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满楼的灯笼从门口一直挂到包厢，红底金字，格外亮眼。
四十张桌上，高朋满座。
我挨着岳父家的大哥安排，被搁在大厅最偏的那一桌。
桌角竖着一块牌子，写着“家属三桌”，坐下去才发现，桌面上连个转盘都没有。
服务员来上菜，绕着我们这一桌走了两遍，像没看见人似的。
那时我还不知道，今天坐上这桌的代价，比八万七千六的饭钱，要贵得多。
直到后来全场静下来，大家才发现，算盘打得最响的人，其实是自己。
01
电话是周四傍晚打来的。
我正蹲在院子里修货车底部的挡泥板，听见里屋手机响，没来得及洗手就进去了。
胡春燕已经接了，那头声音很大，隔着两步远都听得清。
“大妹，爸的八十大寿，我定在福满楼了，下周六。”
胡春燕愣了愣：“大哥，爸的生日不是下个月吗？”
“提前办，八十整寿不看日子看人数。我请了四十桌，”那边顿了一下，声音压低了些，“该请的我都请了，到时候你早点过来，帮忙招呼招呼。”
我在旁边把手机接过来，说：“大哥，需要我们做什么？”
“不用不用，钱的事我一包到底，你就穿得体面点来。别带那些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电话挂断，胡春燕站在灶台边，锅里的水烧开了也没动。她这人平时不爱计较，但心思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胡国庆，我大舅哥，在镇上开了十几年装潢公司，房子车子都是镇上前几号，可这些年过得好不好，外面人不知道，我们心里清楚。
去年胡春燕借给他三万块周转，到现在一个子儿没提过。
“你哥怎么忽然这么大方？”我擦着手上的油，问了一句。
“我也纳闷。”
胡春燕把火关了，又从橱柜里拿出手机，翻出她大哥的朋友圈，指着上面一条说：“上个月他发的，说公司接了个政府项目，中标金额一百多万。”可照片里那个项目部，我跑车经过的时候是锁着门的。
我没接话。她叹了口气，卷起袖子重新拧开煤气：“算了，爸八十整寿，总不能不去。你穿那件新夹克吧？去年买的那件。”
我在凳子上坐了一阵，起身去翻衣柜。那件夹克是去年换季的时候买的，打折花了两百多，吊牌还没拆。我拿出来比了比，又挂了回去。
第二天我就去银行查了卡。
这几年跑长途，风里雨里攒了五万六，再凑一点就能换个八成新的货车。
去年底跟一个跑新疆的老搭档说好了，他那台车要转手，要价八万。
我想着过了年再干两个月就能拿下来，如今这笔钱要先拿去给岳父过寿。
不是舍不得，是得算清楚。
周六一早，胡春燕蒸了一锅发糕，说要带过去图个吉利。
我看看她，她说：“爸爱吃这个。”末了她又补一句：“大哥那儿上不了台面，归咱们带。”
我们到福满楼的时候，门口已经摆了一排花篮，红绸子上写着“寿”字。
胡国庆站在台阶上，穿一件藏蓝色西装，领带系得笔直，见人就笑。
赵冬梅坐在礼桌后面，手边摞着两本礼簿，膝盖上放着一个挎包，拉链开着一条缝，里面的现金塞得鼓鼓囊囊的。
胡春燕把装有三千块的礼金递过去。
赵冬梅接过来，翻了翻，又拿起来在光线底下照了照，才慢悠悠地翻开礼簿，在“胡春燕”名字下面记了一笔。
没等我们往里面走，她就朝她丈夫喊道：“国庆，大妹来了，你给安排个座儿。”
胡国庆头也没回，随手往大厅深处指了一下：“坐那边，家属三桌。”
我顺着方向看过去。大厅靠里的位置，靠近消防通道，摆着一张圆桌，上面放了个手写的牌子，字迹歪歪扭扭：家属三桌。
胡春燕没吭声，拉着我往那边走。
桌上已经坐了四五个人，都是不认识的。
后来才知是大舅哥丈母娘家的远方亲戚。
桌子的转盘是坏的，上面搁着一壶茶，杯子不够七个人分的。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椅子腿有一处没焊接好，晃了一下，差点让我摔了一个趔趄。
胡春燕扶住我，压低声音说：“别跟人计较，爸过寿要紧。你替我在这儿坐一会儿，我去后厨看看发糕要不要帮他们蒸了。”
她从袋子里掏出装发糕的塑料盒。
我接过来，说你坐着吧，我去送。
我在后厨门口站了几分钟，没人搭理我。
一个穿围裙的大姐瞟了一眼我手里的盒子，问我：“你是哪桌的？”
我说：“家属三桌的。”
她没接，抬手指了指案台：“东西放下吧，烧得差不多了没人管。”
我出来的时候，走到主桌那边看了一眼。
胡国庆正在门口迎客，主桌正中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一件崭新的深红色唐装，正跟旁边的人说话。
我一年多没见岳父了。他瘦了，瘦得厉害，脸上的皮松下来，堆在颧骨周围。但精神头还好，笑声也响。
我犹豫了一下，想过去打个招呼，脚刚抬出去，胡国庆不知什么时候从我背后走过来的，拍了拍我的肩膀：“爸那边正陪镇长说话，你先回桌坐着，开席了再过来敬杯酒。”
我走回那个角落，坐下来，端着一杯凉水抿了一口。
桌旁的走廊窗户正对着停车场，露着一片灰扑扑的天。
