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皮棚门口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邮递员抱着一个沉甸甸的大纸箱,喊了三遍我的名字。

我刚从车底钻出来,满手是机油。

董刚捷站在人群最前面,抱着胳膊看热闹,嘴角挂着一丝笑。

我接过纸箱,分量压得手腕子一沉。

箱子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国际面单,寄件人一栏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玛塔。

那是我岳母的名字。

我蹲下,拿扳手划开封口胶带,露出一个乌黑的木盒。

人群安静了。

我打开盒盖的那一刻,三颗原钻的亮光从缝隙里溢出来,我整个人僵在原地,连手指头都不会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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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营地广播响了第三遍,我才从路基上爬起来。

12年了,我在这条铁轨上来回走了12年。

鞋底磨穿了多少双,记不清。

只有手上这层茧子,越来越厚。

雅琴站在帐篷门口,端着一碗土豆糊糊。她没说话,就看着我。我知道她想什么,这顿饭吃完,我就要走了。

思妍从她姐身后探出半个脑袋:“你真舍得走?

我没回答她。我放下碗,起身往工棚走。今晚得见一趟董刚捷。

董刚捷跟我一个村的,比我早来半年。

这人脑子活泛,但心术不正。

工地上偷油偷料的事,项目部查了一个多月,没个结果。

我怀疑是他,可没有证据。

工棚里灯亮着,他在。床上放着几沓钱,当地币,还有两张美元。

“哟,英耀?进来坐。”他把钱往枕头底下一塞。

我站在门口没动:“明天的车,你回去的票领了没?”

“领了,领了。”他笑着搓手。

“那早点睡。别连夜出去乱跑。”

他脸上的笑僵了一下,马上又活泛起来:“哪能呢,这不活干完了嘛,收心收心了。

我看了他一眼,转身走了。走了两步,我停下来,回头说:“这铁路,是拿命修的。谁糟践它,我饶不了他。”

身后没有了声音。

我回到帐篷。雅琴已经收拾好了行李,两个大编织袋。思妍还在往里面塞东西,一件土织的毯子,一双她给我缝的布鞋。

“别塞了,装不下的。”

思妍回头,眼睛红红的:“咱们这走了,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没回答她。我蹲下来,帮她拉好编织袋的拉链。

说实话我也不确定还能不能回来。但我心里清楚,我得带她们走。

那年部落打仗,她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浑身是血,是我把她们背回了营地。

养伤那几天,她们一句话不说。

我给了她们水,她们就喝水。

我给了她们饭,她们就吃饭。

跟两只小动物似的。

后来我问她们还有什么亲人。

她们摇头。

再问,才知她们的爹早死在冲突里了,娘也失散了。

我本想联系当地政府,可那边一打仗,什么部门都瘫痪了。

姐妹俩无处可去,就跟着我。做饭、洗衣、抬工具,什么活都干。她们学中文学得快,一个月就会说简单句子,半年就能跟我聊天了。

后来,工地老翻译跟我说,按当地人的规矩,男人对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好,她们就会用一辈子来报恩。“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就别对她们太好。”

我当时犹豫了很久。

我不是没想过,可我心里清楚,中国农村,家里知道我娶了两个黑人媳妇,会是什么反应。

可看着她俩蹲在灶台前忙活的样子,我心软了。

人这一辈子,能遇到真心对你的,不容易。不管在哪儿,不管是哪儿的人。

我找了部落的长老。长老问我:“你愿意照顾她们一辈子?”

我说:“愿意。”

长老当着一部落人的面,用一根红绳把她们和我的手系在一起。

没有结婚证,没有酒席,没有任何官方文书。

但雅琴和思妍跪在我面前,喊了我一声“夫君”。

那一夜,我在帐篷外坐了一宿。我看着非洲的星星,想起陕北老家的爹娘,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害怕。

临走那天早上,雅琴的娘家人来了。

说是娘家人,其实只有一个人。她们的娘,玛塔。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女人,裹着头巾,站在营地门口,手里捧着一个布包。

她不会说中文。雅琴翻译说:“娘问,你真的要带我们走吗?她说,她等着看你的心。”

我把手按在胸口:“我的心里,有她们。”

