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清晨，台北碧潭刑场。
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被押到指定位置。他穿着一身旧西装，头发花白，神情平静得不像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
监斩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老人摇了摇头，只说了一句：“我死，精神不死。”
然后他转身，朝前方走了十几步，背对着行刑队站定。
枪响了。
这个老人叫陈仪。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前浙江省政府主席，前台湾行政长官。而把他送上刑场的，不是蒋介石，不是毛人凤，是他一手养大的“义子”——汤恩伯。
陈仪到死都没想明白一件事：一个他掏钱供出国、一手提拔到兵团司令的人，怎么会把他写给这个人的密信，原封不动地送到蒋介石的办公桌上？
那封信里到底写了什么？汤恩伯又是怎么把恩师卖掉的？
一、那个跪在地上喊“生死与共”的人
先说清楚陈仪和汤恩伯的关系。不搞清楚这层关系，后面的事就看不明白。
陈仪是浙江绍兴人，1883年生，比蒋介石大四岁。他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在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就读，跟蒋介石算是同学。辛亥革命时参加浙江独立运动，后来在孙传芳手下干了八年师长。1930年，经留日同学何应钦推荐，进入国民党军政部，担任兵工署署长。1933年，被蒋介石委任为福建省政府主席，从此成为国民党地方大员。
汤恩伯是什么来头？
汤恩伯原名汤克勤，浙江武义人，比陈仪小十六岁。他早年也想去日本留学，考上了士官学校，但家里穷，拿不出学费。陈仪听说了这件事，慷慨解囊，替汤恩伯偿还了债务，还每月出资五十块钱供他完成学业。
汤恩伯感激涕零，当场跪在地上磕头，说了一句流传很广的话：“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当拜陈老为师，生死与共。”
从那以后，汤恩伯把名字从“克勤”改成了“恩伯”——“恩”就是感恩陈仪的恩，“伯”是陈仪的字。一个人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恩人的名字，这份表态，放在哪个年代都算够分量了。
汤恩伯回国之后，陈仪继续提拔他。从团长到师长，从师长到军长，汤恩伯在国民党军中的每一步升迁，背后都有陈仪的手笔。汤恩伯后来当上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手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上海，成了国民党在东南半壁最重要的军事统帅之一。论地位，他已经不比陈仪低了，但他对陈仪始终保持着弟子和义子的姿态，毕恭毕敬，逢年过节必去拜望，平时书信往来，一口一个“恩师”。
在国民党官场里，这对“师生兼义父子”的关系，是出了名的“情同骨肉”。
陈仪对这个义子，是百分百的信任。他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个人会把他卖掉。
二、1948年，陈仪看清了一件事
1948年6月，蒋介石正式任命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这个任命，放在当时的局势下，意味深长。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已经打到了战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打完，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打完，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主力被基本消灭。蒋介石的“划江而治”计划，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长江防线上。浙江是长江防线的后方，上海是长江防线的核心，把陈仪放在浙江省主席的位置上，是蒋介石对这位老乡兼老同学的信任。
但陈仪到了浙江之后，看到的景象让他睡不着觉。
国民党在浙江的统治已经烂到了根子。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特务横行，抓人杀人，基层政权名存实亡。陈仪在省政府里亲眼看着特务头子毛森大肆抓捕进步青年，甚至提出要枪决二三十人，他坚持不批。他能挡住的，他挡住了；他挡不住的，每天都在发生。
更让陈仪绝望的是，他看清楚了蒋介石的算盘。蒋介石要的是把浙江和上海变成跟解放军拼到底的战场，至于打完之后浙江还剩下什么，上海还剩下什么，他不在乎。
陈仪开始跟民革方面的人接触。1948年秋天，民革的负责人陈铭枢到杭州见他，两个人聊起反蒋的事，陈仪说了一句话：“你们反蒋反得早，这条路走对了，我很惭愧，真是望尘莫及。”
不久之后，陈仪的老部下郑文蔚从香港赶到杭州，带来了一封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的亲笔信。李济深在信里劝陈仪弃暗投明。陈仪看完信，点了头。
他的计划是什么？
浙江和平起义。让解放军兵不血刃地进入浙江，避免战火蔓延。
但这个计划有一个前提：必须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配合。浙江的保安部队太弱，起义之后守不住。陈仪需要一个手握重兵的人跟他一起干。
他想到了汤恩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