有个穿黑色棉袄的中年男人站在那边打电话，一只脚踩在路沿石上，手一直比划着。
挂电话时，那人狠狠照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掉头走了。
我没认出他是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那天最后替胡国庆把车开走的人。
菜从中午十一点半开始上。
主桌上的凉菜早摆齐了，八个碟子，红红绿绿的，那盘凉拌海蜇上面浇了一层香油，在吊灯的灯光下面泛着亮。
我们这桌一直等到快十二点，才上了第一道菜，一盘拌黄瓜。
没有转盘，菜搁在圆桌中间靠边的位置，坐对角的两个人够不着，谁也没站起来替谁夹。
隔壁有个中年女人抱怨了一句：“这也太不像话了吧，亲戚就不是人了？”
没人接话。她自己也站了起来，自己把菜端到自己面前，夹了两筷子，又放回原处。
我自己心里清楚，这桌的菜大概就这水平了。
十二点整，福满楼的司仪走上台，喊了一句“有请老寿星”，掌声哗的一下响起来。岳父被胡国庆领着从主桌站起来，慢慢朝台上走。
八十岁的人，走路还是稳当的。
他站在台上，听着司仪念了一段祝寿词，又跟着来客们一起鼓掌。
然后胡国庆接过话筒，讲了一通他生意多忙、他对父亲多挂心的话。
讲完了，把话筒递到岳父跟前。
岳父要接话筒的时候，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手抖了一下，话筒差点从手里滑出去。他转过身去看了一眼台下的胡国庆，胡国庆正忙着跟旁边的人说话。
那一个瞬间，我坐在角落，隔着几十张桌子，看到岳父的嘴唇微微动了动。没有声音，只有台下的胡国庆在讲四十桌酒席花了他多少心血。
胡春燕攥了一下我的手腕，力道不重，但我感觉到了，她看着台上那头花白的头发，嘴唇也动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平静，眼里却有什么东西在打转。
我拍拍她的手背，没说话。
03
酒过三巡，桌上开始有人走动敬酒。
胡国庆带着赵冬梅一桌一桌碰杯，从主桌敬到包间，路过我们那桌时连停都没停一下，只朝桌子中央象征性举了下酒杯。
气氛有些僵，跟胡国庆沾边的亲友没好意思表露什么，毕竟今天这笔账是他出的。自家妹妹妹夫坐哪张桌子，操的是大家的事，轮不着外人插嘴。
我低头喝茶，忽然发现手机屏幕亮了，是胡春燕发来的消息：停车场的车，你看见没？
我转头往窗外看。
福满楼的停车场靠着马路，胡国庆那辆黑色越野车就停在东边最角上，车头朝南。
只是这会儿车尾排气管下蹲着一个人，半猫着腰，正在给车尾挂牌照。
旁边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留平头，一个穿了件灰不溜秋的外套，两人都把手插在兜里。
我认出其中一个，就是一年多前跟胡国庆在镇政府门口分烟的那人。
当时我还跟胡春燕提过一嘴，她大哥怎么会跟那种人混在一起。
她说大哥刚接了个公家的项目，可能是供应商。
但我开货车这些年认识不少人，那种人手上做的，可不是正经买卖。
车牌挂好，三个人上了车。
我在窗边看得清楚：那辆车不是胡国庆的。
胡国庆的车尾有细小的划痕，上次他的车在巷子里擦过墙，赵冬梅还抱怨过。
而这辆车的车尾光洁如新。
他们开走的不是胡国庆的车。
那胡国庆本人呢？
胡春燕又扯了扯我的袖子。
我没吭声，目光穿过推杯换盏的人群，落在主桌旁边那张空了半小时的椅子上，稳稳当当。
桌上摆着胡国庆的酒杯，酒还剩半杯，人却不知去了哪里。
旁边的座儿上坐着赵冬梅，正陪旁边的一个女士有一搭没一搭说话，眼睛却不时去望门口的方向。
我又端起那杯凉掉的茶，喝了一口，没去添热。
04
桌上的菜又上了两道，一道鱼，一道红烧肉。
鱼是草鱼，上面托着一撮香菜，已经凉了，肉皮凝出一层白色的冻。
我看见隔壁桌的一个大伯夹了块红烧肉，咬了咬，没说咸淡，默默放了筷子。
我们这桌倒是有人动筷了，一个头发烫着小卷的阿姨，夹了几块鱼肉到碗里，吃了一口，又夹了一块，还用眼角瞥了瞥主桌那边端上来的大龙虾。
我心里默算了一遍。
福满楼的宴席档次，一桌八百八一档，那是真正的高档酒席。
主桌坐的十来个人，按着今天端出来的盘子，光是那道龙虾就不止六百了。
大厅一共四十桌，其中我们这区的三桌和拐角这边的两桌明显是低配席。
可胡国庆报的那个数字，我听得真真的，他在门口跟人讲，四百八十八一桌。
菜金四百多一桌的话，今天这一场不止八万。
也不知过了多久，胡春燕去上了趟卫生间。回来时她眼圈有些红，坐到椅子上也没开口。我心里咯噔一下，低声问她怎么了。
她低着头，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句：我在那边看见妈了。妈把我拉到储藏间，问我身上带钱没。我反问什么事。她说，你哥订酒席的钱还没给。
声音不大，但像一根细针，扎在我耳朵里。
