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深秋，北京西城区外文印刷厂的女工宿舍里，一个21岁的姑娘被人发现死在了床上。房门从里面插得死死的，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玻璃完好，没有一点撬动的痕迹。
所有人第一反应都一样：这姑娘是不是想不开？
可她父亲只看了一眼，就咬着牙说了一句话：“我女儿绝不可能自杀。”
说这话的人叫郑洞国。这个名字在那个年代的分量，了解抗战史的人都知道——黄埔一期，台儿庄、昆仑关、缅北密支那，全是他打过的硬仗。
一个在枪林弹雨里滚了十几年的老兵，为什么会在一桩家事上如此笃定？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凶手差点就成功了。他用的手法太隐蔽了，隐蔽到办案民警都说，如果他们那天少翻一个角落，这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而他留下的破绽，小到不可思议——一根猴皮筋。
一、那间推不开的门
咱们先把时间倒回到案发那天早上。
北京西城区外文印刷厂的职工宿舍，是一排老式的筒子楼。郑安玉住的是一楼的一间单人宿舍，面积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本书，一个搪瓷脸盆。
那天早上，同车间的工友发现郑安玉没来上班。
一开始没人当回事。高考刚恢复，厂里好几个年轻人都在复习，郑安玉平时工作之余也抱着书啃，有时候复习到半夜。大家想，可能是太累了睡过头了。
可敲门敲了半天，没人应。
又敲，还是没人应。
有人趴在门上听，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厂里干部赶过来，觉得不对，让人把门踹开。
门踹开的那一瞬间，屋里很安静。安静得让人心里发毛。
郑安玉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看上去像是在睡觉。但她的脸色已经不对了。
法医赶到之后，发现她脖子上有明显的勒掐淤痕，胸口还有刀伤。指甲缝里卡着细碎的织物纤维，说明她死前挣扎过、反抗过。
这不是自杀。这是他杀。
可问题来了。
门是从里面用老式木栓插上的。窗户也是从里面扣死的。玻璃完好，窗台上积着一层薄灰，没有一点被踩踏或翻动的痕迹。屋顶没有破损，地面没有暗道。整间屋子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
一个21岁的姑娘，死在一间从里面锁死的屋子里。凶手是怎么进来的？又是怎么出去的？
这就是后来被办案民警称为他们经手的第一起“密室杀人案”。
二、那两种传言，和那个不肯相信的父亲
消息传开之后，北京城炸了锅。
第一个传出来的说法是：郑安玉是自杀的。厂里有人私下议论，说她是“厂花”，长得漂亮，正在复习高考，许是压力太大想不开。毕竟高考中断了十几年，1977年突然恢复，多少年轻人挤破了头。有人扛不住这个压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第二个传出来的说法，比第一个狠多了。
有人听说死者的父亲是郑洞国——那个当年在长春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立刻把这件事跟政治挂上了钩。各种猜测满天飞：是不是国民党残余势力从台湾那边派人来报复？是不是郑洞国当年的旧部心怀不满下的手？
这两种说法，一个说“想不开”，一个说“被报复”，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中央。
但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没有动摇过。
郑洞国。
他得知消息的时候，表现得异常平静。来通知他的公安人员后来回忆，这位74岁的老人只是站在那里，听完了所有的情况，然后说了一句话：“请你们一定要查清楚。”
平静得让人心疼。
但在平静的背后，他做了一件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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