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中国有多少精神障碍患者？
大约1.3亿。
2023年呢？
1.91亿。
33年间，增长了近五成。
这个数字来自2026年7月发表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上的一项研究。研究团队来自中国疾控中心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23的最新数据，系统评估了1990年至2023年中国各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与疾病负担。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数字。它是一张时代的心电图——记录着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背后，14亿人精神世界承受的真实代价。
很多人一听到“精神障碍”，想到的是精神分裂症，想到的是那些在街头自言自语的人。
但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精神障碍的“主力军”早就变了。
2023年，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始终是中国最普遍的精神障碍，二者合计贡献了超过六成的疾病负担。其中抑郁障碍占精神障碍总伤残调整生命年的35.6%，焦虑障碍占26.3%。
换句话说，真正压垮中国人精神的，不是“疯了”，而是“焦虑得活不下去”和“depressed到起不来床”。
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速。在过去30年里，有一类精神障碍的患病率涨幅远超其他——进食障碍，暴涨了63.4%。这个亚型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等，多发于青少年和年轻女性群体。它的飙升，映射的是一个以外貌和瘦为审美标准的社会，对年轻人心智的侵蚀。
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30年来基本稳定。
时代没有制造更多的“疯子”，但制造了更多的焦虑者、抑郁者和失眠者。
1.91亿人。平均每7到8个中国人里，就有1个正在经历精神障碍的困扰。
但1.91亿只是保守估算。如果加上没有达到临床诊断标准、但正在经历不同程度心理困扰的人，数字要大得多。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中国约有2.7亿人正在经历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占总人口的19.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团队的全国流行病学调查则显示，中国成人精神障碍终生患病率为16.6%，约2.3亿人。
还有专家估计，中国约有3亿人正经历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
无论你取哪个口径，结论都一样：这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这是一个覆盖了至少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国民的系统性困境。
抑郁症患者超过9500万。焦虑障碍患者约5000万到8000万（不同统计口径）。
2024年，全国精神病院门诊量达到4680万人次，同比增长10.2%。住院人次295万，同比增长7.8%。新发病例1270万例，同比增长7.6%。
数字在涨。不是因为我们诊断得更多了——虽然这也有一部分原因——而是因为生病的人确实更多了。
为什么增长如此迅猛？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只看医学。要看社会。
《柳叶刀》那篇研究的原文写得很直接：
“精神障碍负担的增加与中国深刻的社会经济转型相吻合。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在使大量人口脱贫的同时，可能也带来了新的心理压力。”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中国人富了，但也累坏了。
这30年，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飙升到2025年的67%以上。数亿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从稳定的生活节奏被抛入永不停歇的竞争机器。
传统的社会支持网络——宗族、邻里、单位——被逐一瓦解。取而代之的是996、是KPI、是房贷、是鸡娃、是35岁被优化。
研究数据显示，经济状况变化、贫富差距扩大、离婚率上升等社会变迁因素，被证实与1990年至今国民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趋势直接相关。
经济增长不等于心理健康。恰恰相反，在某些阶段，经济增长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消耗品。
在所有年龄段中，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心理健康恶化速度最为触目惊心。
《柳叶刀》2025年发表的研究显示，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整体患病率为8.9%——大约每10个孩子里，就有1个正在经历需要专业干预的心理困扰。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低到了13.4岁。
《2025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的数据更加令人窒息：
- 小学生抑郁检出率约10%——每10个孩子里1个
- 初中生约30%——每3个孩子里1个
- 高中生约40%——每5个孩子里2个
抑郁检出率随年级阶梯式上升，像一条不断攀升的死亡曲线。
14至18岁青少年心理障碍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比例达7.4%。焦虑检出率高达34%，压力问题达到54%。
为什么会这样？
一项覆盖全国28个省区的调查显示，“升学压力”是影响学生焦虑和抑郁的最主要因素，占比高达54.66%。76%的高中生存在“即便成绩优秀仍担心落后”的过度焦虑。初中生学业压力感知率从初一的57.4%一路飙升到初三的74.1%。
中考分流、高考竞争、过度补习——三者构成一个闭环：压力导致焦虑，焦虑拉低成绩，成绩下滑加剧焦虑。
全国中小学生休学率较5年前增长了240%，其中67%与情绪障碍直接相关。青少年厌学率攀升至23.8%，74.9%的高中生想过拒学。
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团队的追踪研究覆盖42万名青少年，发现约14.8%出现了“四无”现象：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无能力、对生命感到无意义。
心理学界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空心病”。
他们不是不够努力。他们是努力到空心了。
如果这1.91亿人能看上病、治好病，事情至少还有转圜余地。
但现实是：仅有0.5%的精神障碍患者得到了充分有效的治疗。
0.5%。也就是说，200个精神障碍患者里，只有1个人在接受合格的、持续的治疗。
什么叫“充分有效治疗”？标准其实并不高：遵医嘱服药不少于30天、复诊不少于4次，或者在精神卫生机构接受不少于8次心理治疗。就这个标准，99.5%的患者没有达到。
为什么？
第一，病耻感。
在中国，精神心理问题至今被大量人群等同于想不开、矫情、意志薄弱甚至“疯子”。48.9%的青少年出现心理困扰时选择隐瞒，错过早期干预时机。很多成年人宁可扛到崩溃，也不愿意走进精神科的大门。
第二，资源严重不足。
全国精神科执业医师约6.4万人，每10万人口仅约3到5名——这个数字远低于WHO推荐的10名基准线，更远低于高收入国家12到13名的水平。1.91亿患者对应不足7万名精神科医生。有精神科医生自嘲说，自己需要服用抗焦虑药物，才能支撑着看完当天的门诊。
第三，农村几乎是盲区。
农村地区精神障碍患者的就诊率仅为21.4%，不足城市52.6%的一半。农村青少年抑郁症状患病率29.5%，反而高于城市的23.6%。留守儿童抑郁风险30.7%，高于非留守的22.8%。最需要帮助的人，离医疗资源最远。
2024年，国家卫健委在医政司新设了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处。2025至2027年被定为"精神卫生服务年"。全国心理援助热线12356已开通。全国精神卫生医疗服务机构约6000家，比2010年增加了205%。
这些是进步。但面对1.91亿患者和2.7亿心理困扰人群，这些进步还远远不够。
回头看这30年的数据，有一个悖论值得深思：
中国的整体自缢率在过去30年是大幅下降的——从90年代的较高水平降到了2025年的约8.2/10万。这得益于农药管控、经济发展和基本社会保障的改善。
但与此同时，精神障碍的患病率却在攀升。患病人数增长了近五成，疾病负担增长了18.4%。
自缢率在下降，但活着的质量在恶化。
人们在物理层面上没有走向极端，但在精神层面上，正在被持续地消耗、磨损、掏空。
这种消耗不是突然发生的。它藏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切里：凌晨还在亮灯的写字楼、永远回复不完的微信群、孩子书包里越来越重的课本、父母嘴里反复念叨的“别人家的孩子”、深夜刷手机时突然涌上来的空虚感。
徐凯文博士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口超千万的南方经济发达城市，新冠前每年仅记录8起极端事件，而现在已超过200起。全国范围内的年发生量已达五位数。
一个社会的经济体量可以用GDP来衡量。但一个社会的精神体量，用什么来衡量？
也许就是这1.91亿个沉默的数字。
他们不是“矫情”的一代，也不是“脆弱”的一代。他们是一个在30年内走完了别人100年城市化进程的社会里，承受着最集中、最剧烈精神压力的人。
中国经济奇迹的账单，终究要由每一个普通人的神经系统来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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