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子》
“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我描绘的是人灵魂深处的一切。”在生命终局到来之际，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总结自己一生的写作。
从《罪与罚》《白痴》《群魔》到《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氏笔下的人物总是被推向精神生活的极限，在罪与救赎、自由与信仰、理性与疯狂的张力中，显露出人性最深处的矛盾。
陀氏作品的磅礴与雄辩、浩瀚与深沉，并非一个文学天才凭空的创造，而是深深扎根于19世纪俄国的历史与文化之中。
自彼得大帝改革以来，俄国从服饰、语言和礼仪，到文学、艺术和哲学，都在不断向欧洲靠拢。欧洲文化深刻改变了俄国社会，也带来了挥之不去的身份困惑：俄罗斯究竟属于“西方”还是“东方”？它应该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还是从自身的宗教、历史和民族传统中寻找另一条道路？
在陀氏的笔下，这个事关“俄罗斯灵魂”的深刻问题，化为一个个具体人物关于自由与信仰、苦难与救赎的切身追问。或许也只有回到彼时俄国的文化现实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陀氏为何如此执着于人的灵魂，以及他所说的“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中，奥兰多·费吉斯将陀氏放回“俄罗斯文化”这条漫长的精神谱系中去理解。
沿着他的讲述，我们会看到陀氏如何从西伯利亚流放的经历中重新认识俄罗斯民众，如何从东正教信仰中寻找精神的支点，又如何在俄国与欧洲之间反复思考这个民族的身份与道路。
可以说，理解了陀氏，便能抓住俄国文化的精髓，而理解了俄国文化，才能更好的理解陀氏和他的作品。
下文摘自《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 著
01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鄂木斯克监狱的几年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
他在这里每天和最粗鲁最野蛮的普通老百姓面对面，这让他认为自己获得了对俄罗斯灵魂深处的特殊洞见。
“不管怎样，这段时间没有白费，”他在1854年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已经认识了俄国，或者至少说认识了她的子民。我可以说，也许没有几个人像我这样了解他们。”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犯的身上看到人性堕落的程度，这使他摆脱自己过去作为知识分子对人民内心善良与完美的幻想。
在这个混杂着强盗与杀人犯的渣滓窝中，他看不到任何人性的尊严——只有贪婪与欺骗、残忍暴力与醉生梦死，以及对他这个绅士的敌意。
而这其中最让人绝望的，就像他在《死屋手记》（1862）中所描述的，是这里没有任何对恶行的悔改之心。
我已经说过，几年以来，我不曾在这些人中间看见过丝毫忏悔的迹象，也没有看见他们对自己的罪行有一点点痛心疾首的表示。而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内心里还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哩。这是事实。
当然，虚荣心、不好的榜样、无法无天、虚伪的羞愧等，在很大程度是成为这一切的原因。
从另一方面说，谁能够说他彻底洞察这班堕落的人们的内心世界，并了解了他们隐藏在内心深处为世人所不知的奥秘呢？
但是，经过这段漫长的岁月，本来是能够发现、觉察、捕捉到这些人心灵中的某种足以证实他们内心烦恼和悲哀的特征的。但是并没有这样做，根本就没有这样做。
是啊，罪行似乎不能单从犯罪构成的事实这一现成的观点来加以理解，犯罪的哲理要比人们所想象的复杂得多一些。
这种人类内心的黑暗面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感来源，他那些充斥着谋杀与偷盗的后西伯利亚小说，第一部就是《罪与罚》（1866）。
《罪与罚》
但在他绝望的深处，有种对救赎的向往重树了作者的信心。仿佛奇迹一般，在复活节的时候，基督的启示出现了，我们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作家日记》中的回忆看到这一点。囚犯们在狂饮打斗，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躺在自己的木板床上躲避着这一切。
突然，一件早已经忘却的童年往事重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9岁时，有一段时间待在乡下的家里，8月里的一天他一个人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树林里。
他听到一个声音，以为是有人在喊：“狼来了！”吓得赶紧跑到附近的一块农田，在那里他遇见了父亲的一名农奴，这个名叫马列伊的农奴心疼地安慰他说：
“你看，吓成什么样啦，哎呀！”他摇摇头。“算啦，亲爱的。看你这小伙子，哎！”
他伸出手，突然摸摸我的面颊。
“嗯，够啦，嗯，画个十字吧，上帝保佑你。”可是我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还在颤动，这似乎特别使他吃惊。他悄悄伸出自己那粗大的、沾着泥土的指甲黢黑的手指，轻轻抚摸了一下我颤动着的嘴唇。
“哎，瞧你这样子，”他慈祥地、深情地朝着我微微一笑，“上帝啊，瞧你，这是怎么啦，哎呀。”
想到这件“充满母性”的友善之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的态度发生了神奇的转变。
我下了板床，向四周看了一眼，我记得，我突然感到，我可以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另外一种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突然间，我心中的全部憎恨、愤怒，像出现了奇迹似的都一扫而光。
我向外走的时候仔细地端详着迎面遇到的每个人的面孔。那个剃了光头、脸上带着烙印受到侮辱性惩罚的农民，喝得醉醺醺的，正在扯着嗓门瓮声瓮气唱醉汉歌曲，说不定这又是一个马列伊，只是我不能看到他的内心去。
突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所有的俄国罪犯心中都有一丝善良的光辉（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始终拒绝承认波兰人也是这样）。
《卡拉马佐夫兄弟》
