芒果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阿珍靠在我肩膀上，没说话。我摸了摸她的头发。

“阿珍。”

“嗯。”

“你妈妈今年多大了？”

“七十三。”

“身体还好吧？”

“好。还能下地干活。我让她别干了，她说闲不住。”

“你像你妈妈。”

“哪儿像？”

“都闲不住。”

她笑了。

“我妈说，人活着就得干活。不干活，就跟死了一样。”

“你妈妈说得对。”

她靠着我，看着天边的晚霞。晚霞红彤彤的，烧了半边天。芒果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远处有狗叫，有小孩笑。阿珍闭上眼睛，呼吸很轻。

“建国。”

“嗯。”

“你说我妈妈还能活多久？”

我想了想。

“不知道。可她在一天，你就回去看她一天。”

“嗯。我每个星期都回去。”

“好。”

她攥住我的手。她的手不大，有点粗，指节上有茧，是干活磨的。可我攥着，觉得很踏实。

十

今天早上，阿珍回村子了。

她骑摩托车走的。走之前，她把院子扫了，把桌子擦了，把冰箱里的菜给我备好了。她说：“中午你自己热一下。晚上我回来给你做咖喱面。”

“路上慢点。”

“知道了。”

她骑上摩托车，轰隆隆地走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巷口。

我回到院子里，坐在芒果树下。树上的芒果又大了一圈，有几个开始变黄了。我泡了一壶茶，看着远处的天。天很蓝，很高。清迈的早晨，凉快，安静。只有鸟叫，和远处寺庙的钟声。

我喝着茶，想起阿玲。她现在在清迈，开了一家花店，卖兰花。她的女儿应该上中学了。她的兰花，应该开得很好。

我想起娜娜。她现在在普吉，开了一家旅行社，嫁了人。她的妈妈走了，可她每年还去普吉的菜市场，买一条鱼，放生在海里。

我想起阿珍。她现在在村子里，陪着她妈妈。她妈妈应该在院子里坐着，看着芒果树。阿珍应该在摘芒果，或者帮她妈妈浇菜。

三个女人。三个妈妈。三段人生。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心里永远有一个妈妈。

这个特点，让她们吃苦，让她们受累，让她们一辈子都在牵挂。可这个特点，也让她们柔软，让她们坚韧，让她们不管遇到什么，都有一个家可以回去。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是热的，暖到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