玛塔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自己说错了话。然后她把手里的布包递给我。

我打开一看,是一件被烟熏得发黑的小木雕,动物形状,看不出来是什么。她比画着说,这是她丈夫的,让她带给选中的女婿。

我接过木雕,笨拙地鞠了一躬。玛塔笑了,眼角都是皱纹。她伸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了两个字。雅琴说:“娘说,好。”

我至今记得那个早晨。

太阳还没出来,露水把帐篷都打湿了。

思妍背着一个包,一蹦一跳地走在前面。

雅琴走在我身边,安安静静。

玛塔站在营地门口,一直看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我没有回头。我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那列离开的火车,也是我们修的。

12年,从我27岁到39岁。

我把最年轻力壮的日子,铺在了这片红土地上。

枕木一根一根地铺下去,铁轨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我修过桥,打过隧道,扛过水泥,受过伤。

回国那天,火车开了40多个小时,我数着窗外的风景,从红色的土地到绿色的丛林,从黄色的草原到灰色的城市。

最后到了家门口,我反倒坐不住了。

爹在院子里劈柴。

我进门的时候,他斧子都没放下,抬头看了我一眼,视线从我脸上滑到我身后,然后就愣住了。

雅琴和思妍站在门口,穿着我在镇上买的花棉袄,缩着脖子看着爹,不敢说话。

爹看看我,又看看她们,再看看我。半天,他嘴里挤出几个字:“她们是谁?”

我说:“媳妇。两个。

爹手里的斧子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02

当天晚上,全村就传遍了。吴英耀在非洲娶了两个黑媳妇,还一起带回来了。

我坐在堂屋里,爹坐我对面,烟袋锅子敲得梆梆响。

你到底是中了什么邪?”爹问。

“我没中邪。我娶她们,是因为她们无依无靠。”

“无依无靠?咱家就好过了?”爹把烟袋往桌上一磕,“你在外头12年,寄回来几个钱?你娘买药都舍不得买贵的。你倒好,娶俩小的回来……”

我一句话说不出。

钱的事,我有嘴也说不清。

我寄回来的钱,大头都给了娘看病。

可娘心软,每次都跟我说家里不缺钱,让我自己留着。

我也就信了。

现在爹说这个话,我气得发抖,但想想爹年纪大了,也不容易,我忍下去了。

娘从里屋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雅琴和思妍一眼,眼圈红了。

她走过去,拉了拉雅琴的手,又摸了摸思妍的脸,半天说出一句:“好孩子,别站着。坐。”

雅琴听不懂,但她懂人情。她用蹩脚的汉语叫了一声:“娘。”

娘眼泪就下来了。

第二天,村里的流言就变味了。

董刚捷比我早回来三天。

他逢人便说:“你们是没看见,吴英耀在非洲,被人家下了降头了。人家给他灌了迷魂药,他就什么都不顾了。挣的钱全给了人家不说,还落了个黑户媳妇,一娶娶俩。”

有人问:“那他不是被坑了?”

可不是呗。”董刚捷压低声音,“他那两个媳妇,说是当地没落的穷鬼,趁着年轻,再找个饭票。

这种话,一传十,十传百。我走在村里,看我的眼神里全是怜悯。有人当面问:“英耀,你媳妇儿是你花钱买的不?”

我没吭声。

当天下午,爹从外头回来,脸黑得像锅底。他没看我,径直走到院子里,抄起墙角的扁担,狠狠地往地上一砸:“滚!你们全都给我滚!”

雅琴和思妍吓得缩在墙角,眼泪汪汪地看着我。

我站在堂屋里,觉得浑身的血都在头上涌。我看了爹一眼,闷声说了句:“我走。”

我带着她们住进了村口桥头那间破铁皮棚。

那是以前修水泵的临时工棚,四面漏风,顶上有个大窟窿。我花了三天时间,用石棉瓦补了房顶,用旧木板隔出两间“”。

一间我们自己住。另一间,我支了个铁皮台子,收拾收拾,挂了一块牌子:英耀修车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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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修车铺开张那天,没人来光顾。

村里有拖拉机的人家不多,会修拖拉机的也只有镇上的老陈。

可我不着急。

我修过火车头,修过挖机,修过推土机,一台手扶拖拉机,闭着眼都能拆了再装上。

第一天,只来了一个小孩,蹲在门口看我摆弄一台旧柴油机。

雅琴给他倒了一碗水,他喝了,也不走。

第二天,这孩子牵来一辆链条掉落的二八大杠自行车。

我三分钟帮他装好,还上了点机油。

孩子骑了一圈,高兴得在村口喊:“吴叔会修车!自行车也能修!”

