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当了27天皇帝就被废，死后墓里小印，竟改写了整个和田玉历史|刘贺|古玉|和田玉|墓葬|玉印|玉器

今天在市场上被视若珍宝、动辄论克计价的和田籽料，它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儿八经地走进中原贵族的生活圈子的？这个问题压在考古学术界头顶上，悬了几十年。2026年9月22日，在南昌举行“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年会暨海昏考古·汉代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才算是给出了一个有理有据、板上钉钉的答案。答案小到可以攥在手心里——它的证明材料是一枚边长只有2.1厘米的玉印。

废帝墓里的方寸乾坤

要讲清楚这枚印章的来历，绕不开它的主人。这位主人的人生，比任何影视剧本都更跌宕起伏。他叫刘贺，身份尊贵，是汉武帝的孙子，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皇家少年郎的人生履历真正算是跌宕起伏：曾经贵为天子，却只坐了27天的龙椅，便被权臣霍光以“行为昏乱”的罪名一撸到底，打回原籍昌邑。几年之后，继位的汉宣帝又给了他一个台阶——封他为海昏侯，让他到豫章郡（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一带）过日子。直到公元前59年前后，这位命运多舛的贵胄在南昌去世，长眠于墎墩山下。

刘贺的墓，自2011年抢救性发掘以来，就没让考古圈消停过，中央电视台经常播出相关的考古信息，是目前中国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等级墓园，光是玉器就出土了603件（套），其中刘贺本人的主墓贡献了507件（套），他儿子刘充国的墓里也出了96件（套）。这些数字，放在已发掘的汉代列侯墓葬里，堪称鹤立鸡群。而本文最重要的玉印出土的位置很有讲究——它就压在刘贺内棺遗骸的腰部，属于墓主生前贴身佩戴的私印，并不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换句话说，它是刘贺活着的时候天天带在身上的东西，并不是下葬临时置办的“面子工程”。

这面印呈正方形，边长2.1厘米，通高1.5厘米，恰好合乎汉代列侯私印“方寸之印”的规制。印文用阴刻篆书碾出“刘贺”二字，结体方正，笔画匀净，转折处带着一点圆润的意味，是标准的西汉中晚期印章字体，跟已知的武帝到宣帝时期印文特征严丝合缝地对得上号。

真正让这枚印章逾制出彩的，是印台上那只高浮雕螭纽。螭龙的身躯呈C形蜷曲盘转，昂首耸腰，尾巴回旋贴在印台上，浑身满饰鳞状纹，腹下还钻了一个扁圆形的穿孔，用来系绶带随身佩戴。按照汉代印章制度的规矩，螭纽（也叫螭虎纽）是皇帝、皇后专属的等级符号，列侯这一级本该用龟纽或者鼻纽。不过考虑到刘贺以废帝之身降为列侯，墓中却随葬了一枚螭纽玉印，这种越级的选择，跟他曾经南面而坐的特殊身世脱不开干系——既是一种低调的政治表达，也是他和他的家人在礼制夹缝中，为这位命运曲折的先人保留的最后一份体面。

一方小小的印，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是终于有一件出土背景清楚、墓主明确、年代能够可靠约束，同时还保存了籽料关键材料特征的玉器，变成了一个稳定的年代坐标。因此这枚玉印被认定为目前科学考古发现中，年代最早、纪年最明确、保存最完整的新疆和田籽料实物标本。

原料和成器同时出现，意义完全不一样

出土一件干干净净的古玉，原来的籽料表面是不是已经全部磨掉了？出土带着的所谓“皮色”究竟是天然次生皮，还是入土之后形成的沁？矿物组成即使确认属于透闪石玉，产地又在哪？唯有原石与成器共存，才能在考古现场留下了一部分“答案底稿”。就是因为拥有一整套背景，“刘贺”螭纽玉印才有资格成为关键标本，因为新疆和田玉进入中原的问题，远比一枚汉代玉印古老而复杂。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早在1976年便出土755件玉器。这批商代晚期玉器长期是研究中国早期玉料来源的重要材料，有不少过去的考古观点把其中部分玉器与新疆和田玉联系起来，进而认为远距离“玉石之路”远早于汉代丝绸之路，并据此将和田玉东渐的历史前推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代晚期。问题就在这：

“确认”

商代玉器究竟来自新疆和田、甘青地区还是其他透闪石玉产区，随着材料数据库、检测方法以及矿源考古不断发展，一直存在讨论和争议。反观刘贺玉印之所以能扛起“最早、最明确”的头衔，背后有“四重唯一性”在支撑：第一，出土地层和墓葬关系明确，它是国家级科学考古发掘品，不是传世品或者民间采集品；第二，印面自铭“刘贺”，直接指向墓主本人，不存在身份争议；第三，刘贺的卒年和墓葬年代都很清晰，玉印的制作和使用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4年前后，为玉料输入提供了可靠的年代下限；第四，材质证据经过现代科技检测和专家目验双重确认，和田籽料的属性板上钉钉。

要知道古人是非常务实的，附近有能用的优质玉材，为什么一定舍近求远？

中国早期玉料供应很可能从来都不是单一产地垄断，而是多个区域玉源共同存在。在交通能力有限的时代，“就近取材”具有非常强的经济合理性。近些年越来越多研究指出，商代玉器的玉料来源可能比传统认识更本地化、更多元，部分研究甚至直接提出，妇好墓玉器里并不存在能被确切断定为新疆和田玉的标本。

争议的核心在于，同一透闪石成矿带内，不同产地玉料的主量元素与部分微量元素组合高度相似，仅靠红外光谱、X射线荧光等常规检测很难把和田玉料和甘肃、青海乃至辽宁、河南等地的透闪石玉严格区分开来。加上妇好墓玉器普遍块度不大、随形就料的加工方式，既可能说明这是远距离运输而来的珍稀料子，也同样可能只是本地或近域山料的自然形态。陕西咸阳汉元帝渭陵遗址出土的所谓“渭陵六珍”——玉仙人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圆雕精品经多位古玉研究者上手观察，也被普遍认为是和田籽料雕琢而成。可这批器物的年代属于西汉晚期，比刘贺下葬的时间还要晚上一大截，注定当不了最早的实物起点，只能算是刘贺玉印之后的接力选手，不过两者可以相互印证。

还有一个历史细节：刘贺不是公元前74年去世的。公元前74年对应的是他人生发生重大政治变化的时期，他在这一年前后被迎立，短暂即皇帝位而后遭废。刘贺去世时间一般认为在神爵三年，即公元前59年。刘贺下葬的年代，距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不过四十余年，距离西域都护府设立（公元前60年）更是仅有数年之隔。

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上，一位被废黜的前皇帝，能在自己的私印上使用质地纯净、保留天然皮色的和田籽料，还能跟墓中同出的籽料原石互相印证——这足以说明在西汉中期，昆仑山产的优质籽料已经能够跨越河西走廊，一路南下抵达远离政治中心的豫章郡。对于这枚玉印，更稳妥的理解应该是：它属于刘贺生前使用并最终随葬的私人印章。这一点反而体现了考古断代的严谨。

今天的文章想表达什么

和玉大叔写这篇文章，对于不太关心的历史的朋友，可能只是一段考古八卦，但我们想想，这几年市场上“籽料至上”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可这个观念的历史纵深到底有多长，很多人都说不清楚。刘贺玉印的结论，给“籽料自古就是顶级玉料”这句话找到了一份跨越两千年的历史实证，它开创了“留皮”这种审美范式的雏形。工匠没有把籽料表皮的天然色泽完全切除，而是巧妙地把它保留在螭龙的头肩部位，让天然的颜色成为造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