我放下手里的杯子，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胡春燕说，她妈没细说，就说今天早上你哥从妈那儿拿走了两千块，说过两天还。
她越想越不对，爸的八十大寿，排场摆得这么大，怎么可能只给了两千块定金？
两千块连那几箱茅台的零头都不够
。我心里的疙瘩越来越紧，抬头又望了一眼主桌上那个空了很久的位置。
05
傍晚五点左右，天色暗下来，窗帘被拉上半边。
最后一道菜，长寿面，终于端上来了，一人一碗，清汤寡水的挂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主桌那边端的是燕饺汤，我们这边没人计较这个，都低着头无声吃着。
服务员收了空碗，开始逐桌给客人添茶。
胡国庆还没有回来。
主桌上有个干部模样的中年男人低头看了两次手表，终于站起来，说单位还有事，先走一步。一个引头，别人也跟着合上手机盖，陆陆续续摸外套。
空气里飘着一种说不清的骚动，没有人问胡国庆去了哪。但大家有意无意都朝门口那桌望过去，眼神里闪着一丝不落痕迹的算盘。
赵冬梅在楼梯口拦着服务员说了几句话，语气出奇地低。
那个服务员拧着眉，转身走向收银台。
隔着半面玻璃墙，我看见胡春燕的大嫂站在台子前，把一只手腕上戴着的金镯子悄悄退下来，捏在手里搓了两下，又戴回去了。
她扭头四处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这边时，微微顿住了一下，那个顿，似乎没有感到意外。
她又晃悠到胡春燕跟前，声音不高不低，捏着笑说：大妹，你哥有个客户的电话打不通，他出去找人结个头儿就回来。
账的事等会儿他回来结，你别操心啊。
胡春燕“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没争辩。赵冬梅笑了笑，扭头走了。我在旁边坐着，什么都看在眼里。
胡长海一个人坐在主位上，面前那碗长寿面几乎没动过，筷子搁在碗沿，搭成十字。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目光落在桌布边缘的一道油渍上，很专注的样子。
八十岁的人，脊背还撑得直，但那双放在膝头的手，骨节分明，指甲盖泛着灰白。
我站起身，想去跟他说句话。
刚走两步，口袋里的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我划开接听。
对方声音很年轻，自称是福满楼的经理，问：您是胡国庆胡老板的家属吗？
我没说话，对方接着说道：“您看他方便的话，能不能让他到收银台来一趟。酒席的费用如果方便，现在可以结了，我们好撤场子。”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帮你转告一下。
挂了电话，我没去找赵冬梅，也没去找胡国庆。
我走回那桌“家属三桌”的桌角，坐下来，把那杯凉透了的茶喝干净了。
06
茶喝了不到两分钟，大厅的灯忽然“啪”地一下亮了几个。
从后厨方向走出来一位穿衬衫扎领结的中年男人，三十五六岁，名牌上写着“值班经理”，径直朝着胡长海那桌走过去。
他在岳父身边弯下腰，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
周围几张桌子的客人虽然听不见，但从那人克制的表情来看，言辞似乎并不客气。
我看见胡长海脸上的表情僵住了一下，老人转过头，朝着赵冬梅的方向喊了一声“冬梅，你过来”。
赵冬梅正站在包间门口，隔着半截门帘偷听里面的动静，被这一嗓子喊得没法躲，只好慢吞吞地走过去。
经理又把账单递到赵冬梅面前。
她没接，退了半步，说：“我在家不记账的。这个得等国庆回来。”经理愣了，声音控制不住地略微抬高：“可是，胡老板说今天一定会结清的，他还说如果他有事，让家里人先垫一下，回头他再还。”
赵冬梅脸上的笑肌抽了抽：“他说的？那你等他回来跟他拿吧。”说完这话，她转身就走，脚步很快。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胡长海猛地在桌上拍了一掌，把茶碗震得一跳：“站住！你给国庆打个电话。”赵冬梅的手已经攥着手机了，她抬起头：“爸，他电话关机了，我又不是没试过。”说完这句话，那几位一直在等的人终于不再背着人挽留，纷纷站起身。
餐厅里此起彼伏地响起椅子腿刮擦地面的声音。
不到二十分钟，原本坐了满满当当的几十桌人，走了大半。
有几个还算厚道的亲戚，溜到门口时，又折回来，拽住胡春燕的袖子，低声说：“春燕，这顿饭不对劲，你们家的事，我们外人不好掺和。回头缺什么给我们打电话。”也不等胡春燕回答，转身就跨出了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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