第三天,来了一个拖拉机。

再后来,来的车越来越多。

老陈在镇上听说桥头来了个修车的,专门跑过来看了一回。

他没说话,蹲在旁边看我修了一台变速箱,看完就走。

第二天,他家儿子把一箱工具拉到我门口:“爹说,你用这个,比你的家伙什全。”

我笑了一下。

那阵子,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从“可怜”变成了“看不懂”。有人开始说,吴英耀手艺是真不错,可惜那个脑子……

日子过得紧巴,但能过。

我白天在棚子里修车,晚上帮人焊个架子、打个铁件。

雅琴和思妍也不闲着。

她们学会了种菜,在棚屋后头开了一小块地,种了白菜、萝卜、韭菜。

雅琴手巧,学着织毛衣。

思妍嘴甜,慢慢就融入了村里的妇女圈子,虽然话还说不利索,但村里那些老婆子有时也跟她打个招呼了。

可说到根上,她们俩始终是“外人”。

刘秀娟大婶最会说话。

每次路过,总不忘记添一句:“到底是洋媳妇,那皮肤黑得跟锅底似的,也不知道图英耀啥。”

思妍听得懂半句,抄起扳手就要冲出去。雅琴死死拽住她:“别惹事。”

思妍气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嘴上用半生不熟的方言骂了一句什么。

刘秀娟大婶也不恼,反而笑起来:“哟,还会骂人呢。英耀,你这个媳妇本事不小。”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把手中的扳手往地上一放:“刘婶,她是我媳妇,你不给我面子,也给她们留几分脸。她们不远万里来咱这儿,不容易。”

刘秀娟愣了一下,嘴撇了撇,走了。

那天晚上,思妍坐在门槛上,手里攥着一把干黄豆,一粒一粒地数。我走过去,蹲在她面前:“还生气呢?”

她摇头。她说:“我不生气。我是替姐难受。”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雅琴蹲在水盆边,低着头洗菜,肩背塌下去,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鹿,蜷缩着。

那阵子,我晚上躺在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想过,是不是把她们送回去更好。

可到了第二天,看见她们俩在灶前忙活的身影,我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们是我的媳妇,不管谁说什么,这是我的家。

04

入冬后,爹出事了。

那天我在镇上买零件,碰到娘。她胳膊上挎着一个篮子,里面放着一瓶药。

我说:“娘,谁病了?”

娘看了看我,眼圈一红:“你爹,说是血压高,吃了一阵子药了。前些天,让人当街挤兑了一顿,回来就不怎么说话,嘴也歪了。”

我胸口一紧。娘又补了一句:“大夫说是脑梗,轻度的。让好好养着,不能生气。”

我站在那里,手里的零件盒沉甸甸地坠着。

英耀,”娘伸手,拉住我的胳膊,“你爹心里有你。他就是……放不下那个脸。

我没说话。

那天晚上,我在家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思妍翻了个身,问:“爹的病,要不要紧?”她管爹也叫爹,尽管爹从没应过一声。

我说:“轻度的,不算重。”

思妍爬起来,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手绢包,递给我。我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钱,十块二十块的,还有一些硬币。

“这是我帮人拆线头挣的,还有卖菜攒的。你拿去给爹买药。”

我看着那沓钱,喉头堵得慌。“你自己留着。我有钱。”

思妍摇头,把钱硬塞进我手里:“姐说了,爹是家里人。家里人病了,不能只靠一个人想办法。”