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准备一台杂耍节目，出于对他的尊重，人们向他这个受过教育的人寻求帮助。这些罪犯虽然可能是盗贼，但是他们会把钱交给监狱中的一个旧礼仪派教徒，因为他赢得了众人的信任，他的正直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如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些罪犯在监狱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够保留任何一丝人类的尊严，差不多算是奇迹了，这也是俄罗斯大地依然有耶稣基督存在的最好证据。
在这个愿景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了自己的信仰，虽然这种信仰的根基称不上坚固。
从对一位农民善举的遥远回忆开始，这位作家的信仰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他相信俄国农民的灵魂深处一定仍有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地方。
但他对于农民在现实中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农民“如何殴打自己的妻子”的骇人描述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
他认为这种野蛮是因为数百年来农民灵魂中的基督性为“不堪的东西”所掩盖，就像被埋藏在泥土里的钻石一样。“对普通的俄罗斯老百姓，”他写道——
要善于把他们的美从他们偶然沾染的野蛮性中区分出来……不要根据俄罗斯人民经常干的那些坏事判断他们，而是按照他在自己所犯的可恶错误中，还经常企盼的那些伟大的、神圣的事物来认识他。
实际上，在人民之中并不全是卑鄙无耻之徒，也有圣洁无瑕的人，而且还是一些自己发光为我们大家照亮道路的人！……不要根据我们的人民现在是什么样子来评判他，而要根据他希望成为什么样子。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朝着“俄国”的转变成了他的重要信条。他是个悔改了的虚无主义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一个不幸福的无神论者，期冀找到俄国的信仰。
02
19世纪60年代早期，他筹划了一部由一系列小说组成的名叫《大罪人传》的宏大作品。书中打算描述一个从西方求学归来的俄国人，在丧失了自己的信仰之后过着罪人的生活。
他前往修道院寻求真理，成为一名斯拉夫主义者，加入“鞭笞派”，最终他找到了“基督的国度和俄罗斯故乡，俄罗斯的基督和俄罗斯的上帝”。
这将会成为一部“宏大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8年12月写给诗人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请不要告诉任何人，但对我来说会是如此：即使是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也会写一部这样的小说——我会吐露自己的全部心声”。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能写出这部作品。但他的四部伟大的著作：《罪与罚》、《白痴》、《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都是这一主题下的变种。
就像他笔下的罪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为了信仰而挣扎。“我是时代的孩子，”他在1854年写道，“一个没有信仰，满心怀疑的孩子。”
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和他一样的人物，这些人希望在自己的疑虑与逻辑中寻求真正的信仰。甚至像《群魔》（1871）中沙托夫这样的忠实信徒，也从来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帝的信仰当中。沙托夫告诉斯塔夫罗金：
“我信仰俄罗斯，我信仰它的东正教……我信仰圣体……我相信基督再临将发生在俄国……我信仰……”沙托夫狂怒地嘟囔起来。
“上帝呢？上帝呢？”
“我……我会信仰上帝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可以看作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对话，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直都没有消解。
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真理是蕴藏在理智与信仰之中——谁也不能削弱谁——所有真正的信仰必须能够经得起理智的考验。
对于伊凡质疑上帝为什么要让小孩子受罪的问题，我们找不出一个理性的答案。
同样，对于“宗教大法官”——这个《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笔下虚构出来的人物，当耶稣基督重新出现在反宗教改革时期的西班牙时，大法官逮捕了他——的种种争论，也找不到合适的回应。
在审讯他的阶下囚时，宗教大法官辩称，普通人的意志力过于薄弱，完全没有办法效仿基督的榜样，因此想让人类免于苦难，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唯一可行的是建立一套理性的秩序，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通过强力来实施，以此来保证人民真正希望的平安和幸福。
《卡拉马佐夫兄弟》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并非通过理智的思辨就可以实现。
他谴责追求对神性的理性理解，或者需要通过教皇的法律和等级制度的强制才能实现的一切“西方”信仰（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意识地用虚构的宗教大法官来驳斥罗马教廷）。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俄罗斯上帝”只能通过信仰的飞跃才能实现：这是超越了所有理性思辨的神秘信仰。
正如他在1854年所写的一篇罕见的信仰独白中所透露的：“如果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真理也的确在基督之外，那我仍宁愿站在基督的一边，而不是真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俄国人的一项特殊天赋，是在压倒性的科学证据面前还能继续保持信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一幕，讲述的是卡拉马佐夫的仆人斯乜尔加科夫在家庭晚餐时在上帝的问题上高谈阔论。
为了反驳耶稣的福音书，斯乜尔加科夫逻辑混乱地说，没有人能把高山搬到大海里去——除非是“一两个生活在沙漠里的隐士”。
“打住！”费尧多尔·巴甫洛维奇乐不可支地尖声叫道，“你毕竟认为有那么两个人能够移山，是不是？伊万，把这记下来。俄国人的性格不是整个儿都表现出来了吗？”
