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辰光喜欢跟着父亲看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皆因出生、居住在五原路252弄“大通别墅”Art Deco风格新式里弄一幢小楼的亭子间，上下左右邻里间的烟火味和戏剧中的人物故事很容易让人共情，在弄堂石库门的嬉戏与成长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们这代上海人的共同记忆。
后来搬家了，上海方言里“搬家”被称为“搬场”，果然体验到的不只是家具与肉身的物理位移，更是周围气场的改变，搬到衡山路中国唱片厂对面沿街洋房阁楼上的第一个夜晚，就因为往返的汽车声失眠了，以至于后来移居至音响电器一条街的襄阳南路新公房，对周遭异声已然心如止水，而后搬到斜土路，也对当时附近还未建设好的粗糙路况淡然若定。
新世纪初的某日黄昏，搬过几趟场后再次走在五原路上，一些记忆突然就浮现起来：梦里反复出现的喧嚣小菜场，盛夏弄堂口邻里抱着西瓜坐在躺椅上一起追电视剧，还有过年和表哥们玩摔炮的兴奋，都化作一段未曾听过的旋律涌上心头，于是名为《五原路》的歌曲诞生了，我在副歌部分歌词中写的“从五原路出发路过的一条条小马路，兜兜转转再走回起点”，被《永不拓宽的街道》作者、同是五原路邻居的陈丹燕老师喻为表达“乡愁”的神来之笔。二十年后，当我再次把这段音乐制作成黑胶纪念版唱片发行宣传时，从网络收到的评论反馈中更加体会到上海人迁徙后对老宅的眷恋，以及当下“在故乡流浪”的感触。
于是去研究了与上海人搬家相关的学术史料，发现每一次“搬场”都对应着一次城市属性的重写。据《上海通志》《上海房地产志》及上海社科院相关资料记载，从1949年到2000年这半个世纪，上海人的门牌号换了将近三副“骨架”。1950至1980年计划经济时代，住房由国家与单位统包，住曹杨控江的工人与住衡复洋房的高级知识分子、顺昌路亭子间的知青共享低租金却互不交叉。这一阶段的“搬场”多是螺蛳壳里做道场，上海人发明“房屋交换卡”与换房集市，用《新民晚报》广告栏对接信息。到了市场经济的上世纪90年代，1991年《上海市住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推行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叠加浦东开发开放，陆家嘴开发后浦东地价反超浦西老弄堂，原上只角、下只角执念被新上海人冲淡。
从私房、独门街面房、石库门、新式里弄、老洋房、工人新村、合用公房、新公房到商品房，从1949年前后、上世纪60、70年代上山下乡、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福利分房，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动迁旧改，半个世纪时间跨度，每一次空间的转换都对应着特定的历史阶段。比时空演变更动人的，是人与城市之间的情感记忆，每一次搬场都记录下代际亲情、邻里人情、故土乡愁与市井生活记忆，个体命运与城市脉搏同频共振。有人带着老房子的灵魂继续前行，有人在被拆除的废墟上重建叙事，也有人在他乡再次定义故乡。
所以，这些关于“搬场”的记忆，正是我们的城市进化中该被保留的情感肌理——关于老宅的余温、弄堂的回声、离别的轻重，黄鱼车拉五斗橱、木床从窗口吊上楼的景象，当未来上海人继续搬场时，这些都将成为他们行囊中最柔软的部分，就像《五原路》歌中陈丹燕老师独白那段说的，“一看到自己的故乡，就想到了天堂。”
原标题：《十日谈·搬场 陈意心：半个世纪城市变迁的时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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