她把“家里人”三个字咬得很重。

第二天一早,我去镇上买了几盒降压药,送到家门口。

我没进门,把药放在门槛上,敲了两下门,转身就走了。

走了十几步,我听见身后门开了。

我回头,看见爹弯腰捡起药袋,看了一眼,没有说话,转身回屋了。

那一眼,我看到了。他的背,弯了很多。

从那天起,我每半个月就往家门口送一次药。有时候是降压药,有时候是一袋米,有时候是一挂腊肉。爹从来没出来接过,但东西每次都收走了。

娘偷偷告诉我,爹每次都坐在堂屋里,把那药袋子翻来覆去地看,烟袋锅子点了一次又一次,就是不说话。

我知道,他是在忍。他在等一个台阶。一个能让他认下这两个儿媳妇的台阶。

只是这个台阶,谁也没想到会长什么样子。

那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晚饭后,我蹲在炉子边给一台拖拉机焊水管。雅琴和思妍在屋里包葱花饼,一个擀皮,一个捏褶,配合得很默契。

思妍突然说:“姐,咱们寄一封信给娘吧。”

雅琴手里的擀面杖停了一下:“写信?谁会寄?”

“邮局能寄。我看镇上那个邮局,有国际包裹的窗口。”

我放下焊枪,想起来:“你们娘的地址,你们知道?

雅琴想了想:“娘说过,她在山里,没有门牌。但有一个人能找到她。她说那个人在站台上卖香蕉。”

“到吗?”思妍说,“咱们试试。”

那天晚上,雅琴坐在灯下,用一笔一画都透着专注的中文写了两页纸,讲她们在村里的生活,讲我开了修车铺,讲村里人对她们的态度。

她没有抱怨,只是写到“有时候想念娘”的时候,笔画有些歪了。

信寄出去了。没人报太大希望。

谁都没想到,那封信,会换回来一个那么大的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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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正月十四,那天风大。

一辆绿色邮政车停在了铁皮棚门口。

邮递员从车上跳下来,怀里抱着一个大纸箱,用编织袋裹着,纸箱上贴满了皱巴巴的胶带,一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他喊:“吴英耀!吴英耀在这儿不?”

我从车底钻出来,满手是机油,愣住了。

周围路过的几个人,脚步也停了下来。

邮递员把纸箱递给我,坠得我手腕一沉。

我低头看,箱子上那张面单被磨得发白,但寄件人一栏,清清楚楚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中文:玛塔。

那是岳母的名字。

董刚捷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人群里了。

他抱着胳膊,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哎呦,英耀,你那非洲老丈母娘给你寄啥好东西了?不会是又让你收俩小的吧?”

周围一阵哄笑声。

我没理他。

我把纸箱放在地上,蹲下来,拿扳手划开封口胶带。

箱子打开以后,里面还有一个木盒。

乌黑的,像是当地硬木做的。

四角包着黄铜,打磨得发亮。

我的手在木盒盖子上停了一下。

周围安静了。

我掀开盖子。

盒子里,三个东西,用一块褪色的非洲棉布包裹着,像包着三颗蛋。

我拆开布,三颗石头一样的东西滚了出来,在手心沉甸甸的,在阳光下闪出刺眼的亮光。

原钻。三颗。每一颗都有我大拇指指肚那么大。

我听见身后有人倒吸了一口气。铁皮棚门口,陆陆续续站了十几个人,眼珠子全都瞪圆了。

我的手在发抖。盒底还有一封信和一个泛黄的油纸包。我拿起信,撕开封口,抽出信纸。字是中文写的,歪歪扭扭但一笔一画。是玛塔亲手写的。

“英耀:

我是玛塔。你的妻子们的娘。

很久以前,我们也有富人在地上。

你丈夫在死去的之前,把家里的东西,藏在了老教堂地下。

他死了,我活着。

他死之前告诉我,这些东西要给女儿,将来她们嫁人,给她们的丈夫。

信在油纸包里。是我丈夫的遗书。上面有部落长老的印。

你是我女儿的丈夫,我把这些东西,送来给你。

不要让她们,在别人的舌头里活着。

玛塔”

我拿着信,手抖得厉害。

周围一片死寂。然后,人群像炸了锅一样。有人喊:“钻石!是钻石!”有人往前挤:“多大个儿的!真的假的!”