和卡拉马佐夫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以这种“俄罗斯信仰”为乐，这其中包含着对奇迹的迷信。
这是他民主主义理念的根基，也是他为什么会认为“俄罗斯灵魂”是弥赛亚，是拯救西方唯物主义盛行的精神救世主，在这一理念下，他最终于19世纪70年代给民族主义报刊写了一篇关于“伟大俄国的神圣任务”就是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的文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声称，淳朴的俄罗斯人民已经解决了知识分子在信仰上纠结的问题。他们需要自己的信仰，这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也给了他们继续活下去忍受苦难的力量。
这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信仰的来源——尽管有各种疑虑，他仍需继续保持信仰，因为没有信仰他无法活下去；理性主义只会让人绝望，让人去杀人或自杀——这也是他书中所有理性主义者的下场。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怀疑和思辨的反应有些类似于存在主义的“我信故我在”，这一理念也来源于“俄罗斯式人物”——隐士、神秘主义者、圣愚和淳朴农民——这些或幻想或真实的人物其信仰都超越了理性的思辨。
《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东正教与他坚信俄罗斯农民心灵中的赎罪特质分不开。在他所有的作品中，“大罪人”对“俄罗斯信仰”的追寻都与通过回归故土而获得救赎的理念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西伯利亚的监狱中，当第一次与俄罗斯人民日夜相处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自我的救赎，这种有关忏悔与救赎的主题贯穿他之后的所有作品。
03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是一种负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行动性的教会。他批评官方教会从18世纪起就任由自己被彼得大帝的政府所辖制，因而丧失了自己的精神权威。
他呼吁教会要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他说教会已经忘记了自己宣教的角色，而且对俄国社会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穷人的苦难——漠不关心。
大家普遍认为，教会已日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各种教派和神秘主义团体，他们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拥有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共同体。
我们必须在这一背景下来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也在追寻这样一种教会，一种像是斯拉夫派的民族统一体，它可以超越修道院的围墙，将所有俄罗斯人团结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徒团体。
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和作家同行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透露，作家所设想的教会将成为一个由基督之爱构成的社会联合体，他打算用一系列的作品来描述这一理想，而《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其中的第一部。
读者们可以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最后看出这个理想的端倪，最后一幕描写了阿廖沙（他离开寺院，回归尘世）参加了死于肺结核的可怜的伊柳沙的葬礼。葬礼之后，阿廖沙身边聚集了一群孩子，他们和他一起照顾伊柳沙走过生命最后的日子。
他们站在伊柳沙的父亲为他孩子所选的墓碑前。在悼念伊柳沙的告别演讲中，阿廖沙告诉这些孩子，伊柳沙的亡魂将会永远活在他们的心里。它将会成为他们生活中一个善意的来源，并提醒他们：“如果你做了善良而公义的好事，生活将会多么美好！”
他们所预想的教会，是在寺院的高墙之外，教会的思想能够深入每个孩子的内心；就如阿廖沙曾经梦想的那样，这个教会“将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尊卑之分，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一个真正的基督王国将会到来”。
《群魔》
国家审查机关封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大部分内容，声称这些章节更接近社会主义而非基督教的思想。这对一个以反社会主义闻名的作家来说或许有些讽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民主教会的设想的确与他年轻时所拥护的社会主义理想十分接近。
尽管他所强调的重点有所改变——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他曾信奉对社会改造的道德需求，而作为一名基督徒，他认为人的自我精神改造才是影响社会变化的唯一方法，但是他对真理的追求却从未改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可以看成是将基督教教谕与追求人类社会中的社会正义相结合的一生，他认为自己在“俄罗斯灵魂”中找到了答案。在他晚年的作品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了自己对于俄国教会的构想：
我现在谈论的不是教堂的建筑，也不是传教活动：我谈的是我们俄国的“社会主义”（并且，不论看来多么奇怪，我还是选择用这个词，这个看起来和教会所代表的一切完全相反的词，来解释我的想法），我们的目标和最终目的是为了在世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建立一个普世教会。
我所谈论的是我们俄罗斯血脉中所传承，对于在基督友爱的名义之下建立一种伟大、广泛、普世联合体的无休止的渴望。如果这个团体现在还不存在，如果这个教会还没有完全建立——不仅是在祷告里，而且是在现实中——那么对它本能上的无穷渴望……就会一直存在于千千万万俄罗斯人民的心中。
共产主义里找不到它，种种机械教条中也没有：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是救赎终将存在于全世界以基督之名建立起来的大联合之中！这就是俄国的社会主义！
点击图片，购买本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