董刚捷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

我蹲在铁皮棚门口,腿都是软的。

风从桥口吹过来,吹得信纸哗哗响。

我没有说话,把那三颗原钻一颗一颗捡起来,放回木盒里。

然后把盒盖盖上,抱进了屋里。

门外,人群还没散。

06

那天夜里,我家的门被人敲了三回。

第一回是刘秀娟大婶。

她拎着一篮子鸡蛋,满脸堆笑:“英耀啊,婶子白天说话不中听,你可别往心里去。婶子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人,那俩媳妇也好看,俊得很。

我把鸡蛋放在地上:“大婶,拿回去。你留着吃。”

第二回是村里开小卖部的冯三。他夹着一条烟,搓着手:“英耀,你那三颗石头,让我开开眼?我不动,就看看。

我没让他进门:“三哥,天不早了。回头再说。”

第三回,敲得更响。我拉开门,是董刚捷。

他手里提着一瓶酒,咧着嘴,笑得比哭还难看:“英耀,兄弟,我是来赔不是的。以前那些话,是我不对,是我嘴贱。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没接他的酒。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

“董哥。你在工地上偷油的事,我从来没跟人说过。你造谣抹黑我,我也没跟你计较过。今天你提酒上门,说白了你怕的不过是那几颗石头。”

他的表情僵住了。

“你放心,”我说,“那三颗石头我不卖。谁想靠它发财,谁就打错算盘了。”

董刚捷脸上的笑没了,讪讪地提着酒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底很平静。

那石头是有分量,可那不是我的。

我修了12年铁路,一分一厘都是自己挣的,睡得踏实。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一趟镇上的珠宝店。老板是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头,拿着放大镜看了足足十分钟,放下眼镜,抬头看着我:“哪来的?”

“家里寄的。”

“正经来路?”

正经来路。

老板沉思了一下:“你这三颗原钻,质地很好,不小。但真要出手,得走渠道,一下子卖不上价。你要是想卖,我帮你联系买家。”

“我不卖。”我说,“我就拿来问问,这东西是真是假。”

“真的。真的不能再真了。”

我点了点头,把钻石装回盒子,揣在怀里,骑车回来了。

路过家门口的时候,我看见爹站在院子门口。他穿着那件褪色的蓝棉袄,手里攥着一根烟,没点。他看着我过去的背影,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蹬着车过去了。我知道他看见了。他没问,我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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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第二天,我干了一件让全村人都看不懂的事。

我把村里那条烂了十几年的石子路,给修了。

说是修路,其实是用我修车攒的料,砂石、水泥、碎砖,一点一点地补齐了路上那些大坑。

一开始,就我一个人干。

雅琴和思妍也来了,她们穿着雨靴,戴上手套,搬石头,铲沙子,也不说话。

村里的爷们儿站在路边看热闹。有人问:“英耀,你这是干啥?用那三颗石头买路的钱,捐给村里了?

我没答话,只是把一块大石头搬上车斗。思妍抬起头,擦了擦汗,用半生不熟的土话说:“路……烂的,走不动。把它修好,娃娃上学好走。”

一个老婆婆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回家端了一碗水出来。她递给我:“英耀,喝口水。这路,修得好。”

我接过水碗,灌了一口。水是凉的,烫心。

第二天,有人来帮忙了。

先是冯三,捋起袖子,也跟着搬了几块石头。

后来,村东头的赵大叔,也骑着三轮车拉来了一车沙子。

再后来,来帮忙的人越来越多。

刘秀娟大婶没来帮忙,但她每天站在路口看一会儿,嘴巴不饶人:“这路要真能修好,我头都割下来给你们当凳子坐。”

我听见了,没搭话。

半个月后,路修通了。

从村口到镇上的那段路,从原来的灰泥塘子,变成了一条平整的沙石路,能骑自行车,能开三轮车,连拖拉机走上去都不颠了。

那天下雨。我蹲在路边的土坡上,看着雨水从路面冲过,顺着新修的排水沟流走。雅琴端着一碗热水,蹲在我旁边。

“路,修好了。”她说。

“嗯。”

“你怎么不把这石头卖出去?别人都说,你傻。”

我把手里的烟掐灭。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